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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留学生活不但未使梅汝璈淡忘祖国的命运，反而促使他更加关注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为了响应国民革命军“打倒北洋军阀”的北伐行动，梅汝璈与先后来美的施璈、冀朝鼎等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名叫中山主义研究会的团体，积极地宣传革命主张，并开展了与留美中国学生中的国家主义派争夺留美学生总会领导权的活动。
1929年春天，提前完成学业的梅汝璈离开了美国。他把多余的奖学金用作欧洲之行，广泛地游历了伦敦、巴黎、柏林和莫斯科之后回到故乡。以后的十几年，梅汝璈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讲授英美法、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等课程。
梅汝璈最初应聘到山西大学法学院任教授，主要是由于考虑到山西大学历史悠久，而且山西大学具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特点，因为山西大学也是外国人用‘庚子赔款’创办的。任教期间，梅汝璈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还经常以清华人“耻不如人”的精神勉励学生。他谆谆告诫同学们：“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有关，其用意是培养崇外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明耻’，‘耻’中国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国家，‘耻’我们的大学现在还不如西方的大学。”
由于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闭关锁省”，不知“明耻”且“夜郎自大”。因此，不久后梅汝璈又应聘到由张伯苓担任校长的南开大学任教。抗日战争开始后，南开迁往昆明与北大、清华合并成立“西南联大”。梅汝璈途经重庆，应当时担任教育部次长（副部长）、在中央政治学校兼职的清华校友顾毓琇的邀聘，担任该校的法律系教授。
后来，梅汝璈还兼任过中山文化教育馆副主任和《时事类编》（半月刊）主编，撰写、翻译、编辑了很多外交和国际政治方面的文章。此外，他还在当时的国民政府立法院中担任委员，在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以及司法部法官训练所兼职授课。他留学期间学习的法律专业知识不仅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为他后来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侵华战争使得中国山河破碎，民生多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想到年事渐高的父母和诸多亲友正在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追击而东奔西走，看到政府中某些官员正在大发国难财，一介书生梅汝璈的心情就像山城重庆上空的浓雾，显得阴郁、灰暗。尽管呈现在梅汝璈面前的现实生活几乎是一片漆黑，然而，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公平和正义的理想决不会在梅汝璈心中轻易地泯灭，所需要的只是时机而已。
当梅汝璈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时，他才42岁。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和司法部门，资望深、年龄大的人士比比皆是。可是，执法东京的重任却偏偏落到了刚刚步入中年的梅汝璈身上———这无不得益于梅汝璈多年来在法学研究、教学和司法实践方面的出色表现。舆论对他的评价是：精通法学理论，善于雄辩而又头脑冷静。
梅汝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法律知识，全程参与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在那场马拉松式的审判里，梅汝璈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礼有节。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问题上，他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让世界记住了这位来自中国的大法官。
梅汝璈的日记写到1946年5月中旬，直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十多天后。最后一篇日记后有行铅笔字，写着“以下转入另外一册”，但梅小璈说没有找到这“另一册”。这样，后来中国检察官和顾问在庭上精彩的反诘和辩论，那些只有梅汝璈经历过的、现在难以想像的11位法官之间复杂的斗争和斡旋，那些法官们在宣判前做的秘密讨论，以及历时近3年的审判中坐在法官席上的中国法官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就都随着日记的丢失，成为永远的谜了。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中国大法官上 任：飞赴东京
1946年3月20日，上海华懋公寓1层的大厅里，聚集着准备搭乘美国军用飞机前往东京的旅客。服务员在用英语点名：“Judge Mei（梅法官）。”随着服务员的呼唤，一名身材不高、西装笔挺的中国人应声向前。大厅里十余名美国军官一起把目光转向这位中年男子。在美国人心目中，法官是很受人尊敬的。可眼前这位中国法官是怎样的法官？此时此刻他为什么要从上海飞往东京？
