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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不觉，没有必要采用散发传单的方式。张国焘在散发了一部分传单后，遭到同志们的斥责，才恍然大悟自己这样做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暴露陈独秀的真实身份，授人以柄，于是就不再散发了。这更说明张国焘散发传单的目的只是为了营救陈独秀，并不夹杂个人私利。这当然只是我们的推测，事实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发掘史料和进一步研究。
九 首次莫斯科之行
1919年巴黎和会之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远东的争夺。为了协调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重新调整帝国主义各国在远东，尤其是在中国的利益，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会议，这实质上是继巴黎分赃之后的又一次分赃会议。
为了揭露华盛顿会议的侵略实质，唤起远东人民的觉醒，共产国际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政策，决定于华盛顿会议期间，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大会。
中国方面接到会议通知后，便积极组织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于这是一个包括远东各国各革命团体的会议，所以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党派和阶层。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并且被指定为中国代表团团长。
行前，中共中央给张国焘的任务是： 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研究苏俄及其他各国的革命经验。
1921年10月中旬，张国焘肩负重任，第一次离开祖国前往苏俄。
旅途中，苏俄内战时期留下的破败损毁的迹象随处可见，帝俄时代的文化遗迹比比皆是。从远东共和国的首都赤塔到伊尔库茨克的途中，发生在一个车站上的事给张国焘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他后来在《我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车站上那些俄国的男女老幼，看见了我们这些黄脸孔的客人，常常以轻蔑的口吻说： “要不要盐？”这虽然是他们一句很普通的话，我们听来却都莫名所以。后来终于在车站上遇到一个华侨，将这句话的含意弄明白了。这故事的起源据说是这样的： 从前居住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华侨的先人死了，他决意要将先人的尸体运回家乡安葬。俄国只有薄木板的棺材，他恐怕日久尸体毁坏，便用盐将尸体像腌肉一样的腌好，再行运回。这故事的是否真实系一问题；但是，“要不要盐？”便成为俄国人嘲笑或轻侮中国人野蛮的一句话了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78页。。
这件事在张国焘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认为俄国人看不起中国人有历史上的原因，这种傲慢骄横的民族沙文主义，正是沙俄时代大肆吞并中国领土的思想文化基础。这种想法一扫他踏入异国他乡的新鲜感，而增加了几分不快。
伊尔库茨克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重要城市，共产国际远东局就设在这里。张国焘一行到达后，住在远东局事前安排好的一幢两层楼的招待所里。
11月至12月间，远东大会的筹备会议在伊尔库茨克举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在会上作了演讲，各国代表具体了解到远东局的情况，并报告了各国革命团体的情况。张国焘代表中国向大会提供了报告。代表们还应邀出席当地举行的苏维埃大会、联欢会，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通过这些活动，代表们看到，尽管由于连年战争和反革命叛乱，苏俄经济极不景气，但人民获得解放的喜悦和当家作主的自豪感，以及在劳动和工作中的主动精神，无不表明了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任和实现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
在此期间，中国代表团时常开会。由于张国焘是代表团负责人，会议自然由他负责召集。据胡公冕在中国出席远东会议的代表团名单上没有胡公冕。据胡公冕在《我的经历》（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期）中回忆： “1922年春，我离开浙江第一师范赴苏联，同行者有汪寿华、梁伯台、华林、谢文锦、傅大庆等十余人，拟进莫斯科东方大学。我们由上海乘轮到海参崴，不料到时该处已被白党占领，我们即取道中东路赴哈尔滨，经松花江到阿木尔省。我忽然患伤寒症，住医院五十天，病愈后，经赤塔到伊尔库茨克，此时第三国际正在莫斯科召集远东民族大会，党指定我为出席代表。”回忆：
张国焘在开会时表现他个人英雄主义，惹起代表们的不满。有一次，我在会上批评了他，颇得大家的同情。当时张国焘不知道我是党员。到莫斯科后，由瞿秋白召集党小组会议，批评我不应该在群众参加的会上随便批评同志，打击了党的代表在群众中的威信。结果，党处分了我半年无被选举权。我表示完全接受。回国后，因我在工作中表现得很好，不到半年，党撤销了对我的处分。胡公冕： 《我的经历》，《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期。
由于伊尔库茨克离莫斯科太远，共产国际领导人不便出席，当时到会的人数又太少，才七八十人，所以共产国际决定会议移至莫斯科举行，以示隆重。年底，远东局接到莫斯科的电报，指示大会改在莫斯科举行。这一改动使代表们无不欣喜万分。1922年元旦，中国代表团启程，经九天的旅行后抵达莫斯科。
