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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在延州东北200里处筑城（即青涧城）；以强化延州的防御。在守御青涧城期间，与羌民和睦相处，每当西夏军来扰，他已先从当地羌民中获知，就和羌族民兵前往迎击，每战必胜，使边境得安。看来这种世衡深知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大有人民战争的意味。
当时范仲淹镇守边关，威镇西夏。西夏人有“范老夫子胸中自有百万甲兵”之称。范仲淹听说种世衡这个人长期在陕甘地区任职，特别擅长和善于同少数民族打交道，而且无论是在汉区还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他的威信都很高，便在巡视环州时特别召见了他，并且委以重任，让种世衡到环州任职，同时勉励：“世衡素得羌心，而青涧城已固，乃奏徙世衡知环州，以镇抚之”。
种世衡到环州任职后，果不负范仲淹所望，始终恪尽职守，做出许多巩固民族团结，联合羌人同仇敌忾对付西夏的实事。如羌人酋长慕思的部落最强，他常与之交往，彼此之间建立了兄弟一般诚实可信的关系，因而深受慕思的敬重，“由是得其死力”，抗夏保国，坚守阵地，以致夏军不敢进犯。
种世衡深有谋略，当时西夏国主李元昊手下有个叫野利的人才，十分难对付。种世衡打听到这野利和李元昊的奶妈白姥有矛盾（奇怪，这俩人怎么来得矛盾？难道是这白姥想勾搭人家不成而忌恨吗？史书没有说，我们也不得而知），算是个有缝的蛋，所以种世衡就安排了一场如蒋干盗书一般的反间计，他先收买了一个叫苏吃曩的西夏小子，这小子的父亲和野利比较亲近，种世衡就许给他官职、锦袍、金带等好处，让他把李元昊赏赐给野利的一口宝刀偷了出来，然后故意让西夏方面在诈败的宋营中获得这口宝刀，并得到一些伪造的书信，这些书信为了造假造得逼真，还故意烧毁了大半，只剩下几十字。不过这几十字对野利来说却全是要命的话哦。这李元昊一看，好嘛，证据确凿，再加上他奶妈白姥整天在耳边垫野利的坏话，所谓谎言重复多遍就成真理啦，所以李元昊就处死了野利。史书上说：“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以至不能军。” 可见野利一死，死得可并不是一个人，同时死去的还有西夏方面的军心。就像明朝时崇祯错杀了袁崇焕一样，明军想袁督师那样忠心报国的人都死得那么惨，我们还卖什么命呀，于是后来就整队整队的投降清军。另外史书中还说：“平夏之功，世衡计谋居多，当时人未甚知之。世衡卒，乃录其功，赠观察使。”看来这种世衡做的工作在当时为了保密起来，有好多计谋在保密期未满的时候都没有公布，就好像我国当年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们一样，做了很久的无名英雄。 说来种世衡也是有功于大宋的重臣，种家世代镇守边关，几乎可以和“杨家将”媲美。 种世衡的儿子种谔和孙子种师道都在西北边境出任经略安抚使，也就是书中称的“经略相公”。相公是对地方官员的称呼，比称呼“老爷”亲切。这“经略相公”是军政合一的地方官员，权力比知府、知州大得多。大家看书中鲁达（智深）打死了郑屠后，因为鲁达是“经略相公”帐下的军官，地方官不敢擅自直接抓人，而是先去请示了“经略相公”，得到同意后才敢下文书捉人。可见当时“经略相公”的权力确实极大。 《水浒》中的好多好汉都提到过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像王进、鲁智深、杨志等都在这经略相公手下任过职，金钱豹子汤隆也以在老种经略相公手下打造过军器为荣。看来好汉们对镇守边关的功臣名将还是极为尊敬的。
“替天行道”
梁山上自宋江主政以来，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口号就是“替天行道”，所谓“只反贪官，不反朝廷”，所以最近有个大学教授提出来说《水浒》是部反腐败的作品。
说来梁山泊里的众好汉和历史上的一些农民起义也有点不一样，没有以推翻当时的政权为目的，也没有提出“均田免粮”这种类似原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口号。甚至也没有像方腊一样攻城掠地，然后割据一方，分封官吏，公然自立为皇。梁山的方针是想让社会秩序正常起来，让所谓的“天道”正常起来，不再是官贪吏酷，非亲不用，非财不取的混乱局面。
其实说来梁山好汉的所为，说是“替天行道”，却也没有见行多少“道”，我们看梁山好汉所做的更多是一种破坏性行为：劫牢反狱、劫法场、破州城、杀官兵、抢掠府库、焚烧房屋等。建设性的行为没有多少，虽然也有些分发粮米给百姓的行为，但并也是随性而为，并没有明确条理的原则和政策。但这些破坏性的行为非但没有引起当时大多数百姓和数百年来读者的反感，反而却觉得大快人心，让人如同干了几碗烈酒一般，既爽快，又豪气满胸，却是为何？
