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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家里装修，工作调动，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将手稿放在一个最安全的藏身之地。”这个怀揣美好前途的同性恋者清楚地知道，他所争取的光明其实离现实很远。
一个地方官的忧伤
编辑《木房子》的过程，高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状态也在发生变化。2000年，高的身份已由一个壮志凌云的学子变成一名政府官员。在这个不富裕的北方小城，所有人对他的评价是“年轻有为，前途远大”。
高的身世更为他增添了传奇感。记事时就失去双亲的高是靠奶奶省吃俭用和乡人的接济将他养大。高深知家境的艰难和成人的不易，克苦学习，在读完初中、高中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吉林大学。成为一名大学生，对于高的那些家境优越的同龄人来说，也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梦想。高的成就意味着他摘下了被人小瞧的“孤儿”的帽子，从此出人头地。这成了那个小县城一件轰动性的新闻事件。
在读完四年大学后，他又考取了吉大新闻学院研究生。但是他没有和这个名牌学院的大多数毕业生一样留在省城或是去更远的地方追逐梦中的橄榄枝，而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通辽小城。“我的奶奶在那里，她辛苦地将我抚养成人，我不能丢下她不管。”高在第一次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想到的并不是自己，他的做法赢得了当地人的口碑。“女孩子跟我一起到街上走一趟，她就会出名。”高得意地说。
已婚同志《木房子》和它的主人（2）
高的教育背景在这个北方小城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刚走出校门的他因此即步入政府机关，成为一名收入稳定出行排场的官场人物。由“孤儿”至亨官，高成为当地人眼中自强不息的楷模。但是这些并不能使这个年轻人真正快乐起来，在人所不知的角落，高隐藏着自己的秘密和渴望。
“1999年，我有机会上网。在那里我发现了我的同类——他们和我一样喜欢男人并渴望
拥有他们。”高通过互联网联系上齐齐哈尔的一位同性恋者，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在家里打电话不方便，我们就约定每天下班后的时间，我在单位给他打。那时还不时兴发照片，我们都没见过对方，但是内心里完全接纳了对方。”高在拒绝了众多女孩的追求后享受着来自另一个男人的爱情。
“我在他家后花园里等他。他穿一条蓝色牛仔裤，笑着走过来。我们感觉到那就是自己要等的人。”高回忆着三年前那场短命的初恋。
高后来得知这个高个子男人是本地一位名旺家族的公子，但正因此人的非凡背景，两人走到一起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对于当事者来说，任何一方都不肯主动地做出有违常人的事情，背叛赖以生存的现实，这种牺牲是致命的。“我现在并不很怪他，虽然当时我伤得很深。也许我们谁也没错，在传统面前，我们都不能放下自己。我们太在乎这个社会赋予我们的意义了。”这样的经历给了高一个结论，“
做为一个社会人，我们必须按照社会分工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功名利禄，子嗣香火，哪一关你推脱得掉？我们是在为别人活着。”三年后的高对同性爱不再抱有幻想，他完全投入到仕途的运营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婚姻被认为是这个年轻人最体面的外衣。“她是小学教师，温柔贤惠，更让人羡慕的是，她父亲是县环境局局长，这在任何人看来，我们俩都门当户对。”对于正值创业初期的27岁的高来说，这位来历不凡的女子将带给他仕途的影响自然不能小觑。除来自于仕途的设局之外，婚姻对于高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对九旬奶奶的回报。“现在我什么都有了，唯一的愿望是让我奶奶在她的有生之年看到我结婚成家，这样她才能瞑目。”高对于家庭的考虑显然更多的来源于社会和传统的关系。
然而，在耀眼的光斑下面，高的生活里仍有照不见的重重阴影。“我总觉得别人在用异样的眼光盯我：‘看，他是同性恋！’。我用自己编织的这个谎言遮蔽我脆弱的自尊。”婚姻对这个同性恋者来说，有比其他人更不可思议的作用，但高不否认他内心里对婚姻的无奈和恐惧。“做为一个同志，我本来已对不起她，所以我在生活中尽量满足她的各种要求。晚上，我也尽量延长时间让她得到快乐。而跟男人做爱时，我想到的只是我自己。”高试图减少与男人的接触培养对家庭的责任。
