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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复仇对象是李义江在中关村一带找到的。李义江跟踪他到了住处以后，就上网联系到了他，这个叫“靓脚帅哥”的人是个外语研究生，在网上聊熟了以后，李义江带着军刀到他家里，进门后，依然按照事先约好的虐待方式把他捆了手脚，起初他以为这是李义江的爱好，根本没当一回事，还一个劲儿地配合李义江。之后李义江把音响开得大大的，开始折磨他。当然，李义江最后还是割断了他的喉管。
接着是第三个，这个人是当时虐待李义江最狠的一个，这个26岁的同性恋者也是4个人中年龄最大、身体最壮的一个。李义江杀死他之后，觉得这样未免太便宜他了，李义江无法压制内心的怒火，他要剁下那让自己感到痛苦的东西，李义江一脚把他踹翻过来，举刀向那里砍去……最后，李义江不但割断了他的喉管，在他身上捅了几十刀，最后还挑开了他的肚子……
最后第一个是在校大学生，李义江在一家宾馆虐杀了他。李义江终于报仇了，但后来他似乎从报复中找到了快感，杀人便指向了同性恋群体中的不确定对象。
李义江制造的连环杀人案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警方发现，从2002年年底到2003年3月，北京市海淀区连续出现多起情况类似的室内杀人案：遇害者均为青年男性，年龄在20岁到30岁之间，作案地点有3起是在被害人家中，一起是在宾馆里，另一起是在野外树林里。尤其是3月份，从3月10日开始，每隔10天就有1名男子被同样的手段杀害。北京警方联合对此案进行了侦破，在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之后，警方发现被害人有两个共同的特点：有同性恋倾向并伴有受虐倾向，喜欢上网聊天。
警方通过刑侦手段查找犯罪嫌疑人时，通过排查及技术侦查，很快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海淀区某小区内，并确定犯罪嫌疑人有同性恋倾向。经侦查，警方确定犯罪嫌疑人在某小区3号楼18层。2003年4月4日下午，刑侦人员在该小区发现一名遛狗男子行迹及外貌特征与此案有重大嫌疑，将该人抓获后进行盘查，并对指纹和DNA进行比对。
这名23岁的英俊男子就是李义江，他见到公安人员后第一句话竟然是：“你们是不是找我？”然后他带公安人员回到住处拿了些生活必需品后又到了公安局，在坦白了杀害5名同性恋者的犯罪事实之后，李义江向警方提出，要求对他作案时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
在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介入之后，检察员提讯时也对李义江短期内连杀5人的疯狂行为感到不可理解，甚至他连警方并不掌握的一些犯罪情况都娓娓道来，加上李义江供述其家族病史中其祖母患有癫痫病，其母亲患有精神病的情况，警方和检方为了慎重起见，向北京某专业医疗机构提请司法精神病鉴定，以判断李义江的精神状态及刑事责任能力。
经北京某专业医疗机构的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李义江未见精神病，案发时辨认和控制能力正常，有完全责任能力。
李义江被逮捕后，他狂躁的心情反而平静了许多。在笔者采访他时，他平静地对笔者说：“现在住在这里，我反而觉得轻松踏实，每天能以这种平静的心情看看太阳，也算是种幸福了……”
我望着他，真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他，做为具有同一种感情却以不同方式表达给不同对象的人，他的感情竟是这样深刻而生动，就像他扭曲的仇恨一样。
痛苦抉择：他在女性与男性之间选择了男性
带着一些疑问，笔者采访了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长贾连春，他首先从被害人的角度对此案作了分析，他认为被杀的5人中都有明显的受虐倾向。比如发生关系时，要求对方捆绑自己。这使得李义江容易采取极端的行动，也不至于遭到反抗。几个被害人无论是身高、身体强壮程度都高于李义江，如果不是因为被捆绑，李义江不会轻易得逞。
贾连春认为，年仅23岁的李义江之所以会有这些行为，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个人对于性别的认同，最早是从家庭开始的。李义江的家庭环境使得他的性格存在一定的缺陷，母亲患有精神病，父亲又酗酒，李义江丝毫感受不到家庭给予的温暖和情感上的支持。少年时期被男人“欺负”的经历，让李义江对男性产生仇恨的同时又感到某种快慰。这时候的李义江没有一个好的家庭教养指导，长大后缺乏情感支持，这些原因都造成他在与人交往中产生扭曲的想法。
考入大学以后，他很难和异性交往，自然就从同性那寻求支持。在成长过程中，李义江要承受多重压力。首先，由于他有同性恋倾向，不被主流社会所承认，他要承受社会上异样眼光等等压力；其次，家庭给他的压力也迫使他不得不到社会上打工。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李义江认识了唐剑箫并被“包养”，以致最终辍学。李义江渴望男人的强大和尊严，但又不得不依附于男人，这些压力让他在以后的犯罪过程中得到了宣泄，他杀人时都有虐待的情况，可能就是为了泄愤，甚至是对家人对社会的一种报复。
