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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7日晚，叶群从北京打来一个电话，找谢志成。志成当时恰好不在家，于是我接了电话。叶群先客套了一番，问我身体怎样，小谢和孩子可好等等，接着就转入正题。她说：“中央要开工作会议，中央和林总、江青对你很关心，希望你能参加。八月中央全会（指八届十一中全会）你没来，林总怕你落后于形势，特地要我给你挂个电话，把他对你的关心之意转达给你。虽然你身体不好，但我想你还是尽量来，哪怕坐一两个小时听听也好。让小谢陪你一起来，我派飞机去接你。来的时候把老虎一起带来。”“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当时他正在上海。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5）
我当时刚刚做过鼻咽肿瘤治疗，身体极度虚弱，按医院安排，正准备到浙江去疗养一段。叶群的电话，令我颇费踌躇和疑惑：我与林彪、叶群很少联系，除他们来上海休养时去看看他们之外，平时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今天林彪、叶群怎么突然之间热情地、主动地关心起我来了？更奇怪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为什么要由叶群通知呢？而且为什么电话又是找谢志成。我感到颇为费解，便与谢志成商量。志成说：“既然让你去，你就去；让我陪，我就陪。”我说：“也好。我病得时间久了，对运动又有许许多多的不理解，觉得自己思想确实跟不上趟，去会上听听也确实很有必要。”
10月8日，我和志成以及医院派出的医生、护士等一行登上叶群派来的飞机飞到了北京，同机去北京的有林立果。
这个会议就是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的结果是导致了全国进一步全面动乱。
到北京后，我们便住进了京西宾馆，各路大员也陆续到齐。叶群马上带了哈密瓜来看我和志成。她对我们很是热情，又是询问病情，又是问我们有什么困难，说有困难尽可找她。临别之际，她又再三叮嘱说：一、这次会议的内容是讨论“文化大革命”，要注意保密；二、不要出去；三、不要找人，北京的形势很复杂。一句话，就是在京西宾馆待着，哪儿也别去。我和志成本与林彪、叶群素无交往，这次她又是事先电话，又是专派飞机，又来宾馆看望，如此“热情”使我感到很突然，总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
从机场到京西宾馆的路上，我们坐在汽车上观察沿路的景象。只见满街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红卫兵“满街遍巷”，大道上、胡同里到处可见“破四旧”、“游斗”的激烈行为和恐怖情景。到了京西，见到的熟人也都表情严肃，连说话的声音、语调都和平时不同，一个个显得格外谨慎，充满忧郁情绪。会议还未开始，整个京西宾馆便笼罩着紧张而神秘的气氛。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6）
叶群走后，我便陷入了沉思，反复思量着这几个月来的形势变化。我虽然一直在养病，但没有一刻不在关心着上海的运动和社会上的情况。“文化大革命”，过去谁也没有经历过。过去虽然搞过“抢救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社教”，但像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每一所高校、每一个车间、每一条街道都被发动起来，自下而上地揪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实谁也没有经历过，每个人都感觉像是处在一条湍急河流的漩涡中，谁也没有底。关键是中央什么态度，主席是什么态度。不管即将面对的事实有多么残酷，只要中央能给我们交个底，是水是火我们也敢趟过去。参加革命几十年了，什么样的群众运动没有领导过？什么样的阶级斗争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残酷斗争没有遭遇过？但那时我们有目标，有信心，有底气；可这一次不同，我们没有底。连我们这一级的干部都只能凭着报纸、文件和社会上的动向来分析形势，揣摩运动的方向和深度，更何谈领导运动、组织运动？
报纸上的提法和社会上的动向也是让人越来越感到不安了。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随之各大学大乱。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6月3日，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少奇同志作出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决定。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7月24日，毛主席决定撤出工作组。从7月29日开始，工作组纷纷撤出大中学校，一股揪工作组的狂潮掀起。
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提法实在是令人不安。究竟什么样的人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在心里暗暗为自己划线。我们是当权派，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扪心自问，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说工作中的错误，肯定是有的；但不仅没搞资本主义，连想都没有想过。因此，我们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看看周围挨整挨打的、被斗自杀的，都是和我差不多的人，田家英、邓拓在运动之初就自杀了，何长工、张霖之被点名，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没有哪个有安全感，随时准备被揪被斗。这样看来，运动的重点又好像恰恰是我们。中央在这种情况下，都只提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不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定出一个明确的判别标准，只是一味给群众运动加温，一遍遍号召“天下大乱”，好像乱得还不够。我们都是经历过数次政治运动的人，都明白如果再这样搞下去，将来难以收拾。因此，我们心里都非常担心。当时，我还很惦念耀邦同志，他被揪出来了，听说一直关在团中央。我曾派儿子小津去团中央看他，可去了两三次都没有看到。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7）
我原本是抱着释疑的心情而特意抱病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没想到会议的结果不但没有消除我的担心和忧虑，反而大大地加重了这种不安，使心情更加沉重。
这次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一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在强大的压力下，少奇和小平同志在会上做了检讨。他们两人检讨的中心意思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错误地估计了“文化大革命”形势，并都主动承担责任，不诿过、不隐错。小平同志说：“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承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承担。”少奇、小平同志是我平素很敬重的领导，听了他们明显违心的检讨，看到他们主动承担责任的精神，使我心里既感动又心痛。
10月24日开小组会，各小组发言。我记得谢富治在会上表现得很突出，调子很高，叫嚷“彻底肃清刘、邓的影响很必要”，并建议将刘、邓的错误拿到县团级去公开批判。
10月24日晚，毛主席召开了汇报会，并在汇报结束时讲了话，大意是“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文化大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
一听说还要搞五年，联想到目前的混乱状况，我不禁吸了口凉气。
会议期间，我还听说少奇同志的检讨曾先送给主席征求意见，主席看了作了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
对于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法，当时不要说我们，就是连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心中也是没有数的。少奇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说过：“‘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你们不知道，跑来问我，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接着，他又十分感慨地说自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也就难怪许多中央领导人和我们这些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了。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8）
听到主席对少奇同志检讨的批示，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积郁在心中多时的疑虑似乎也减轻了一些。可是，后来运动的发展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批判刘、邓的浪潮不仅没有减退，相反越来越升级，直至掀起惊涛骇浪。
会议开到最后几天时，林彪、主席、总理先后在会上讲了话。
总理的讲话较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