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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等人以“样板戏”作为衡量人们政治态度和立场的标准，以“一花独放”代替“百花齐放”，给人们精神上带来极大的伤害，使中国的文艺舞台一派萧条，致使有些同志至今一听到“样板戏”还感到心悸。这是许多没有经过那段历史的青年人难以理解的。
明明我是支持“革命现代戏”的，为什么后来江、张一伙却把“破坏革命样板戏”当成我的一条罪状，并千方百计要置我于死地呢？这除了我反对他们禁演地方剧以外，还和我了解江青的一些历史有关。
溪云初起 一段往事和江青的忌讳
1938年至1940年，我在中共中央东南局工作，在皖南溪县丁家山村时，我与叶挺、项英、曾山等同志工作、生活、居住在一起，当时曾听项英同志讲过江青的一些往事。1955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潘汉年、扬帆”案件，虽然大家三缄其口，但知其内情的人都心照不宣，心中有数，深知江青为人的厉害和狠毒。
大约是1939年这个时间，毛主席要与江青结婚的消息传到新四军军部。对江青的过去有所了解的项英很不满意，说：“跟什么人结婚不行，非要跟这么个人结婚！”出于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爱戴，项英找到了解江青在上海时情况的军部扬帆同志进行调查，并根据扬帆写的证明给延安党中央发了一封密码电报。这封署名项英，反映“蓝苹”三十年代劣迹的电报直言不讳地表明：“此人不宜与毛主席结婚。”经办这封电报的还有新四军司令部秘书长李一氓同志。可惜，据说这份电报毛主席本人并没有收到，却落到了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中。康生不仅胆大包天地把这份电报扣下，并欺骗中央说江青历史清白，而且事后向江青告密，使江青始终记恨项英、扬帆和李一氓同志。
1980年，陈丕显和胡立教（左二）前往医院看望扬帆（右二）及其家属。上海市解放后，扬帆同志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1955年，他和潘汉年相继被捕，并以“潘、扬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判刑。扬帆在狱中经受了二十多年的折磨，双目几近失明，并在晚年患精神分裂症。潘、扬冤案的是非曲直这里不必细说，中共中央已于1983年8月23日发出通知，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中扬帆获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他对江青的揭发。1978年10月，扬帆同志的夫人李琼到湖北荆门沙洋农场探望还在“劳改”的扬帆，她在路过武汉时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当时我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正在京开会。得信后我立即查找扬帆同志的下落，并迅速接他到武汉最好的医院。1979年1月8日，我特别安排了一架安24型专机将扬帆送回上海治病。
1952年3月，我从苏南区党委书记任上调任上海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由于上海了解江青底细的人很多，所以有关她的浪漫生活传闻又听说不少。因此，我对她这个人是敬而远之，心有想法，但表面还是客客气气。“不看僧面看佛面”，毕竟她身份特殊。好在江青一到上海就找柯庆施、张春桥。柯庆施突然病故后，江青才和我来往较多。1965年的一天，江青请我和谢志成以及张春桥到西郊宾馆她的住处吃饭，大概是答谢我们对她搞革命现代戏的支持。
席间，我们随便聊了起来。江青问我：“阿丕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我13岁参加革命，在此之前只是断断续续读过七年书，便回答她：“我只上过小学。”
“我也是小学文化程度。”江青转脸又问张春桥，“春桥，你呢？”
“我是中学毕业。”
“小谢呢？”
“我读的是中专，也算中学吧。”
“我和丕显都是小学程度。”接着江青又若有所思地说，“有时书读多了并不见得就有用。”江青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言语之中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对自己文化低的自慰。
也是酒后话多，席间我们谈起参加革命的往事，我说谢志成参加革命受华家影响很大。
“什么华家？”江青似是不经意地问。
谢志成回答说，我在老家无锡读书时，学校有一个很要好的同班同学叫华辉（又名华英），她的一家人思想进步，很早就参加和支持革命。二哥华斌、姐姐华萼都很早就入党了，他们经常向华辉和我灌输革命道理，启发我们参加革命。1934年，华辉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回到无锡后送给我一条衬裙，说是一个和她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送给她的，而这裙子又是上海的蓝苹送给那个同志的。华辉送我衬裙的意思是以此为“念物”，希望她早日加入革命组织。