毕竟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同性恋者有属于他们自己独特的内心感觉与感情触觉，如果这感情是纯洁的，为他们双方可相互寄托与信赖的，我们没有必要以性别来判断是非。如果同性恋行为没有对社会和他人造成危害，我们就没有禁止它的理由。支持宽容对待同性恋，是因为同性恋者与其他人一样，拥有同样的公民权利和尊严。但由于同性恋问题导致的刑事案件尤其是恶性案件越来越多，同性恋犯罪对国家的法律、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个人的生活观念都提出了挑战。越来越严谨和完善的中国法律，应该正视这个现实。
第二部分第44节 英俊青年向老翁“同志”怒下杀手
如果不是亲自翻阅这个案卷，很难让人相信，一个年轻英俊的27岁的小伙子竟会爱上一个同性的72岁老人，并与之保持了近2年多的性关系。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72岁的花甲老人花心不改，同时又与其他同性保持着性关系。小伙子患病后被疑为艾滋病，他怀疑这位性伙伴把艾滋病传染给了自己，他残忍地将老人杀害并割下其生殖器，余恨未消之际又杀死了老人的女儿。也正是这起杀人毁尸案，将正值风华正茂的他送上了不归路。
2003年12月底，在新年即将到来的前两天，本文主人公郭元斌被执行了枪决。这是北京市法院枪决的第一例同性恋杀人犯。
一个72岁的花甲老人竟与一个27岁的英俊青年有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其实他们只是在这个城市里那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生活着的两个人，并没有人太多地关注他们。当他们的“另类”生活刚刚开始时，谁能料到它竟会有一个如此血腥的结局呢？
“同性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20年前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词。即使今天同性恋这个词语虽然已经不再新鲜，但谁也没有想到同性恋就出现在我们身边。
我们无意探究同性恋的成因，那是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事情。前几年我们还把同性恋叫作同性恋患者，把同性恋当作一种病态。现在，随着很多名人同性恋者的曝光和社会文化的进步，社会和大多数人给同性恋者更大的宽容，因为同性恋者之间的性行为大多是自愿的，并没有给社会造成更多的危害。而今天，发生在北京的一例同性恋者之间的杀戮，让我们不得不去涉及这个敏感的话题。
孤单寂寞，与“同志”初试云雨
郭元斌1976年3月出生在山西省寿阳县的一户有4个孩子的普通农家，一家六口人，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初中辍学后，15岁的郭元斌只身闯荡北京谋求生计。1990年他进了海淀区一家汽车修理厂学习修车技术。初入大都市的喜悦兴奋很快被繁重劳累的现实生活所淹没，白天郭元斌要跟师傅学修车又要干点打杂儿跑腿的活儿，忙得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晚上收工后，郭元斌常常累得倒头便睡。
郭元斌从小就是一个内向的孩子，不大爱说话。出门在外，苦点累点郭元斌都不怕，就怕闲下来时一个人的孤独寂寞。在北京，他的身边除了同事几乎没有别的朋友。偌大的城市里，他像漂浮在空中的一粒灰尘，渺小而卑微。孤独常像一只巨兽从心底跑出来一点一点地啃噬着他的心，有时受了委屈都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小小的他初入社会便已深刻感到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但他内心仍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仍渴望朋友的关心和问候。
1995年，20岁的郭元斌来到北京西城区的一家汽修厂当汽车修理工。也许是渐渐长大的缘故，郭元斌对家庭、对感情，尤其是对性冲动有了更深刻的体验，他强烈地渴望着亲情和温暖，希望能为漂泊的心灵找到真正的归宿。所以工作稍稍稳定后，他回到家乡匆忙娶了妻子。有了老婆的郭元斌以为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再孤单了，但婚后不久郭元斌又回到了北京谋求生计，再次陷入更加孤单的状态。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有了性经验的郭元斌的孤独感却比以前更强了。夜色中的京城，灯火辉煌，却没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他而亮，也没有一个至爱的亲人在身边，孤独像无边的海水漫过他的头顶，淹没了他。
因为陌生的缘故，对北京这个大都市，郭元斌并没有什么好感。但如果能长期生活在这里，他是愿意的，甚至是梦寐以求的。人不能选择故乡就像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山西老家的穷乡僻壤是不能和北京比的。在北京，除了满眼的车流人流和无边无际的落寞外，他什么也感受不到了。
时间慢慢流逝，转眼到了2001年2月，京城已透露出春天的气息。暖暖的阳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