1922年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共44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39人，只有发言权的非正式代表5人。在39名正式代表中，有两名是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学生的代表。从代表的派别看，有共产党员14人，青年团员11人，国民党员1人，无党派人士13人。从代表的成分看，有工人9人，农民9人，知识阶级和学生20人，其他1人。这些代表都是以不同地区、不同团体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
据《远东共产革命党代表大会代表调查表》所载，来自中国本部的代表团成员有： 邓培、赵子俊、黄碧魂、王居一、王寒烬、倪忧天、张亚伯（即张秋白）、于树德、欧阳笛渔、王光辉、黄凌霜、高尚德、郝天柱、张国焘、林育南、梁万鹏、宣中华、蒋佛生、王福源、贺恕、王尽美、许赤光、冯菊坡、王筱锦、宋伟年、李雯初、夏曦、马念一、邓恩铭、夏揆生、贺衷寒、刘一华、唐道海、王振翼、马章禄、朱枕薪，共36名，另有1人因先行回国，未登记。俄国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号495号，目录号154。
出席远东会议的，除中国代表团44人外，还有来自朝鲜、日本、蒙古等东方国家的正式代表131人和非正式代表17人。
大会选出萨法罗夫全名格奥尔基？萨法罗夫（1891—1942），1921年负责组织共产国际中东部和远东处，同年11月，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5年因参加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被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免去中央委员职务；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重新入党。1929年至1930年，再次进入共产国际远东处。1930年12月，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处参加了专门研究中国事务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到1934年再次被联共（布）开除前，一直为共产国际工作。后来被捕并遭流放，1942年去世。、加藤、张国焘、罗易、贝拉？库恩等16人组成主席团，并推举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片山潜、斯大林五人为名誉主席。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代表共产国际致开幕词。他指出，这次大会的目的是“同远东的劳动群众，同从远东来到共产国际所在地的这个国家的代表们达成一项协议”。他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全世界特别是远东劳动者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争取最后战胜世界资本主义”。《远东各国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彼得格勒1922年英文版。
1月23日，季诺维也夫又向大会作了《国际形势与华盛顿会议结果》的报告，揭露了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列强以“民主”、“进步”为幌子，行争夺和瓜分远东之实。他指出共产党人和民族革命运动的领袖们的联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设法提出这两股巨大力量的联合和合作的办法，那么，我们的代表大会就会具有普遍的历史意义。”
根据这个报告，大会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及远东形势》的决议。决议指出“远东各被压迫民族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有效途径，是远东各国劳动群众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远东各民族的劳动群众只有同世界无产阶级一起战胜帝国主义者，才能保证自己的自由发展”季维尔： 《共产国际的五年（决议和数字）》，《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6辑，第290页。。
国际形势报告结束后，远东各国代表分别介绍本国情况。中国代表先后有六人在大会上发言。张国焘就中国形势问题作了主要发言。他介绍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情况、土地关系和农民状况以及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最后，他说： “我们这个会议，有绝大的希望。自此以后，我们劳动阶级，必团结一致；我们各民族间，必联络一气；我们革资本家的命，必一举成功。”罗章龙： 《椿园载记》，东方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77页。
张国焘发言之后，邓培介绍了中国铁路和冶金工人罢工的情况、中国工会组织的情况以及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酷剥削的状况。于树德介绍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外国资本控制中国工业、外国货物充斥中国市场，致使手工业者破产等情况。张秋白介绍了国民党的现状和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的情况。女代表黄碧魂介绍了中国妇女运动的状况。
1月26日，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作了题为《民族殖民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