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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总硬着头皮、满脸堆笑挨过上面的训斥后，回到报社便要收拾李华强。可这小子面对恼羞成怒的老总继续振振有词，说什么文责自负。可不管说千道万的，伪造总编的签名可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情。报社党组会上，仇平稳提出要将其除名，余震虽觉得李华强的做法是错误的，可从内心里来说对这篇报道本身是有些欣喜，也就低头不语了。其他人既对脾气暴烈的李华强有畏惧感，又享受着对“一把手”受了委屈所产生出来的快意，所以也都不表态，只说仇总你拿主意，我们听你的。在圆滑的官场上，大凡聪明的副职都把“临门一脚”留给正职，因为射门是否成功和自己没多大的关系，这也是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态度。见此状况，仇平稳一时也没了主意，见他没了主见，大家知道这事在会议上议来议去到最后一定不会形成什么决议，果然过了一段时间，等到上上下下和方方面面的气都消得差不多了，再上党组会时，大家一致通过给李华强一个行政记大过处分，并立即由记者部调到编报部做校对。决定是这样做了，也仅是停留在文件上，这又不是啥好事，谁也不愿意传达这种岗位变动的事情，何况又是面对李华强这样一个具体人。
捅下这样大的娄子，却得到如此轻的处分，要放在任何人头上都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可李华强压根不买账，他装作一副啥也不知的样子，好像根本就不知道校对是干嘛的工作，依然每天来记者部晃悠。以前，部领导也不敢给李华强分配什么具体的采访工作，现在人调离则更没权力指挥了，他倒成为报社里真正的自由人。
其实，李华强人品还行，水平也不错，文学素养更高，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中文系毕业的本科大学生。1982年夏天，他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还正在筹建中的海山师范专科学校做老师。望着学校这堆废墟，早期想进党政部门的念头便在他的脑海里死灰复燃，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就和人事局僵持着迟迟不去换派遣证。当时，国家拨乱反正正是百废待兴之时，到处需要人才。他拿出鲜亮的大学毕业证书走了市里的几个单位，全部没有落空。几经比较，还是觉得到地改市前的海山行政公署办公室的前景广阔。李华强生性好动，性格暴躁，浑身散发出叛逆精神，加之他衣着随便、不修边幅甚至可以说是邋遢，这和机关干部西装革履的装扮、一本正经、庄严肃穆的工作作风很不协调。所以，他虽有良好的文学功底，但面对八股文式的规范材料往往显得一筹莫展。工作几年，除了接电话、抄材料、跟随领导下乡外，别奢谈什么作为了，连个正经的工作都没有，为此他很是苦恼。有一次，“八一”节前，专员突然想起按往年的规矩要到军分区和武警支队、消防支队去慰问，不巧的是秘书科的几个老材料们手头都有写作任务，专员只好叫李华强写封慰问信。本来，这样的材料有现成的，每年拿出来略微改动加上几句和当前形势与时俱进的客套话就可以了，可他想显示一下自己中文系大学生的水平，就查书本、找范文，熬了个通宵，写出来的慰问信很是抒情，领导拿到材料后来不及审阅立马带着秘书长去了军分区。慰问活动开始后，专员拿出材料照本宣科地念了几句，连续几个“啊”、“啊”的叫他气喘吁吁，跟不上了节奏，滑稽得像周星驰，很是搞笑。没办法，专员只好脱开稿子信马由缰地讲起来，讲常规话、客套话是当领导的基本技能，讲起来自然很是顺溜。
慰问信事情叫领导对李华强彻底地失望，专员萌生了调走他的念头，秘书长天生就会看风使舵，品咂出领导的意思后，便找他谈话说你到行署办公室也几年了，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组织上准备给你压压担子，但眼下办公室的位子比较满，打算提拔你到下面工作，下面是哪里？秘书长委婉地说合适他的地方应该是那些学校、文化局、文联、报社等单位。
李华强是个聪明人，听秘书长这样一说就明白领导这是准备把自己扫地出门。说实话，在行署办这个典型的官场环境里，他也萌生过走的念头，因为知道自己长期呆下去要顺应官场的规则，恐怕会完全扭曲了自己的性格，活得将是十分劳累；而一意孤行继续和官场格格不入，会变得连狗都不理睬了。所以，此时不走还等何时？
