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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文星》第五十三期（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出版），是《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执笔的有陈立峰、毛子水、梁实秋、叶公超、徐复观、黎东方、胡秋原、李敖、蒋复璁、王洪钧、余光中十一人。其中我这一篇又惹了麻烦，请看下面的附录。
附录
文章忌刻薄（刘星）
胡适先生逝世，文星杂志为了表示悼念，特别出了一本追思特大专号，用意至为可贵。主编先生并能以他熟稔的人事关系，向国内各权威的名流学者迅速地拉稿，因而汇集了不少篇有价值的宏文，并复蒐集了胡先生生前未曾公开发表的诗及其最后遗作。此一优异表现，值得喝彩。
唯其中之李敖先生的《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一文，令人看了颇不舒服。故不论此文的涵义如何，即仅就标题言，便甚刺眼；而文中所述似有责怪胡先生生前未能多做诤言之意。其实就把这意思明说好了，又何必提出阎王、观音、释迦等神祗而在胡先生死后，尖酸而刻薄地加以冷讽热嘲呢？很多人都深感到：李先生这篇毫不幽默而富有恶意的“游戏文字”，实不配与那几位的文章并列。《文星》主编先生在《编辑室报告》里，表明该杂志的态度时说：“我们所能做的，是把《文星》这一座小小的讲台贡献出来，让大家登台演讲，各抒高论。”此固然为每一个刊物所应持有的基本原则，但如李敖先生这种无益于世道人心，污辱一代学者的文章，怎可能称为“高论”呢？我奇怪为什么要把这座“讲台”借与这种人，容他胡说八道？
我们并没有“崇拜偶像”的观念，我们愿极公正地说：胡适先生也许不是一位圣人、完人；但他是一位贤人、伟人。他是有很大成就和贡献的学者，终其一生，其治学和处世的态度，都可作为国人的楷模；最后并以年老体衰，多病之身“鞠躬尽瘁”于工作岗位，我们又何忍心苛责于胡先生呢？他实在是非但没有对不起国家民族，而相反地还是国家之瑰宝及民族之光荣。
因此我觉得李敖先生实在缺乏儒者的气质及士人的仪态，“刻薄”为文章之大忌，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才是。（《新闻报》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
胡适是个〃寂寞的人〃
胡适先生死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他死的那天晚上三点钟，我写下了这几段文字：〃别看他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
在《播种者胡适》里我写过这么两句话。今天傍晚，这个〃寂寞的人〃到底走向永恒的寂寞：他看不到捧他的脸孔，也听不到骂他的声音。在天路的历程中，他转入了苦难的炼狱——他是一个战斗的人，那才是他战斗的地方！
我想到去年十月九号给他的信。有一段说：〃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
在我这封信前两天，他写信约我去南港〃玩玩〃；在我这封信后二十天里，他先托姚从吾先生带了一本小说送我，不久又转给我一封信。可是他没收到我的复信，也没见到我去〃玩玩〃，他就倒下了！
两年十个月来，我一直没见到他，当然再也不会见到他——一个最能播种的人儿，如今再也不能播他的种子了！
这几段文字写好后，我并不打算发表，所以我改写了一篇《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发表在三月一日的（文星）杂志里。
胡适先生走进〃地狱〃后，眼看就快两年了。两年来，真可说是一个既〃冷漠〃又〃吵闹〃的局面。
何以说〃冷漠〃呢？这是专指胡适生前围绕在他周围的人说的。他们这批人，在胡适生前俨然是他的畏友、良朋、门生、干女婿，是〃幡龙大花瓶〃的赠送者，是生日酒会的拜寿者，是〃胡适合会〃的〃标会〃者……可是在胡适倒下以后，几乎在〃尸骨未寒〃的当儿，他们就变成了〃不认得耶稣〃的〃彼得〃。《新约》路加第二十二章里，有这样的故事：
他们拿往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耶稣）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
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
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