哪知江青一听此事，脸色大变，赶忙说：“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你晓得我当时叫什么名字吗？”
“蓝苹呀。我还听说你演出的《大雷雨》呢。”心直口快的志成说。
“你那个同学叫什么？”
“她对外叫华英，是华家小妹，后来在福建牺牲了。她的姐姐华萼当时就和你一起坐牢呀。我还听说有一个叫陶方谷又名陶永的人，当时也是和你一起坐牢的……”志成在新四军时当过军部速记员，为叶挺、项英、曾山等领导做速记，记忆力特别好，对这些亲身经历的事记忆犹新，聊天时随便说了出来。哪想到这恰恰触到了江青的心病和隐痛！
“没有这个事！根本没有这个事！我没有被捕过，我从来没有送给别人衬裙……”江青厉声说道，声调都变了。
场面顿时变得异常尴尬，张春桥头都不抬，只顾吃饭，一声不吭。
但是，后来江青又承认她在上海时曾被敌人逮捕过，说是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自首”、“动摇”之类的事。江青说：“我是装哭以后被放出来的。”
其实，当时谁也没想到要揭江青的老底，只是不经意地说说往事。倒是江青自己做贼心虚。
后来得知，江青对于她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一事讳莫如深，成为一块心病。1964年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曾向我汇报过，江青曾问过他：她1935（应为1934）年在上海接头时被巡捕房“扣留”过，公安局有没有她被扣留的指纹档案（指她具结自首的手续）。这实际是要黄查找后送给她。就在那次谈话之后，江青在杭州休息时也和当时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说过，她在上海时没有被捕过。与此同时，她又要上海市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到市局档案处查她被捕的档案材料。此后不久，江青又找王芳解释说，她要王济普查敌伪档案是查浙江的一个坏人，所以才要这份档案。江青所做这一切都是企图销毁罪证。然而，1968年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她却反咬一口，捏造说上海公检法的同志搞了她的“黑材料”，并通过空军的吴法宪将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梁国斌、公安局长黄赤波、警卫处长王济普等20多人分批押送北京，投入监狱；被牵连的还有浙江省公安厅的王芳、吕剑光等人。华家也因了解江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文革”中备受迫害。大哥华渭臣、二哥华斌、姐姐华萼、三哥华祝以及他们的家属先后被批、被斗、被关，受尽凌辱和折磨。华萼被迫害致死。
这件事在我和志成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和难以忘却的印象。江青在“文革”中整了无数的人，其中不少是知其劣迹的人。我想，后来江青、张春桥一伙对我残酷迫害，非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老反革命”，置于死地，大概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溪云初起张春桥其人
张春桥在江青1963年来上海建立“基地”时，通过柯庆施与江青搭上了关系，成为后来毛主席所说的“四人帮”，亦即“上海帮”的主要成员。
张春桥的发迹，靠的是他那套察颜观色、溜须拍马的本领。我和张春桥相识于解放初期。解放初，张春桥调到上海《解放日报》工作时，因为向党伸手，要当市委宣传部新闻处长而受到批评。他感到不得志，闹了很久的情绪。尽管党组织一再教育帮助他，但他总是格格不入，工作上也提不起精神来。1953年张春桥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时，他未经请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在报上擅自点名批判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领导陈时夫同志，还点名批判华东局工业部的领导甚至还准备点名批判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同志。此事被陈毅、谭震林和我及时发现并制止，才未造成进一步后果。为此陈毅、谭震林和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同志于当年3月5日召集《解放日报》正副总编和全体编委到华东局开会，陈毅、谭震林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对有关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陈老总有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