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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里，张国焘将在《职工运动复兴及其应取之方针》一文中提出的“争自由运动”进一步阐释为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同盟罢工的自由”。如果说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是号召工人为争取经济利益而斗争，那么争取自由权则是号召工人为争取政治利益而斗争。将工人运动由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这就是张国焘领导的职工运动委员会的策略。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对于促使工人运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后不久，就爆发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这一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进行政治斗争的标志。
5月14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的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中国工人举行大罢工。15日，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10多名。5月16日，上海日本纱厂2万多工人举行同盟罢工，35个社团召开联席会议，组织了“日本残杀同胞雪耻会”，号召上海各界民众支持工人罢工。
顾正红惨案发生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等决定统一领导这次斗争。5月24日，中共中央通过上海工会组织召开了有1万多人参加的顾正红追悼大会，但遭到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的镇压，拘捕工会活动分子和参加追悼会的学生多人。
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各界人民的反帝政治斗争；决定5月30日在租界举行反帝示威活动；还决定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于6月1日公开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刘少奇来到上海，也参加了总工会的领导。上海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活动。
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2000多人组成讲演队，在租界各马路进行反帝宣传，租界当局又出动巡捕，逮捕了100多名学生，关押在南京路老闸捕房。消息传开，数千人奔赴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巡捕开枪打死学生5人，市民11人，重伤十余人，逮捕40多人，南京路上顿时一片腥风血雨，是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张国焘正是在这一天由广州返回上海的。当天晚上，他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领导上海人民实行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
五卅反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中共中央领导人全力投入到运动之中。张国焘作为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人，更是四处忙碌，多方接洽。
五卅运动期间，张国焘在《新青年》第2号发表了《“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文章分三部分： 一、“二七”前工会运动之发展；二、“二七”大罢工始末；三、“二七”后的工会运动。文章详细论述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回顾了几次重要的工人运动的历史，总结了经验及其教训；介绍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前后的情况。这篇文章是研究“二七”前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史料。但它的缺陷在于着重叙述了铁路工人运动方面的情况，对其他行业的工运谈得较少。
上海人民的反帝示威大会
五卅反帝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把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引向深入。它与省港大罢工一起，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第二次高潮的到来。
五卅运动的一个可贵成果是将武装问题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
五卅惨案的发生，工人运动的实践，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意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他们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提出了“武装平民”的口号和“建立真正人民的武力，统一的国民政府军”的主张。这时，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也从中国发展变化的形势中认识到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的重要性。
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对在中国建立革命武装的问题一向很重视。从1924年以来，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一直没有间断过。但无论是军事人员，还是武器弹药，都给了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或者是北方的冯玉祥，其目的是通过援助，使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和北方的国民军转变成为工农打天下的革命军，根本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武装的设想。但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反帝运动在全国的深入开展，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开始将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军事武装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7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政治书记瓦西里耶夫写信给中共中央，专门谈到组织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问题。详细内容见《瓦西里耶夫给中共中央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38—642页。8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中国革命武装力量和使人民群众做好战斗准备方面要十分细心地对待和坚持不懈地做工作。《草案》还对如何积蓄自己力量和瓦解敌对力量作出了详细指示。对于组建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委员会军事部以及各军事部的具体组织结构和职能也提出了要求。详细内容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57—664页。
瓦西里耶夫的信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必要性。但这时五卅运动已走向低潮，上海总商会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于6月26日宣布无条件结束总罢市后，统一战线破裂，形势发生了根本逆转。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迫害面前，工人阶级处于孤军作战的状态。中共中央只得采取有组织的复工措施。从8月下旬到9月下旬，各厂工人在争得资本家接受部分经济要求后，开始复工。五卅运动遭到挫折。
尽管如此，在9月28日至10月2日北京举行的中共四届二中全会上，对于大力发展工农武装力量这一点还是极为重视的。会议指出，在“五卅”血腥惨案中，我们丧失了许多勇敢的分子，在工人群众中造成了从来没有的革命心理。“党应当利用这种革命心理，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最忠实的分子”，成立“十人队”、“百人队”，以武力保全自己的利益和抵抗敌人的袭击。为了加强对工农武装的领导，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后改称军事部。
军事部由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三人组成，张国焘兼任军事部部长。设组织和情报两部分。军事部成立后，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建立各地军事部。在北方建立了以李大钊为主任、赵世炎为委员的军事部；在广东建立了以谭平山为主任，陈延年、周恩来为委员的军事部；河南省的军事部由王若飞负责。张家口、西安、汉口、上海、济南和沈阳等地设特派员。
分配从莫斯科归国的一批军事干部到各地。其中去广东的最多，有聂荣臻、叶挺、熊雄等12人；其次是北方，有李林、范易等11人；王一飞、颜昌颐等3人留在中央军事部，负责日常工作，由颜昌颐任技术书记。
在上海开办训练班，建立了2000人的战斗队；并派人到孙传芳的部队去作调查，搜集情报，开展兵运工作。
向冯玉祥国民党派出调查员。
11月21日，张国焘在《向导》第136期发表了《反奉战争与革命民众》一文，阐明了他作为中共第一任军事部长对战争与武装的见解。
针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反奉战争，文章首先提出，“战争是人类的恶魔，是全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继而指出： 军阀间相互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挑拨、引诱和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结果。但这次反奉战争不同，由于奉系军阀投降英、日帝国主义，破坏了“五卅”以后全国形成的对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使帝国主义重新嚣张起来，所以，反奉战争已超过了直奉军阀之战的界限，成为有国民军、国民革命军以及民众势力参加的反奉战争，并且以民众做后盾的国民军和国民革命军是这次战争中反奉的主力军。这一点是与历来战争不同的。
张国焘在文章中还进一步阐发了中共中央四届二中全会关于武装民众的思想，提出了以民众武装的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见解。他指出： “惟有武力可以打倒武力，惟有武装的革命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工具，惟有民众武装可以保障永久的和平。”这次反奉战争，“若没有民众的武装势力参加，这次战争便又是军阀的相互战争。……所以民众积极参加反奉战争可使军阀的相互战争成为民众反奉战争，就是民族解放的战争；而且民众参加的结果，革命民众才能渐次武装起来，民众武装起来的结果，才能对外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才能肃清军阀，成为保障人民利益的民众武装。”这就是说，只有民众参加的战争才会改变战争的性质，使军阀战争成为民族解放战争；民众只有武装起来，才能战胜国内外敌人，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这个观点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普遍看法，也代表了当时中共对民众武装理解的最高水平。
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陈独秀、张国焘、任弼时、杨之华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