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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固然要统一政权，但统一政权不一定靠独裁专制。……专擅一个偌大的中国，领导四万万个阿斗，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起来，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决不是一班没有严格训练的武人政客所能梦想成功的。今日的领袖，无论是那一党那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说是我们的“眼中人物”；而我们无论如何宽恕，总看不出何处有一个够资格的“诸葛亮”，也看不出何处有十万五万受过现代教育与训练的人才可做我们专政的“诸葛亮”。……难道我们还能妄想抬出一个蒋介石，或者别个蒋介石来做一个新的全国大结合的中心吗？④胡适认为，蒋介石也没有资格做专制独裁的“诸葛亮”，何况其他！并进而指出，在中国提倡独裁，“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的专制”。⑤
《独立评论》上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持续了一年多，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一派主张独裁，一派主张民主，分歧似乎很大，争论也颇热烈。但就其实质来说，仅是蒋介石国民党用何种方式实行统治的问题，一派主张把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制度搬来，一派则要采用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拥护和改善国民党蒋政权的统治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没有分歧的。
1934年冬，国民党政府在第五次“围剿”中取得一时的胜利以后，国共两党斗争的情势骤变。为了欺骗舆论，笼络民心，蒋介石也曾做出一点民主的姿态。11月27日，他和汪精卫联名向全国发出的通电表示：“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实行义俄制度之必要与可能也。”同日，蒋介石在答日本记者的访问时，也说到“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的必要”。蒋介石这样亲自出来做一个否认独裁，维护民主自由的姿态，使得胡适喜不自禁。他对蒋介石的希望正是如此啊。所以，立即作文，表示“很诚恳的赞成”蒋介石的宣言，并很诚恳的希望蒋介石“不要忘了这样严重的一个宣言”。⑥
不久，胡适便出来为“民主与独裁”的讨论做总结。他在《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求得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一文中，引证国民党的党义，表明自己的心迹，说：
依我们的看法，国民党的“法源”，建国大纲的第14条和第24条都是一种议会政治。……国民党如果不推翻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迟早总得走上民主宪政的路。而在这样走上民主宪政的过程上，国民党是可以得着党外关心国事的人的好意的赞助的。⑦
胡适代表《独立》一班人，也俨然以“党外”人士代表的身份，公开表明拥护蒋介石国民党。这便是讨论“民主与独裁”一年多所求得的“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他所希望的蒋介石（2）
这时，蒋介石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已趋稳固，便积极准备召开国民党的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胡适即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公开为蒋介石说话，抬轿子，吹捧蒋介石“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为帮助蒋介石登上全国“最高领袖”的宝座大造舆论；并且说“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又说“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谋利益的”，又说“他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膀来挑担子，不辞劳苦，不避怨谤，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因此，胡适断定蒋氏之“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个事实的问题，因为全国没有一个别人能和他竞争这个领袖的地位”。⑧把这许多好话都堆在蒋介石头上，未免近乎谄媚，那“独立”的面纱也全撕下了。但是，胡适即便吹捧蒋介石，也并没有忘记他以宾师自处，教育引导蒋氏的良苦用心与幻想。他婉转地批评蒋介石“爱干涉到他的职权以外的事”，无论军事、内政、外交、财政，也无论教育、实业、交通、卫生，以及中央和各省的事，蒋氏都一把抓，也就是独裁。胡适说，这是“蒋介石先生的最大缺点”。他曾写信给蒋介石，“劝他明定自己的职权，不得越权侵官，用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则成功较易，而责任分明。成功易则信任日增，责任明则不必代人受过。”
他认为蒋“今日之事，适得其反，名为总揽万几，实则自‘居于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之。’”⑨而胡适最注重的还是民主宪政，他再而三地劝导蒋介石实行宪政，说：
倘使蒋先生能明白这段历史的教训，他应该用他的声望与地位，毅然进一步作宪政的主张，毅然出来拥护宪法草案，促进宪政的实行，……倘使他能如此做，那才是真正做到了不独裁的全国最高领袖。只有一个守法护宪的领袖是真正不独裁而可以得全国拥戴的最高领袖。那是政制改革的大路。⑩
守法护宪，不独裁，这便是胡适所希望的蒋介石。胡适对蒋氏的用心，对蒋氏的幻想，无可奈何地近乎虔诚，锲而不舍。然而，以武力起家的蒋介石，怎么可能真心接受并实行胡适所贡献的民主宪政呢？
①胡适1936年1月26日致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02～303页。