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这真是一个含义深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耶稣死后一千九百年，居然在台湾来了一出全新拷贝——胡适的亲爱的〃彼得〃们，纷纷露出了他们的嘴脸，他们和当年彼得不同的一点是：彼得还会羞惭痛哭，还会在日后做个传布耶稣思想的使徒，可是他们呢？他们都不会，他们只会在胡适的生日忌日里来一番〃告朔饩羊〃，对遗照三鞠躬以后，一哄而散，坐车回家。
李敖的笔胡适的痒
李敖的骂人，有些我并不喜欢，以为狂放过度，有失平和之气。但后来读过几本他的书，觉得他也并非痞子之状，其实是很有几分学理在的。他对考据、推理，很有些修养，学问并不比同代的一些教授差；但又是个不喜欢被匠气包围的人，常常走出书斋，滚在平民世界里，那，就很有不凡之气了。
前几年因写《鲁迅与胡适》一书，偶尔看到李敖的几篇谈论胡适的文章，颇为惊讶，觉得是个很解人意的人，观点集中，较有力度。后来又读到他的那本《胡适评传》，对其述学的功力颇为赞佩，我甚至感到了李敖古朴的一面。《胡适评传》中就有乾嘉学派的余影和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学风。这一本书，让我看到了李敖的另一面。
《胡适评传》并非诗化的。颇为好读的书，与大众的趣味也有一定的距离，它的意义恐怕更在方法论上。作者在《关于胡适评传》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十多年来，我遍读有关胡适的一切著作，深觉不过是两类而已：一类近于酷评的（diatribe）；一类是过度颁扬的（eulogy）。两类共有的毛病，是不能用严格的方法训练去接触史料、解释史料。于是，旌旗开处，胡适一出场，喊打与叫好之声此起彼落，胡适一方面被骂得天诛地灭，一方面又被捧得缩地戡天。结果呢，双方的感情因素是满足了，可惜被搬弄的却不是真正的胡适之！
李敖的这段话，写在1964年，距今已30余年矣，读来仍觉亲切，可谓中肯之谈。我由此也想起大陆50年来的文坛上，文人亦常犯上述的毛病，近来李氏的书风靡大陆，写传记的人，倘若看李敖的书，说不定会有所启示的。
于史料的求真里见精神，并非一件易事，笨功夫、匠气固然不可缺少，灵魂的自审也是重要的吧。李敖搜集史料之多，让人感叹，其梳理历史的方法，也多有奇处。他的行文，处处有史料的支撑，几乎看不到随意点染的地方，但又无拘谨、枯瘦之感，常有灵气飞动，不为史料所累。这种史家的气魄，是让人佩服的。不知怎么，我感到了李敖是个深解胡适学术真髓的人。我们看一看胡适的《楞伽宗考》、《说儒》一类的文字，当可感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
李敖曾把胡适看成台湾民主的播种者。他的那篇《播种者胡适》，在我看来实在是篇名作。但胡适与李敖性格迥异：前者沉静、斯文，后者狂傲，激烈，色泽相差很大；但他们在几个方面却走到了一起：一、民主概念的相同；二、历史观的相近；三、治学方法的交叉。我读《胡适评传》深感作者与传主间的某种默契，但李敖又不以传主的是非为是非，文中常有奇崛之气，反观胡适的生活也并不温吞。如《竟业旬报》那一章，写胡适的“大团圆病”和“浅显的爱国论”，微辞里颇见风骨，读了让人心以为然。旧语云，治史者应注重“史德”，李敖可说是个很有“史德”的人。在历史的时空穿行，既有规而循又天马行空，我以为该书的分量，就在此处。
我在研究胡适时，深觉旧学知识的欠缺，行文时捉襟见肘。
胡适曾认为校勘、考订之功为朴学要义之一，这些他本人继承得很好，李敖也继承得很好。看了《胡适评传》，我觉得作者确是个有资格为胡适画像的人。李敖谈及此点，也并不谦虚，甚至有几分高傲，他说：作为一个对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稍有所知的人，作为一个对新时代空气稍曾呼吸的人，我现在自告奋勇地来做这件大工作。我的目的不仅是“画”胡适之的“像”，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我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画出剧里的主角和配角、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画出布景后面的众生相，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
作者在此说了大话，但却是心里的话。传记写作最不易把握的，是“史”与“诗”的关系：拘于前者，会流于枯涩；偏于后者，则易滥情。李敖自称是把“史”与“诗”结合起来的，本书对此也做到了一些，只是文字不太精到，似乎也被胡适的文体所传染，缺乏韵味。李敖与胡适，在文体上对白话文的贡献不可夸大，他们均难见周氏兄弟那样的气象。我读李敖的书，唯一感到不足的，说起来，也就在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