原来，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今天就要肩负祖国重托，飞赴东京。临行前，梅汝璈向新闻界慷慨陈词，直抒不辱使命的心志：“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的国际法庭法官，决勉力依法行事，不负政府与国人嘱望。”
当日，《中央日报》、上海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中国最权威的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刊出消息：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梅汝璈到达东京后，被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联络官安排在了当时东京最豪华的饭店“帝国饭店”，并且还为他举办了盛大的宴会，接风洗尘。
肩负使命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初到东京时的心情却极其复杂。这从他当天的日记里可以看出：“我注视公路两旁的景象和路上日本男女的表情。我总的印象是横滨和东京的工厂都炸光烧光了。它们和我22年前在日本所见的已经大不相同了。孰令改之？这是不能不叫我们正要审判的那些战犯们负责的！他们荼害了中国，搅乱了世界，而且葬送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前途。一个本可以有所作为的国家招致这样的命运，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梅汝璈作为战胜国派出的法官，下榻于东京“帝国饭店”的一间三室一套的大客房。出门有专车，车前方漆有派出国的国徽。餐厅里有法官专席，随到随吃。对法官，日本侍女的微笑也格外妩媚。
优厚的物质待遇，并不能使梅汝璈减轻对祖国命运的牵挂。他每天早晨翻阅侍者送来的英文报纸，看到的是满目的凄凉：“饥饿的中国人在吃树皮、鼠肉和泥土”；“300万中国人在湖南奄奄待毙”；“满洲大规模内战爆发，中国殷切期待马歇尔特使返华调停”。
国破山河在，国家尊严何在？梅汝璈因此而不愿到餐厅去吃早饭，他只有按铃请侍者把早饭送到房间里来。其实，各国法官也天天看报，关于中国的坏消息是人人皆知的。梅汝璈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外国法官）修养很好，绝口不谈中国政局问题，也绝不谈任何足以引起不快之感的国际时事。我想，在别的地方，修养差的人们一定不少，真要是问长问短，倒会使我们这“五强之一”的中国人难为情了。美军某下级军官曾毫不客气地说：“报上不是说几百万中国人在吃草根树叶吗？华侨又何必要比日本人好的配给呢？”“止谤莫如自修”，中国还得争气才行。不争气，人家口里不说，还不是“心照不宣”吗？
确实如此，在法官圈子之外，盛气凌人之徒并不少见。曾有一位美国青年记者在访问梅汝璈时，竟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报上说几百万中国人在吃草根、树叶，请问这数字您以为可靠否？”“中国人刚刚打完日本，为什么自己又大打出手？请问国共两党争的是什么？”梅汝璈啼笑皆非，只能答以“无可奉告”。那天晚上，梅汝璈辗转反侧，直到夜里3点钟才勉强合眼。
在梅汝璈的日记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字样：“处身国外的人，对自己国家不争气最感痛苦。8年的惨重牺牲，刚刚换取到一点国际地位，假使我们不能团结一致努力建设，眼见这点地位就会没落了去。想到这里，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身处异国的人这种感觉最是灵敏，这类体会也最是真切。想到这些事，我几乎有两三个钟头不能闭眼。”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中国大法官上 任：宝剑与壮士
让梅汝璈感到高兴的是，他刚到东京不久就遇到了老友、教育部次长兼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秀。顾毓秀受政府之托前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现状。他们在东京的中国同仁及朋友为梅汝璈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见面后，顾毓秀郑重地赠送了一把宝剑给梅汝璈，此举的含义让梅汝璈既感激昂澎湃又觉使命重大。
这是一把装饰华贵的宝剑。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顶，严肃而恭敬地接过了宝剑，谦逊地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不是壮士，受之有愧。”顾校长郑重地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梅汝璈拔剑出鞘，看着寒光闪烁的剑锋，激动地说：“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之说，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依法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一番话，令在座者无不击掌称快。
《大公报》记者肖南负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全程跟踪报道。在宴会上，他目睹了梅汝璈“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激动和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