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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吵闹”，应该从头说起。
民国五十年的年底，我应“文星”杂志编者的邀请，为他们写了一篇“播种者胡适”。
这篇文章带来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次大笔仗，後来这次笔仗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於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於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邻先生和胡秋原先生；後者的主要对手是叶青（任卓宣）先生和郑学稼先生，大家打做一团，十分热闹。
在“播种者胡适”发表以後，赞同或变相支持我这篇文章的人很多，例如香港“自由报”的社长雷啸岑先生（马五先生），“中国学生周报”中的若兰先生，“展望”杂志中的孟戈先生，台湾“作品”杂志中的苏雪林先生，“民主中国”杂志中的牟力非先生，“文星”杂志中的王洪钧先生、东方望先生、田尚明先生，……都是形诸文字的例子。此外在口头上面、书信方面，我也得到了不少的支持和同调。
当然相对的，反对我的浪潮也就澎湃而来，它们的大本营就是我所谓的“叁大『评论』”：“政治评论”“民主评论”和“世界评论”。在这些刊物上，我陆续遭到许许多多的攻击和谩骂，可是我实在懒得理他们。对“播种者胡适”的问题，我只写过一篇“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的文字，来答覆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其他不入流的人和那些不入流的文字，我一概不理。即使叶、郑两先生，我也只答覆一次，当他们第二次向我使出回马枪的时候，我也懒得辩驳了。
我为什麽不再答覆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对这两位先生，从文字上枝节上跟他们辩论是没有用的，也是不能了解他们的。要了解他们必须从他们的“基本思路”（primordialmotivesandimages）上一刀扎下，从“基本思路”上来探讨他们写文章时的理论背景和“心理运作”（mentaloperation）的过程。当我对两位先生过去的历史有所了解之後，当我恍然大悟他们的“前期快感”（fore——plea—sure）是什麽主义以後，我不禁阻止我自己说：“算了罢！放他们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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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完了“冷漠”和“吵闹”两个局面以後，我觉得我该谈谈“播种者胡适”本人。我先抄“世界评论”第十年第五期（五十一年五月十六日）中，周伯达先生的“现阶段中西文化论战之平议”里的一段话：文星第五十四号还有胡颂平先生底“适之先生康南耳君传的最後校改”一文说：“先生又给我十二本未曾校改的康南耳传，一张便条，用红原子笔写了下面的字样：『校改本，送给徐高阮、毛子水、台静农、姚从吾、台大图书馆、成功大学图昼馆、李敖，蒋孟邻、沈宗瀚、钱天鹤』。先生吩咐我：等这两天院士会议忙过後，请你照我最後的校本改正後，分送给他们。”据胡颂平先生说：这大概是胡适之先生逝世前一天五时四十多分钟的事。从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李敖这位年轻人，在胡适之先生心目中的分量，可能还在蒋孟邻先生之上，因为胡适之先生用红原子笔写的次序，是先写李敖，而後写蒋孟邻的。关於这件小事，我？？能做如下推断：其一、李敖与胡适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关系；其二、是李敖所作的“播种者胡适”（本年一月一日）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本年二月一日）这两篇文章，深为胡适所赏识。否则，胡适恐不会这样看重他的；即令李敖为胡适的世交晚辈，也必是胡适认为这两篇文章作得好才如此的看重他的。果真这样，那岂不可见胡适之先生也在鼓励青年人如李敖者骂人吗？我相信今後注重考据的人，或许会考出这个秘密。这段令人发笑的“推断”，简直荒谬得不值一驳。
其中有一点，所谓胡适“深为”“赏识”我这篇“播种者胡适”的问题，我觉得大可不必请“今後注意考据的人”来“考出这个秘密”了，请读读杨树人先生的文章就得了。杨树人先生在今年二月一日的“文星”七十六期上，发表了一篇“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後的叁年”，里面有一段写胡适先生对“播种者胡适”的不高兴：一天下午，我应召去他市内的寄寓，商量一件公事。我很快的结束谈话，好让他静养。可是他止住我离开，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问我曾否阅读这最近的一期。我知道这又是一桩淘气的事，我急忙设法推开，我说：“先生，我现在的范围很窄，是凡与我本行无关的，我就懒得看它！”“不，你应该看看这一期。”他一面说，一面打开杂志指给我看，并且拿起一支原子笔准备画。“你看，这说的什麽，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场的一篇！”他一面指给我，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画出来。情绪已是颇不开心。这大概就是周伯达先生所说的胡适先生对“李敖这位年轻人”的“深为”“赏识”罢？据钱思亮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死後，他整理遗稿，发现了一封胡先生读了“播种者胡适”後写给我的信，可惜这封信因为被胡先生的近亲好友“妥为保管（封锁？）”了，所以直到今天，我这个收信人还不能看到。
