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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汁汽水。”
“啊，我看也像。怎么不来点真的？”
“最近我在戒酒。”
“哦，真的？”听到这句话，他的灰眼睛盯着我。他拿起杯子，喝掉了一半，砰地一声把杯子放回到破旧的木桌上。“你的主意不错，”他说，我以为他指的是姜汁汽水，哪知他的话题已转。“辞职。退出。你知道我想怎样？我只想再干六年。”
“然后就干满二十年了？”
“然后就满二十年了，”他说，“我就能拿到养老金了，然后我就他妈的一走了之。离开这个工作，离开这座该死的城市。佛罗里达，得克萨斯，新墨西哥，找个温暖、干燥、清洁的地方。噢，佛罗里达不行，我听说那儿到处是该死的古巴人，那儿的犯罪率跟这儿不相上下。再说那儿又是毒品转运站。还有那些疯狂的哥伦比亚人。你知道他们吧？”
我想起了罗亚尔·沃尔登。“我认识的一个家伙说他们还好，”我说，“他说你不骗他们就行。”
“你肯定不敢骗他们。你看到长岛那两个女孩的新闻了吗？应该是六个月、或八个月之前的事了。姐妹俩，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四岁，人们在一家废弃加油站的储藏室里发现了她们，双手反绑，头部各中两枪，用的是小口径手枪，我想是点二二口径的，但谁在乎呢？”他把余下的酒喝光，“嗯，案子很离奇。没有强暴，什么都没有。像是私刑，但谁会处决两个十来岁的姐妹呢？嗯，结果案子不查自明，因为一个星期之后，有人闯进她们家杀死她俩的妈妈。我们在厨房发现她，晚餐还在炉子上呢。知道吗，这一家是哥伦比亚人，父亲从事毒品买卖，那是当地除走私翡翠以外最主要的营生了——”
“我还以为他们种了很多咖啡呢。”
“那也许只是幌子而已。我说到哪儿了？关键是，一个月之后，那个父亲死在哥伦比亚的首都。他骗了某人后逃之夭夭，最后他们在哥伦比亚逮到他，但他们先杀了他的老婆孩子。瞧，哥伦比亚人，他们另有一套规则。你耍他们，他们杀的不只是你。他们灭你满门。孩子，无论几岁，都难逃一死。就连你养的小猫、小狗，热带鱼也不放过。”
“上帝。”
“黑手党一向顾及家人。杀掉你时，他们甚至精心安排以确保不让你的家人看到惨状。现在，我们的这些罪犯专杀全家。不错吧？”
“上帝呀。”
他双手撑着桌子站了起来。“这一轮我付钱，”他宣布，“我不用皮条客的钱给我买酒。”
回来后，他说：“他是你的客户，对吧？钱斯？”我没答话，他说：“嗯，妈的，你昨晚见了他。他想要见你，而你现在有了一个客户，你不想说出他的名字。二加二等于四，对不对？”
“我不能告诉你怎么去加。”
“假设我是对的，他就是你的客户。这只是为了便于讨论。你也不算透露内情。”
“好吧。”
他探着身子。“他杀了她，”他说，“那他为什么还要雇你调查呢？”
“也许他没杀她。”
“噢，肯定是他干的。”他摆摆手，挥掉了钱斯无辜的可能性。“她说她要离开他，他说可以，第二天她就死了。算了吧，马修。那是确定无疑的。”
“那我们回到你的问题上来。他为什么雇我？”
“也许是靠这个脱罪。”
“怎么脱罪？”
“也许他认为如果雇了你，我们就会认为他肯定是无辜的。”
“但你根本没那么认为。”
“没错。”
“你认为他真会那么想？”
“我怎么知道某个吸毒的黑鬼皮条客想些什么？”
“你认为他吸毒？”
“他总得把钱花在什么上吧，是不是？他不会用来去付乡村俱乐部的会费，或是在慈善舞会上买个专席吧。我来问你点问题。”
“问吧。”
“你真以为他有可能没杀她？没陷害她或雇人杀她？”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为什么？”
“首先，他雇了我。而那不会让他脱罪，因为我们又能给他定什么罪呢？你已经说过，根本无法给他定罪。你正准备把这个案子搁置起来，去办别的案子。”
“他不一定知道这些。”
《八百万种死法》 第四部分要跟她的皮条客决裂（1）
这一点我暂且不谈。“从另一个角度看，”我提议，“假设我从没给你打电话呢。”
“什么时候的电话？”
“我打的第一个电话。假设你不知道她要跟她的皮条客决裂。”
“如果没从你那儿获得这个消息，我们也会从别处得到。”
“从哪儿？金死了，钱斯不会主动提供信息。我敢肯定世上没有其他人知道。”除了伊莱恩，但我不打算把她牵扯进来。“我认为你不会知道这个信息的。不管怎样，不会马上知道。”
“那又怎样？”
“那样的话，你会怎么看待这桩谋杀案呢？”