“我现在只能做一个好孙子、好丈夫、好领导，不能有丝毫闪失。各种力量牵扯着我，我不知道到底往哪里去。我没有自己的空间。”此时的高不再提当年编《木房子》的事了。
客在他乡的憧憬
高在亲手营造的婚姻内外挣扎。
2002年9月初，高得知单位有一个来北京学习的机会，但是按正常渠道，高不可能获得这个外出的机会。经过多方活动，于10月25日高终于成行。在来京之前的9月11日，高将尘封了两年之久的第二期《木房子》搬上了互联网。“我把都快发黄的手稿找出来，一字一字慢慢悠悠地敲。尽管都是昨天的内容，但我并不想改动什么。我像回到了那个冬天，滋味妙不可言。”高在这份电子刊物的卷首语中说。
在同一期刊物中，高还发表了他学生时代写的那些朦胧而纯粹的诗歌，而以《明天比昨天长久》命名的小说也正在构思中。
“我仍是孤独的。在这匆匆过去的时光里，我一直在为别人活着，说实话，我是多么希望有我自己的空间呀。”高坐在北京三里屯附近一间同志酒吧里幽幽地说。
在这个远离高经营的家庭和人际社会千里之外的地方，高呷着啤酒，轻松地吐着烟圈，恣意地享受暂时摆脱身负重压后的快感。一种喜悦涌上心头，这时他在完全享受一个人的生活乐趣。
高忽然又有了续编《木房子》的冲动。但是，新的《木房子》要写些什么，他自己都不清楚。
已婚同志房 缘（1）
杨守峰撞上房门，室内女人的哭泣没有使他丝毫犹豫。杨提着沉重的行包，头也不回地走了。还有不到一个星期，杨就要去德国留学，怎样关好背后的这扇窗门是他离开中国之前最后的一件事。
体制下的盛大合谋
31岁的杨是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研究员，品学兼优的他一毕业就进了这个让人艳羡的单位。他的婚事自然也为周围“热心人”关注。
1999年秋天，同事为杨介绍了在国家某部委工作的张姓女孩。张比杨大两岁，北大毕业，才华出众，众人眼里，她年纪轻前途广。张杨二人被他们的朋友视为理所当然的一对，他们在等待喝这对新人喜酒的快乐。但是对于婚期，杨要比张犹豫得多。
“她是一个聪明乖巧的女孩，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她总会想法让我高兴起来。我对她也很好，但不是爱恋的那种。说实话，我总觉得我心中有一道坎迈不过去。”杨的这道“坎”即：他是同性恋。杨说自己是“同性恋”时，没有这个“圈子”里常见的忸怩和愧疚，他说这是他想要的一种生活。
但是，像中国大多数同性恋者一样，杨对生活的顾虑不得不使他在做出这种选择时需要承受更多的压力，包括生存居住这些基本的物质欲望。在他这个年龄，那些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住宅令人望而却步。
2000年开春，张的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能否赶上福利分房的这趟末班车，是包括张在内的所有人认为改变他们生活境遇最大的一次际遇。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登上这辆未班车的机会，张的单位要求只能结了婚的人才能获得住房的权利。
“她显得很着急，每次见了我都提分房的事，而我们俩之间真正谈感情的话少得很。”实际上，感情对于这两人来说都显得不再重要，在他们眼里，能否得到这套价值五十多万的住房比什么都急迫。杨不停地接到张希望尽快结婚的暗示。
“但是在最后做出和她结婚这个决定之前，我觉得我必须跟她说我是同性恋，我和她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杨希望以他的坦白获得这个未来妻子的理解，更多的，杨指望张不要干涉他继续与同性朋友交往的自由。实际上，杨也需要婚姻这个道具。
“我觉得我帮她忙，也是在帮我自己，我的父母，单位，整个社会都需要我披上婚姻的外衣，我不结婚就是‘有毛病’。婚姻有时候并不都是因为爱情，它只是一种需要而已。”杨还举出他周围那些因为爱情以外其他原因结合在一起的异性恋者。
而对张来说，之所以仍接受了杨的“条件”，除了她看重的分房这个不复出现的机遇外，这个国家公务员相信她的爱会“改正”杨的“毛病”。
于是，2000年的“五一”节，这两个各怀心思的男女在同一张结婚证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婚姻成为这两个性向殊异者一场盛大的合谋。
一个女人失败的心计
但是，杨张二人对婚姻的期望都过高，这让他们的共同生活一开始就矛盾重重。
“她夜里总是要求我，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这种事越勉强越不行。我都害怕回家过夜。可是，我又觉得她挺可怜，嫁给了我，虽然房子得到了，可是也毁了她的青春呀。我只好抱着她，就像搂着一盆火，烫疼了我的心。我恨不得立马把它扔出去，越远越好。”这是杨第一次对外人形容他的夫妻生活，之前，张也从未流露过对丈夫的不满。在所有人眼里，他们夫妻相敬如宾，和气美满。
然而，只到了归鸟返巢的时候，在别人无法亲临的暗夜深处，这对同床异梦的夫妻才感受到无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