按照李华强的要求，他如愿到了海山日报社，依照惯例，哪怕是行署机关出来的通讯员，到了下面单位也要考虑在工会、团委等组织里给个职务，何况是办公室秘书和本科大学生呢！刚巧，报社文艺部主任离岗腾出了位子，于是行署指示报社任命李华强担任了文艺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等过一段时间再考虑转正。
文艺部有十来个编辑，每两周才编一期副刊，大家的时间实在富裕，闲暇里的李华强便对新闻留起神来，经过揣摩和学习，很快掌握了新闻倒金字塔的写作规律，试着出去采访了几次，写出的稿子竟全部使用，其中有一篇写市里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给农民带来实惠的《田家山村从土疙瘩里刨出“金娃娃”》的稿子，上了头版头条。连一向很少表扬人的仇平稳也几次在编前会上对他看问题准、文章有厚度且文笔干练、表达准确大加赞赏。在扬眉吐气中不断进行总结和提高，依靠扎实的文化基础和良好的修养，在行署几年写不出行政材料的李华强一旦喜欢上了新闻，潜能就很随意地发挥出来。时间过了不久，有些飘飘然的他强烈要求到记者部做一名真正的记者。仇总和他谈到记者部可以，但那里已有一正三副四个主任，职务实在不好安排。他却表态自己到报社不是冲着当主任来的。仇平稳便叫他立了字据，还说这样做是为了上面过问起来好交差。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被弄出行署的都是领导不喜欢的，好不容易弄出去了，领导再也不会关心的。
报社虽说是业务部门，但和其他党政部门一样都是论资排辈，等级甚至更为森严。到了记者部后，李华强成了资格最浅的人，每天还时不时地被人唤着打开水、扫地、抹桌子。当年在行署办公室干这些活也就罢了，那时伺候的至少也是和仇平稳职位大小差不多的领导，而在报社干这些事情真叫他窝起一肚子火。有了火总要燃烧的。一天，他终于歇斯底里地爆发了，一怒之下将部里的四个暖水瓶全部打碎。从此，人们不和他交往，而他变得更加孤僻，我行我素，独来独往，逐渐成为报社的具体人和自由人。再渐渐地，大家感觉他的心理也有些变态，谁也不轻易招惹他了，他上不上班，平时在社会上干什么，没人去打问，来到单位也没人搭理他。而只要是他写来的稿子，编辑、主任谁也不敢动，签发“同意”后，基本原样呈送到总编那里，一般情况下，他的稿子都不会被“枪毙”。听说他还经常拿差旅费在报社报销。从李华强身上，人们得出一个道理，人活着都是为了那张薄薄的脸皮，如果谁把这层脸皮撕破，完全不准备进步，那时候只有领导惧怕你的份了。
周望上任后，像人们说的，报社无论业务工作还是人事安排，是稳坐钓鱼船，就是不开舟。面对李华强“外甥打灯笼——照旧（舅）”，他也不闻不问。
那天，李华强在通联部拿到举报殡仪馆的材料后马上前去采访，到了殡仪馆，他发现除了《牵手百姓报》没来记者之外省内外驻海山的几家媒体的记者都不约而同地到了，他心想：这真他妈的是“几个贼歇在一个店了”。
搞庆典被举报一事，弄得殡仪馆馆长很是狼狈，好不容易以做十万元的专版为条件打发走《牵手百姓报》三名记者后，谁知后面的记者像蝗虫一样一批批地赶来。面对众多媒体记者，馆长心里说，既然拿出了十万，那就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坚决阻止媒体捅出去。他知道，一旦媒体披露此事，肯定会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那时他的馆长是必免无疑。只要媒体不介入的话，上面领导最多也只给个处分而已。保住了馆长的位子，至于处分有啥可怕的？在他不停的埋怨声里，已应接不暇的办公室主任小心翼翼地建议道，专版咱们是无力做了，再做恐怕连收来的礼金全贴进去都不够，现在不如对这些记者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按照他们所在报纸的分量和影响力以及他们来的人数情况，分头用2000到5000元不等的红包打发。馆长同意了他的建议。等红包给到海山日报时，考虑到这是党报，又只来了李华强一位记者，所以给了他最高的5000元红包。
写匿名举报材料的副馆长目睹了红包买通记者的全部过程，更加气愤，坚定了连记者在内一起状告的信念。究竟该如何把记者也告在一起，产生更大的轰动效应，他想起海山文联有一位专写报告文学的作家，近年来这位老先生转向了新闻写作，是中央几个大媒体的特约记者。此人一走上新闻道，便以写揭露报道而见长，有几篇在全国都产生过影响。他找到该特约记者，简单谈了情况，果然该记者比他还要气愤，当副馆长又试探性地告诉他，海山市里的所有新闻媒体都有人拿过红包，他一脸严肃地说真不像话，看来海山的媒体是全体堕落了。他一再保证说自己是不会堕落的，他说目前的材料已经很翔实了，就不准备再大张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