他没有马上回答，低头看着他快空了的酒杯，两条垂直的纹路弄皱了他的前额。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会怎么定位这桩谋杀案呢？”
“就像你打电话前我们下的结论。精神病干的，你知道吗？我们不许再这么称呼他们了。大约一年前上头下的令。今后我们不能称他们为精神病。我们得称之为EDP。”
“什么是EDP？”
“情绪失常者（Emotionally Disturbed Person）。中央大街某个混蛋闲得没事想出来的。这个城市挤满了疯子，而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倒是如何称呼他们。我们不想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不，我认为是精神病干的，开膛手杰克的现代版。打个电话招来妓女，然后把她剁碎。”
“如果真是精神病干的呢？”
“你应该很清楚。你希望自己能有足够的运气获得实质性证据。在这个案子中，指纹没多大帮助，那是个人来人往的旅馆房间，有上百万个模糊指纹，你无从查起。要是有一个大血指印就好了，你知道那非凶手莫属，但我们没这个运气。”
“就算你们运气好——”
“就算我们运气好，只有一个指纹也无济于事。除非你手头有个嫌疑犯。你无法单凭一个指纹就让华盛顿通缉全国的。他们会说你总会搜集到足够证据，但是——”
“多年来他们一直这么说的。”
“永远不可能。就算可能，到时我也干满余下的六年，到亚利桑纳州养老去了。如果没有可以顺藤摸瓜的实质性线索，我想我们就得等那个疯子再次作案了。再做几个作案手法相同的案子，他总会出现纰漏，你就能逮到他，然后把他跟银河旅馆的一些指纹相对照，然后就可以结案了。”他把酒喝干，“然后他讨价还价，认个过失杀人罪，最多三年就出来了，继续作案，但我不想重来一次。我向上帝发誓再也不想重来一次了。”
下一轮是我请。起初他觉得用皮条客的钱喝酒有失体面，但正是这些酒似乎又使他忘却了这一点。他已现醉态，但你得会看才能看得出来。他眼光呆滞，与之相配，举止也显迟钝。他谈话的方式是典型的醉鬼模式，像是两个醉鬼在礼貌对话，而实际上是在自言自语。
如果跟他喝得一样多，我是不会注意到这些的。但我是清醒的，酒在他身上一起作用，我就觉得我们之间的鸿沟急遽扩大。
我尽力把话题锁定在金·达基嫩身上，但总是办不到。他想要谈论纽约所有的弊端。
“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他身子前倾，压低嗓音，好像此时酒吧里并非只有我们两个顾客似的，其实只剩我们和酒保了。“我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是黑鬼。”
我没吭声。
“还有拉丁美洲杂种。是黑人跟拉丁美洲人。”
我提到警察也有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他马上反驳。“听着，别跟我说这些，”他说，“以前跟我搭档很久的一个家伙，他叫拉里·海恩斯，也许你认识他——”我不认识，“——他人很好，我能把命交到他手上。妈的，我确实曾经把命交到他手上。他黑得像煤炭一样，无论警局内外，我都没碰到过比他更好的人。但这跟我说的毫不相干。”他用手背抹抹嘴。“瞧，”他说，“你乘过地铁吗？”
“迫不得已的时候。”
“嗯，妈的，如果有其他选择的话，谁都不会乘地铁的。地铁是整个城市的缩影，设备动不动就坏，车厢里到处都是肮脏的喷漆，一股尿骚味。警察对那儿的犯罪无能为力，但我要说的是，妈的，我上地铁四处一看，你知道我到了哪里吗？我到了他妈的国外。”
“什么意思？”
“我是说他们不是黑人就是西班牙人。或是东方人，我们现在又多了好些中国移民，还有韩国人。韩国人现在可是杰出市民了，在城里开起一家家出色的蔬菜市场，他们一天干二十个小时，把孩子送进大学，但那全是阴谋。”
“什么阴谋？”
“噢，妈的，听上去很无知、很偏执，但我就是忍不住这么想。以前这是白人的城市，现在我总觉得自己是这里最后的白人。”
长时间的沉默。然后，他又说：“他们现在在地铁里吸烟。你注意到了吗？”
“我注意到了。”
“过去从没有过。以前就算有人拿斧子砍死父母，他也不敢在地铁里点烟。现在，咱们的中产阶级也在地铁里点烟，然后喷云吐雾。就是最近几个月的事情。你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吗？”
“怎么开始的？”
“记得一年前吗？一个家伙在PATH线地铁里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