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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同是“民间出身”的校学生组织也对这个电影节唯恐避之不及。最后，还是在清华一个“不合法”的“三A”社帮助下才租到了清华建筑馆。但“三A”社也不愿过多参与张的电影节，那几个清华学生在电影放映前打开建筑馆的门就悄悄离去，整个放映过程中看不到他们的影子。这个令张感到尴尬的意外，让他头一回体味到了中国同性恋面临的尴尬。
作为一个对艺术痴情的人，张并没有将这些放在心上，他很快投入到与他的同伴们组织电影节的热情中去。12月14日晚上七点半，披着长发的张捏着话筒站在北大图书馆南配殿的前台宣布“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开幕。那是一张略带疲惫的脸。
电影节的开幕让所有观众感到兴奋，特别是中国的同性恋者。尽管大多数网龄一年以上的同性恋者都对《蓝宇》的原著《北京故事》耳熟能详，但能亲眼一睹神交已久的蓝宇、捍东令他们不顾天寒地冻奔赴北大。而远在北京以外的同性恋者，费尽心机在互联网上可能找到的地方下载《蓝宇》电影。据说那些刚成年的小同志们，在聊天室里以“蓝宇”为名，穷尽娱乐之工。这引起了更多媒体关注。北京的一家杂志报道电影节时描述道：“出现在‘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中的同性恋形象弥补了银幕上的不足。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已经被我们看到的形象提醒了我们，这个话题才刚刚开始。有更多的东西正在被我们忽视着，或者被错误地理解了。”
有关电影节的帖子在互联网上到处流传。对同性恋这个话题，在多数传统媒体保持沉默的时候，互联网再一次冲破了所有的禁忌规则，它的媒体效应发挥得淋漓尽致。
“都是媒体惹的话，特别是互联网。”张显然对电影节被热炒并不领情，“简直超出了我的想象和控制，如果不是互联网，也许电影节还能办下去。”张的担心变为现实。就在电影节开幕的第二天，张被传唤到北大团委办公室，他被告之校方需要他写一份关于电影节的情况说明。办公室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让他回电话。有团委的批准同意在前，张并没有在意这是一个
见证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夭折内幕（2）
什么样的电话。他很快回到电影节现场忙碌着。
又过了一天，团委再次将张召到办公室，说“上面”已有人来学校过问电影节有关事情了，并对电影节提出了三点质疑。质疑包括：一、举办电影节的目的；二、电影节是否属商业行为；三、电影节已造成了监察部门不愿看到的社会影响，他们想知道张准备把电影节的影响扩大到什么程度。张在答复这三个质疑的书面材料中不得不“妥协”，称尽力减小电影
节带给社会的影响。张答应给记者看的这份“妥协”材料记者最终未能拿到。这个“妥协”，也许做为一个大学生、一个电影艺术爱好者的秘密，被他自己封存起来了。
张在接受中同新闻网采访时承认心里有些后怕。他在后来得知，电影节开始的第一天，就已有“上面”的人坐在观众席上和大多数观众一样“看”电影。这些人每天都活动在电影节现场，监察这里的每一个细微的举动。幸亏关于电影节的消息直到开幕的前二天才对外公布，时间的紧促不仅对于媒体和观众也包括“上面”，等“上面”反应过来，电影节已在大学生和同性恋者的掌声中开幕了。这样，在“上面”摸清电影节真相的过程中，时间已过去三天了。正好，至18日，中国本土同性恋影片全部放完。“也算是个不幸中的万幸吧。”张说。
19日，“上面”勒令张停止电影节一切活动，北大和清华的影展全部取消，只有校园外的“盒子”咖啡屋仍在放映国外同志电影。“首届中国同性恋节”的夭折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同性恋让张江楠，这个异性恋者感到从未有过的紧张和压力。
见证十年一步人生路（1）
一个同性恋者的治“病”经历
29岁的冯建军坐在一张灰旧的沙发上，手中的遥控器不停地搜索电视频道，这是他不多的娱乐项目之一。屏幕上的喧哗让他感到头昏，于是，他调换到另一个频道。仍然觉得无趣，冯索性关掉电视，将遥控器往桌子上一扔。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相邻那栋住宅楼西沉的影子正一寸寸靠近自已。每天，冯就站在这个窗前的阴影里感受着光阴的流动。
一个同性恋者最初受到的“教育”
与现在显得有些木纳的冯相比，十年前的冯是个聪明伶俐、朝气蓬勃的男孩子。那时的他，与所有同龄人一样对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这个出身于军人家庭的男孩在周围人眼里前途远大。然而，这一切有如美丽的幻影被同性恋无情地击碎。
