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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圈文化体制论》；还有的是提交给当局的秘密文件，如矢代幸雄的《对支文化工作的目标与它的方策》。其中，关于矢代幸雄的《对支文化工作的目标与它的方策》，据当代中日文献研究专家严绍璗教授介绍，这一报告厚达一百多页，从未公开过，封面上有一粗大的“秘”字，严先生于1985年从日本国家档案馆中发现并抄出，并在他的《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中做了一些介绍。《对支文化工作的目标及其方策》分“序：基础性的考察”、“人心收揽问题”、“对支最高干部与文化顾问”、“对支艺术政策”、“文化上的日支提携问题”、“以支那为中心的日本海外宣传”等十章。矢代幸雄十分强调“对支文化工作”的重大意义。他认为，“确立新的对华文化政策的目标，是目前所有事情中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军队的进出，仅如同皮肤的接触，而非人心的接触。为其后安定之计，必须全力进行‘枪后’的文化工作”。他强调，在现阶段，对支文化工作是万事之首，而这一工作的全部目的则在于“收揽人心”，即收揽中国人的心，所有对华工作，都必须集中于这一点。他露骨地说：“所谓文化工作，以古语而言，正是人心收揽之术。近代语言中以为过于露骨，故名之曰‘文化工作’。然而，正是这‘文化’的美名，常常使工作中失却了主要的目标，现在，必须使文化工作重新返回到最初的目标上——以日本为中心的人心收揽术。”他指出收揽人心关键在于收揽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说“统观历史与现实，征服中国最头痛的便是知识分子的动向”。“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由广袤的土地和强有力的自然所培养起来的，其影响之深远，常出乎日本意料之外。”鉴于“对支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和困难性，他强调“对支文化工作，是日本对支总战略的一部分，因此必须有最高干部参加，并确立对支文化工作的系统”，“各级组织应该把对支文化工作作为实现国策之大目标而积极行动”。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一份典型的“对支文化工作草案”（1）
最全面、最露骨、也最典型的“对支文化工作”的方案，莫过于一个名叫宇田尚的人提出的《对支文化工作草案》。
图27宇田尚《对支文化工作草案》
版权页书影
宇田尚是一个文化人。据1938年出版的《中国文化情报》第七号《教育及一般文化知名人士的动静》中载，宇田尚当时为“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前日本东洋女子齿科专门学校校长”，可以说他是日本派遣到中国实施“对支文化工作”的前锋。宇田的《对支文化工作草案》一书长达381页，1940年4月由改造社出版，在论述“对支那文化工作”的书籍中堪称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作者在序言中称，“本书是对支问题三部书中的第一部，就对支文化工作中的基本问题做了原则性的阐释。在第二部中将做指导原理的详论，在第三部中涉及具体工作方案。”作者所预告的第二部和第三部到头来终于胎死腹中，但这第一部实际上已经把它的方案——不论是原则的还是具体的——都讲清楚了。
宇田尚在第一篇“序说”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人关于支那的知识贫乏”，“表现出的是无知”，但他接着赞扬了日本的军部，认为“对支那持有关心并不懈地予以重要研究的只有军部。军部早在蒋政权统一的时候就洞察到日本应如何出手。这一洞察成为军部的一种传统并对支那研究大有促进”。他断言：“除去军部之外，了解支那的人没有。”所以他呼吁重视对支那的研究，特别是重视对支那“文化工作”的研究。
宇田尚强调对支文化工作要有明确的“指导精神”，认为：“正确的文化工作必须以正确的理念为基础，而各种工作都是这一根本理念的体现。换言之，只要不先确立正确的理念，文化工作将无法协同有序地进行。”“因此，对支文化工作必须首先有一个确实的理念——即指导精神。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假如不确立这种指导精神（也可以称为对支国策）的话，国民就难以从内心里理解并支持。”他还强调对支文化工作要服从日本的侵华国策。说：“我国的知识阶级历来主张学术的自由。学问的独立不能受外部因素的侵犯。学术的尊严性就建立在它本身的权威之上。这种想法是随着日本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普泛化而必然产生的现象。故在日本只要克服自由主义，学术的独立、学问的自由的思想同时也就必须克服。”他认为，今后在日本任何的学术研究都得“服从国是”，都不能有违“国体”。
