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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上海各家银行纷纷告急：仅从1967年元旦到元月4日，4天时间里货币流失量就达千万元！接到这些告急，我和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心急如焚，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不刹车不行了。
正当我们在为刹经济主义歪风急得团团转时，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及上海各造反派头头的出谋划策下，“市委机关联络站”、“工总司”等造反组织以全市造反派名义，在上海市人民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这次批斗会除了在市人民广场设了一个中心会场之外，还在全市设了369个分会场，并通过14个广播中转站向全市市民广播，上海电视台同时转播批斗会的实况。中心会场上，他们把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主要领导人——我、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杨西光、梁国斌、常溪萍等揪到台上批斗，还把部局级以上领导干部数百人拉到台上陪斗。大会的重点发言和口号都经张春桥、姚文元亲自修改、审定。在这个批斗会和以后的29次全市性电视批斗会上，王洪文、徐景贤等人对上海市委特别是对我和曹荻秋同志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诬陷，罗织了许多“罪状”。
1967年5月6日的《解放日报》在总结三次电视批斗会议的新闻中这样写道：“到目前为止，电视斗争大会已经经历了三个回合，获得了极为辉煌的战果。十多年来旧上海市委内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更加彻底地揭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资产阶级复辟的斗争更加充分地暴露在全市革命人民的面前。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柯庆施同志生前说过：‘我身边有个最坏最坏的人，一定要挖出来！’现在，这个最坏的人被挖出来了，他就是潜藏在旧上海市委内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上海的代理人。几次电视斗争大会揭发的大量材料表明：他和上海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疯狂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狂热吹捧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千方百计破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大肆推销大毒草《修养》；他们猖狂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贩卖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百般美化资产阶级，实行阶级投降；他们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相呼应，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他们积极推行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四清’运动。在这次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更变本加厉，顽固地对抗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攻击中央文革小组，镇压革命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在干部问题上，他们提出‘上压下挤’等恶毒主张，打击一大片，千方百计保护他们和他们的后台老板过关。许多人在揭发时指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柯庆施同志在世时，对他们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有力的反击，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上海占统治地位，充分调动了全市革命人民的积极性。柯庆施同志去世后，他们依仗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势力，窃取了上海的党权、政权、文权，倒行逆施，兴风作浪，妄图在上海复辟资本主义。真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1）
现在重读这些文字，读者们会哑然失笑，觉得这些东西实在是太荒唐了，简直不值一驳。可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一个组织、一个同志被戴上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那就是罪该万死，永世不得翻身了。面对这样的攻击和诬陷，我力争全力反驳。然而，我越争，他们就越斗，越说你不老实，态度恶劣，罪名也越来越多。最后，王洪文、徐景贤等人居然宣布：从今天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要我在七天之内彻底交代所谓的“反革命罪行”；还致电中央要求彻底改组上海市委。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篡夺上海的党政大权作准备。
1月6日批斗之后，1月8日下午，我到锦江饭店九楼参加在这里召开的刹经济主义歪风的会。这就是当时我们这些“走资派”的处境：一边要接受批斗，否则就是对抗“文化大革命”；一边还要组织生产，否则出了事又说你以生产压革命，真是左右为难。有时只好上午接受批斗，下午组织生产；有时只能是白天接受批斗，晚上组织生产。不管造反派怎么“撤”我们的“职”，在中央没宣布前，我还是上海市的领导，还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还得负责上海的工作。这个会是由几个造反组织带头发起的。造反派里面聪明一点的人也明白经济主义歪风不能再刮下去，否则他们自己的前程会随上海的经济崩溃一块儿完蛋。会上决定起草《紧急通告》，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有“红革会”、“工总司”、“三兵团”等造反组织。我代表上海市委在上面签了字。
《紧急通告》发出后，张春桥又一次感到恼怒，他把徐景贤叫去训斥：“刚刚发表了一个《急告全市人民书》，怎么又来了一个《紧急通告》？谁让你们去开会的？谁让陈丕显去起草这种通告的？”
张春桥又命令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给我，想从我嘴里搞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回答说：“报上登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都是表示支持的。《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在锦江饭店，我和各个造反组织及有关各局负责人研究，由造反派提出意见，我签字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搞出来的。”
《紧急通告》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刊出后，毛主席又大加赞赏，立即指示《人民日报》转载，并委托陈伯达起草了给上海的贺电。贺电起草后，主席又委托林彪召集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讨论通过贺电。
贺电是拍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的：
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2）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以实际行动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模范。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战斗任务。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这封信的最后署名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
主席的批示使我又一次受到极大的鼓舞。从总理电话、毛主席两次批示中，我强烈地感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是信任我的，是不想打倒我的；而要置我于死地的，是江青、张春桥等一伙人！
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表面上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但是当毛主席的指示和他们的政治利益相冲突时，他们本质上也是反毛主席的。《急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在全国转发，这是毛主席批示的，但因为这两个文件都是我签字同意的，这显然和他们要打倒我的政治利益发生了冲突。因此，他们照样发难，照样反毛主席。
一个《急告全市人民书》，一个《紧急通告》，在中央、在主席那里作出了如此迅速、如此强烈的反映，这是张春桥万万没有想到的。尤其是对这两份文件，当初张春桥不但没有插手，没有支持，甚至还反对过；在文件上签字同意的，恰恰是我陈丕显。这对张春桥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打倒陈丕显、夺上海市委的权实在是太不利了！
张春桥毕竟是张春桥，他可是不一般，这个诡计多端的人是决不肯轻易就认输的。他那一套阴谋功夫真可谓炉火纯青。假可以变真，真可以变假，转眼功夫，他就变不利为有利，把两个通告的功劳算到他头上去了。
他先是利用报纸。
他召见了《文汇报》造反派，无中生有地厚着脸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的一些想法，我们在北京时曾讲过。我曾说，‘赤卫队’这样搞，我们只有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才能把他们打下去。”
张春桥如此说，言外之意再明显不过了，“我们在北京时”就曾讲过，比文件产生的时间要早得多；既如此，这份功劳就自然该算在他身上。张春桥的话经报纸一登，马上大街小巷不胫而走，从上到下都知道，是谁在参与、指导两个通告的诞生；而陈丕显，不过是个被造反派握在手里的橡皮图章而已。
心肠之黑，脸皮之厚，诡计之多，言语之毒，天下莫过此君者。
出来工作后，为了不辜负周总理和上海市广大人民的期望，我没日没夜地工作，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把上海的局势稳住，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我所做的一切，并不能挽救动乱的局势，更不可能给我自己的命运带来任何的转机。一场更险恶的暴风雨马上就袭来了。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3）
1月12日上午，张春桥、姚文元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挽回被动局面，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