“我很小的时候，甚至从有性意识时就知道自己喜欢男孩子。上初中时，一次全校师生开会，校长讲话时将同性恋和艾滋病联系起来，我更加恐惧自己真是同性恋。”一种羞耻感始终折磨着冯，他的学业几乎荒废。“当时我们英语老师对我特别好，经常给我辅导补课，但我没心思学。”由于成绩低下，初中毕业的冯只能进入当地一所职业高中学习。冯在暗自而执著地寻找摆脱这种羞耻的办法。一次天很晚了，冯闯进书店，找到一本解释同性恋成因的书。这本在官方新华书店出售的书认为同性恋是一种严重的性倒错，是需要医治的病。这种理论对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的“指导”意义可想而知，冯对自己的“病”惶恐不安。“我很害怕别人在我面前提及‘同性恋’这个词。”与众不同的性指向在冯年幼时已开始对他产生负面作用，他的性格变得内向而自卑。
19岁那年，冯职高毕业到一家单位实习，一个比他大几岁的男同事走进他的生活，情窦初开的少年对这份来自同性的爱恋不知所措。“我也很喜欢他，但是我又无法面对这种感觉。我觉得我是在挣扎的状态，害怕极了。一天下午，我在家里没去上班，我很犹豫，不知道是从楼上跳上去结束生命呢，还是跟父母讲。”同性恋第一次让冯对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但对生命的留恋使冯打消了自杀念头，他决定跟父母讲出心中的苦恼。“我关紧门，脸羞得通红，很严肃地跟父母说我喜欢男孩子。”冯将自己的秘密吐了出来，父母是他唯一可以求助的对象。“我们没意识到孩子的问题有多么严重。以前只是在开玩笑时听说两个男人如何如何，但人家照样娶老婆生孩子，看不出什么不正常。”冯的父亲回忆着十年前的那番谈话说。这个军人脑海里当时的辞汇中根本没有“同性恋”这个词，他以为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只是心理出了点问题。谁也不知道这次谈话将给这个家庭的命运带来怎样的变化。
治“病”之路
那时，冯的生活完全被自己的“病”打乱，无心工作的他一心想着如何将自己的“病”早日治好。在能找到的医学书籍中，冯知道了一种被称之为“厌恶疗法”的“治疗”同性恋的手段，这个“厌恶疗法”告诉冯，当他对同性产生性幻想时要吃一种药或电击，通过这种痛楚让他对同性产生厌恶之意。冯大喜过望，以为找到了灵丹妙药，只要能治好自己的“病”，再大的痛苦也愿意忍受。在父亲的陪同下，冯先找到该市一个有名的心理医生求治，冯甚至主动要求医生给他按照书上讲的“厌恶疗法”治疗。但这位心理医生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吃安定片、女护士每天给冯读一章琼瑶的爱情小说。“我很讨厌那个女护士，我说我回去自己读吧。”这位心理医生给冯开出的“特殊药方”在冯的身上失效，不到一个星期，冯失望地回家。
随后，冯又打听到了天津的陈姓心理医生。简要地问了冯的情况，陈承诺这种“病”他“包治好”，并让冯住进他的医院。“吃完他的药以后，恶心，脸上长满了痘子，走路都晕晕乎乎摇摇晃晃的。我的精神几乎失控，完全不由我自己了。我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是正常的药物作用。”这段治“病”经历冯十年后想起来仍感后怕。“每天给他吃六、七种药丸，全是治疗精神病的。”冯父说。冯被当做精神病人与其他相似病人关在一起，父子俩相信这位“闻名全国”的医生能治好冯的“病”，对院方的安排不持异议。
一场意外事件令冯对陈的治疗方法产生怀疑和反感。“有一次，院方将所有病人集中在一起，让每个人讲自己的病。我很害怕，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怎么敢说我是同性恋呢？但我被告之，今天这个活动主要是针对我的。”冯被这个从未听说过的“治疗方法”感到害怕，躲进了卫生间。一会儿，冯被叫了出来。“我一进屋，其他人都全退出去，还有人鼓励地拍我的肩，让我大胆地讲。”冯被安排坐在陈的面前，一问一答地讲着自己同性恋的经历。等冯发现他的回答全被录音了时，他意识到他的隐私可能被人利用。冯央求陈将录音抹掉，但被拒绝，冯的坚持招来了更惨痛的后果。“他们说我犯病了，进来四个壮汉把我摁在凳子上给我打针，我哀求他们别打针。我只是让他们把我的录音抹掉，我不想让更多人知道我是同性恋。”然而，没有人愿意停止对这个手无寸铁的“病人”的暴行。一连给冯注射了四针不明药剂，冯的意识浑沌起来。“我觉得我好委屈，我的隐私被他们剥夺了。我只是想尽力地保护自己而已。”泪水挂满冯的脸庞。
见证十年一步人生路（2）
在天津治疗二个月后，冯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记忆力也大为减退，有时候一句话说了前半忘了后半，他决定停止这种治疗。“感觉跟没去治疗之前完全变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