宇田尚一连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论述所谓的“今次事变的思想性”。他指出，一般日本人都认识到这次事变不仅仅是武力战、经济战，也是思想战，但要问这次事变有什么“思想性”，未必有明确认识。他强调，“这次事变和思想有着重大而且根本的关系，这就是这次事变的特征”。他认为，这次战争和别的战争内容与性质完全不一样，因为在支那背后有着拼命维护欧洲资本主义剥削的英美法苏联等国家，有他们所提倡的自由主义，而这次战争就是要纠正吸亚细亚鲜血的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并以此积极地“教化支那民众”。这是一个文化问题，如果在这一点上失败了，那么即使军事战和经济战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那也是一时的胜利，不能使胜利的成果保持长久。这就使得“这次事变具有高度的思想的性格，这就是事变的真正的特征”。他又进一步指出，这次事变就是要以军事行动彻底打垮蒋介石政权，为什么？就是因为蒋介石是欧美文化的代表，蒋介石统治下的支那，和日本人的教养根本不同，因为支那人丢掉了“东洋的教养”，而彻底地欧美化了，如果放任蒋介石在欧美文化的道路上走下去的话，“那么，支那越是‘进步’，就越凶恶，就越破坏东亚的和平。这就好比让一个疯子持刀在大街上乱砍一样”。由此，宇田断言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圣战”。“从战争的目的上来区分，大体可以分为圣战和侵略战两种。圣战是必须打的战争，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又能够矫正对方的错误，这就是圣战；又，将那些阻碍人类进步的、妨碍高尚文化的推进和创造的人打倒，就是圣战。相反，侵略战只是为了本国一方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这是要不得的战争，是在世界上制造不公正的战争。”他进一步把日本发动的战争说成是弘扬所谓“东洋文化”的战争。他说：世界文化可以分为东洋文化和欧洲文化。其中欧洲文化已走向穷途末路，“东洋文化在支那和印度早已失去了生命。东洋文化的精神只保存在日本文化之中”。
宇田尚设问道：“在这种情况下，新文化的可能的创造者是谁？人们早就说非日本莫属。但这些说法还有浓厚的独断色彩，还没有超出盲目信念的范围，还缺乏更正确的说明。谁是可能者，这是有诸种条件所决定的，日本民族果真具备了这些资格吗？这需要严密地论证。”宇田尚的所谓“严密的论证”是这样的：有资格创造新文化的国民，其第一个资格“是对东洋的精神的、综合的、静的、保守的文化有充分的理解，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后具有直觉力、选择力、吸收力和拥抱力的国民”；第二个资格是“对于欧洲的物质的、斗争的、积极的文化，也要有同样应对能力的国民”；第三个资格是“将东西方的两种不同的文化综合起来，调和起来，依靠其综合能力而把握东西方异质文化各自的长处，并由此具备创造新文化的可能性”。他认为日本是唯一具备这三项资格的民族——
为了维护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之血肉的东洋文化——只有日本人才保有这样的文化——在此基础上融合欧洲文化并创造新文化，并将这种文化推向世界，就无论如何也要彻底打倒蒋政权。这就是今次事变的内在的意义，也是打倒蒋政权的必须具备的第一义的理由。（《对支文化工作草案》第67页）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一份典型的“对支文化工作草案”（2）
显然，宇田尚在这里所使用的并非是“严密的逻辑”，而是彻头彻尾的“独断”。东洋文化如何在中国和印度“早已失去了生命”，又如何唯独在日本能够保持生命？为什么日本学习西方文化是“融合”，中国学习西方文化就不是“融合”？这些强词夺理的胡言乱语，却包含着宇田尚明确而清醒的意图，他就是要说明，此次对中国的战争，不能只是以武力征服和经济掠夺为目的，不能只在军事和经济层面上进行，那样的话，日本在中国的利益不能持久；重要的是要在思想层面上进行，以便从根本上、从精神上征服中国人。“事变”不过是第一步，“打倒蒋政权”也不过是一个前提。这就是他所说的“事变的思想性”的实质。
宇田尚说，要做好“对支文化工作”，前提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原理”，“指导原理”也就是“大东亚新政治体制”的“指导理论”。而这个“指导原理”的确立“对日本而言是一个最深刻的宿命的课题”。在他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现有的观点和看法有些混乱。他指出，在几个有关“指导原理”的看法中，把“王道”作为指导理论似乎最为有力，但他认为来自中国的“王道”这个词及其所包含的思想，不足以成为“指导理论”，而日本有“皇道”一词。“皇道”和“王道”有一些共同点。在中国，“王道”所赋予的王者的政治地位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中国的皇帝经常被推翻，便沦为“霸道”，没有日本天皇那样的纯粹性和权威性；而在日本，“皇道”中的天皇的地位是绝对的、“至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