我知道我这篇“播种者胡适”会叁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好在我是搞历史的人，搞历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不计其他。胡适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一名朝山香客，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真面目，都对我们这个时代有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值得一个搞历史的人去结一结帐。基於这个理由，我除了写一部“胡适评传”外，决定再印行这本“胡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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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胡适研究”，共收了我自己七篇文字：第一篇就是“播种者胡适”，这是一篇重要的文字，一篇“祸首”。第二篇是“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也是一篇惹是非的文章，可惜这篇文章写完那天，正是胡适“遽归道山”的日子，胡适生不及见，反倒成了他的安魂曲。这两篇文章都有许多和它们有关的文字，可是限於篇幅，我只能挑出八篇，做为附录。第叁篇“叁人连环传”，是写梁启超、胡适、徐志摩叁个人的。这种连环写法，也许可给传记文学开一个有趣的例子。
第四篇就是“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这篇不到一千字的文章，最为某些人所欣赏，他们觉得能用这样少的字数、刻画出这样多而深刻的意思，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我对这篇文章也颇得意。不料居然引起读者刘星先生的误会，在报上痛骂我，我只好把这种批评，请到这篇文章的背後，做为附录。
第五篇“胡适对苏俄看法的四阶段”，是写胡适的一段思想变化的历史，可算是“胡适评传”中的一小节，这段历史，我在“胡适评传”中还要细细写到它。
第六篇“关於『胡适文存』”，是一篇“特殊的”书评。最初登在“大学杂志”，後来删了一部分，改登“自由中国”。这本是我高中二年级时候所写的一篇文字。胡适先生後来告诉我说：“雷震特别写信给我，推荐你这篇文章。”
第七篇“评介『丁文江的传记』”，也是一篇书评。对这本书缺点的指摘，我本已写了一封信给胡适先生，可是他在出版时都没有改正，我颇为失望，也颇觉得他在这一点上未免不够虚心，他只是笑嘻嘻地跟我说他看过我的信了，如此而已。总之，对“丁文江的传记”这本书，我觉得它是一本缺陷很多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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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完这本小书以後，我感到一种轻快。胡适先生跟我压根儿没有什麽“深厚的世交关系”，我也不是张铁君发行的“学宗”（叁卷二期）中所称的“被胡适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但胡适跟我之间，有许多缘分却是事实。这些事实将来我总会把它们写出来，不过那也许要在“天下太平”之後。现在我只把这本“胡适研究”先印出来，用来怀念这个去世已经七百多天的老人，一位时常要对我皱眉头的“老朋友”。
五十叁（一九六四）年二月六日在台北
播种者胡适
山下绿丛中，
露出飞檐一角，
惊起当年旧梦，泪向心头落。
对他高唱旧时歌，
声苦无人懂。
我不是高楼，
只是重温旧梦。
——胡适：《旧梦》
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件大事。在民国六年的一月里，一个貌不惊人的老头儿到了北京大学，这个老头儿就是蔡元培。他当时要物色一个文科学长，他的朋友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正在上海办杂志的陈独秀，杂志的名字叫《新青年》，那时候刚出了十五个月。
陈独秀一到北大，立刻跟一些有新头脑的教授合了流，最有名的是沈尹默和沈兼士，还有那要排斥四十岁以上老家伙的钱玄同。这些年轻的教授们颇有“万事俱备”的条件，他们想施展，可是找不到真的方向、主要的方向。在摸索中，他们忽然感到清凉了、爽快了、豁然开朗了，他们兴奋地互相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感到有阵风来了。——那是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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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来了，来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民国六年的九月里，北京大学来了一个二十六岁的新教授，蔡校长仔细看了看他，然后露出高兴的表情——他找到了，他找到他最需要的酵素，他立刻喜欢了这个“旧学遂密”“新知深沉”的年轻人。
北京大学热闹起来了！梁山泊上又是添了几条好汉，他们是：胡适之、刘半农（复）、周豫才（鲁迅）、周岂明（作人）……
北大新添进了新血轮，北大开始蓬勃了！
七年一月，《新青年》以新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