②蒋廷黻的《革命与专政》，丁文江的《革命与专制》，两文同载《独立评论》第80号，1933年12月10日出版。由这两篇文章而引起了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至1935年2月才告一段落，历时一年多。
③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原为《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评论》第133号转载，1934年12月30日出版。
④《再论建国与专制》，载《独立评论》第82号，1933年12月24日出版。
⑤《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载《独立评论》第133号，1934年12月30日出版。
⑥《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载《独立评论》第130号，1934年12月9日出版。
⑦《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求得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载1935年2月17日《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评论》第141号转载。
⑧《政制改革的大路》，载《独立评论》第163号，1935年8月5日出版。
⑨此信未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1册）1934年4月4日记有“写信托廷黻带去给蒋介石先生”，并摘要叙述信的内容，可以参看。（三版注）
⑩同注⑧。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唱对日不抵抗低调（1）
《独立评论》创刊时，正当“一？二八”事变上海停战之后。如何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胡适和《独立》唱的是不抵抗的低调。
1932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竟规定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带，虽由中国警察接管，却规定中国不得在本为自己领土的“交战区”驻兵，明显是对中国主权的出卖；又规定日军撤至“一？二八”事变前地区，即承认日本可以在上海淞沪、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广大地区永久驻军，还承诺取缔抗日运动，答应把英勇抗击日寇的十九路军撤离上海。这显然是一个妥协和出卖主权的协定。而这时创刊的《独立评论》，发表胡适的文章，却公然赞许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态度，赞扬丧失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①不久，胡适又发表《论对日外交方针》，主张按照日本政府所提的五项原则，与日方“和平”交涉。②
虽然文中明确提出“交涉的目标要在取消满洲伪国，恢复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却又妄言中国也不得在东三省驻扎军队，实际上等于承认满洲独立。因此，连一向追随胡适的傅斯年也极表反对。
胡适一味主张温和冷静，不以武力抵抗，幻想与日本和平交涉、谈判，故对一切能暂时停止战争的妥协举措，他都表欢迎拥护，特别寄希望于国际的“调解”与“援助”。这年10月，国际联盟调查团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报告书，即“李顿报告书”。这报告书也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英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独霸中国东北的不满，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也有所揭露，如指出日军“九一八”夜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满洲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未经宣战而“武力强夺占领”；“满洲国”是日本炮制的傀儡政权，“在当地华人心目中只是日人之工具而已”。这些诚然是公论。但是报告书不敢谴责日本的侵略，公然鼓吹“满洲自治”，由“国际合作”共管，企图将中国的东北变为西方各大国共同的势力范围。这个报告，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反对。胡适却撰文赞扬这个报告，说它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并称赞李顿调查团是“审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断”，“为国际谋和平的热心”，“他们这七个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们的感谢和敬礼的”。对于所谓“满洲自治”，胡适也全盘接受，说他“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③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了郑螺生等人的质问与批评。④但胡适仍不改初衷，接连又写了《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国际调解的前途》、《国联报告书与建议的述评》等多篇文章，⑤继续散布对国际联盟的幻想，希望通过国际的“调解”、“援助”，来解决中日问题。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只认强暴，不顾世界舆论。胡适有时也十分矛盾，觉得对国联的幻想不切实际，还必须强调民族自救。他曾说：
我们到了这个时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国联的藤牌来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国是否能长久容忍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