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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个字。
这样我们就只说新文化运动了。我看过周策纵写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和陈万雄写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陈万雄是香港学者，他写这本书时香港还没有回归。周策纵是著名的美籍华人学者。他俩都认为陈独秀办《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陈万雄的书里还说，五四运动广义上包括了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周策纵的书，是专门研究五四运动的，他把五四运动的终止，定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北京成立反帝大同盟。新文化运动不能说也是这时终止的。陈万雄的书，不是一本成体系的著作，是本论文集，没有确定新文化运动的终止时间。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是一个美国学者写的，叫罗杰姆B。格里德尔，书名叫《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书中对新文化运动给了个明确的起止时间，他说：“我们认为，新文化运动前后大约是十二年，即从处于政治分裂和军阀主义边缘的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七年，这一年中国至少名义上重新统一在自称为早期革命继承者的国民政府之下。”止的原因他说了，始的原因，他说是因为这一年年底，袁世凯“发动一场运动复辟帝制，就任新王朝的开国皇帝。共和被强奸，但使袁的帝制阴谋最终受挫的一个极为重要原因，是敌对军阀和野心勃勃的继任者的嫉妒。在袁世凯去世的一九一六年一年中，军阀割据，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就连他的政府行使的脆弱的管理，也随着国家的分裂而不复存在。”（该书235—238页）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有正义感的各界人士，便起来寻求救国之道，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高潮。
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间，是一九一五年还是一九一七年，差别不大，承认五四运动是它的高潮就行了。关键是，这个学者给了个终止的时间，那就是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从此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不说新的时期了，总是进入一个不同以往的时期。这才是最重要的。可惜我们的学术界，总不愿意正视这个年头。常常是把一九二七年和以前的年头，都看作是旧中国，都看作一片黑暗。
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是十二年，这是从一九一五年算起。要是从一九一七年算起，就是十年了。从一九一七年算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陈独秀办《新青年》，一开始叫《青年杂志》，还有一个重要标志是蔡元培当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在我看来，后一个标志更重要些。
谁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呢，我也不论证了，直说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三人。陈独秀说过，五四运动应当由蔡元培、他、胡适负责。他有资格说这个话。这三个人，都是主将，他们的作用是不相同的。蔡元培是主将，也是一面大旗，陈独秀和胡适都是他引进北大的，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环境，才有他们后来的发展。陈独秀的作用主要在思想方面，胡适的作用主要是倡导白话文，是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也是先行者。中国的第一本白话诗是他写的，也写过小说和戏剧，只是这个人没有多少创作方面的才能，用他的话说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不管怎么说，白话文，新文学运动，他是当之无愧的主将。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3）
那么鲁迅是个什么角色呢，也很了不起，是一员大将，是一员健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胡适说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后，胡适曾给以热烈的赞扬，高度的评价，说他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一九二二年胡适写了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有一部分，回顾了五四运动前后的小说创作，说这一年多来，小说创作成绩最好的是鲁迅，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说数量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到了晚年，胡适还是这个看法。一九五八年，胡适已六十七岁了，这年五月，胡适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仍然肯定鲁迅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
大将、健将，跟主将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将，不说健将了，就说大将吧，大将是听命于主将的。主将是统帅，或者说是统帅之一，大将是带兵作战的，或者说是某一方面的首领。主将是号召者，大将是实施者。胡适是白话文、新文学的倡导者，鲁迅是白话文、新文学的实施者。这一点，在新文学运动初期，鲁迅是心甘情愿的，也是引以为荣的。一九二二年底，鲁迅为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呐喊》作序时，说了他怎样加入新文学的战阵。他说，在写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前几年，他是消沉的，绝望的，每天下了班，就是躲在绍兴会馆自己房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是他的朋友，已参与了《新青年》编辑的钱玄同来访，用话激他，才答应写东西，支持《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写小说和别的东西，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便有十余篇。还是这篇自序中，鲁迅说了这样一段话：
……有时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他本人已是一员大将了，“须听将令”，当然是听主将的令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就直接称提倡白话文，发起新文学运动者为“主将”了。
就是“转变”之后，时时跟胡适这些人过不去，鲁迅仍不改变这个看法。一九三二年编《自选集》时，他在《自序》里说：“我做小说，是开首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这一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他说，那时他所以写作，并非全是出于自己的热情，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的同感，这些战士，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于是他受到了感染，“也来喊几声助助威吧”。为了和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便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的亮色。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那时他遵奉的，“是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和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写作，和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虽是在新文化运动已经起来之后才参加进来的，因为他的写作的才气，他的旧文学的功底，很快就成为新文学写作的一个大将，一个健将，建树了卓著的功业。从教育部一个默默无闻的佥事，一跃而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对鲁迅与胡适在这方面的关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周质平，有一个很中肯的评价。他说：
胡适是创造白话文运动的英雄，而鲁迅是白话文运动创造出的一个英雄。如果没有胡适提倡白话文在先，鲁迅依旧写他的文言，那么，鲁迅是否能成为日后的“青年导师”、“文化伟人”就很值得怀疑了。在提倡白话文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说胡适是比鲁迅更具“先见之明”。胡适对鲁迅也多少起了一点领导作用……（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第23页）
根据以上的论证，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一员大将，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新军的主将。他不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胡适、蔡元培和陈独秀。
我不同意“转变说”
鲁迅后来是“转变”了，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这个转变是怎样完成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般的说法是他到了上海之后，跟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接触之后，在党的指令下，创造社、太阳社停止了对他的攻击，过了不久就出任“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了。对这个转变，当时的文化界是很惊异的，陈独秀就说过这样的话：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般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又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4）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第一任总书记，这段话是一九三八年说的，当时他是自由之身，还没有被国民党政府羁押，他说的这些话应当说是可信的。创造社和太阳社怎样攻击鲁迅的，张梦阳编的《中国鲁迅学通史》第三编叫《索引卷》，看看一九二八年上海发表的攻击鲁迅的文章，就知道了。
这一年，全年发表的关于鲁迅的文章是四十七篇，从篇名上能看出来是攻击、批判鲁迅的有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中，发表在创造社、太阳社办的刊物上的，有十八篇。这两家办的刊物计有《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我们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