这只能说明，在当时社会已陷入极端黑暗混乱颠倒的境地，小人得志，贤人受斥，正是所谓的“逆向淘汰”，淘汰好人，选拔坏人。请看书中先写高俅发迹，金圣叹评道：“乃开书来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者，则是乱自上也。”这“乱自上作”说的很好。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亲贤臣，远小人”的训诫。小人得势之后，整个社会便按小人的意志和用人选人标准施行，就出这“逆向淘汰”的恶果。结果淘汰掉的好人以林冲为代表，许多英雄好汉成了梁山的中坚力量，林冲等人上梁山，不仅仅在武艺上远胜王矮虎那等草贼，而且成为梁山上十分具有号召力的旗帜。林冲这样的好人都上了梁山，梁山的人就不是坏人了，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可大不一样。后来金枪手徐宁被赚上山，一开始也很是不情愿，林冲就把盏陪话道：“小弟亦到此间……”用自己做为例子来说服徐宁。所以慢慢的坏人都成为官，好人都成为贼，渐渐就有了黑社会不黑，白社会不白，官倒像贼，贼倒像官的局面。本该是人民信赖的官府却官贪吏虐，全然没有半点公平，就像鲁智深认识的那样：“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乃至朝堂之上，蛇蝎为官，府衙之内，豺狼为吏，上下磨牙吮血，官兵不是贼而毒于贼。据说北宋有这样一个故事：宋代有个活动于浙闽沿海的海盗郑广，接受朝廷招安以后，在福建担任军职。但因他的“来路不正”，文武官员都瞧他不起。当时规定，每月逢初一和十五两天的早上，官员们都要去谒见“路”（相当于省）的安抚使（管辖整个地区军民事务的官员）。一天，官员们在等候谒见时兴高采烈地谈诗论文，有意疏远郑广。郑广忍不便站起来大声道：“我也有首诗，读与各位大人听听？”众官员大惊，海盗也懂得写诗？郑广随即朗诵起来：“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这诗道的极妙。
到了这等官等于贼甚至狠于贼的时候，在百姓中就有不恨贼而恨官的现象。且看书中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擅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先把如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皆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那里敢下乡村来！若是那上司官员差他们缉捕人来，都吓得屎尿齐流，怎敢正眼儿看他！” 阮小七道：“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百姓得见平时作威作福惯于欺压百姓的官兵捕盗被杀得鬼哭狼嚎，贪官也被好汉们杀了，万贯家财也分了，说什么民心似铁，官法如炉？梁山好汉偏偏就劫了法场，杀得你这些官兵们哭爹叫娘，正所谓“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岂不让一般苦难百姓拍手称快？ 小至玩棋玩牌等游戏，如果没有公平的规则，最终也无法正常继续。如果这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有输有赢，大家一般都能心平气和。但若有人不讲规则，偷棋换牌，而又无人来管，甚至负责裁判的人也公然耍赖作弊，那这游戏就没有人愿意玩了，如果这时却又被恶人强逼着来玩，心里自然极为恼怒。这时如果跳出一个人掀了桌子，把庄家、裁判等打翻在地，大家当然是拍手称快的多。
而作为一个社会，也要有“游戏规则”，这就是所谓的“道”吧，一个社会不能没有道德规范标准，如果社会上下全无道德观念，只是认钱，钱多为尊，钱少为奴，不仁可以为富，为富可以不仁。发财可以为官，为官可以发财；如花少女，因钱作妾，饱学之士，为钱成奴。忠直之辈，人笑其愚；奸诈之徒，人羡其富。如此则国家危矣，民族危矣。北宋名亡于金，实亡于已。但凡腐朽政权，那堪疾风一吹？当年国民党腐败到连部队领枪都要行贿才行的地步，其亡也忽焉，果不其然。
反观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贞观之治，自上而下都形成一种健康的社会风气，这是贞观之治为史家所称道的关键所在。有文章记载：李世民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气整顿吏治，下决心要在官场根治贪污受贿的不治之症。为了侦查那些暗中受贿和将来有可能受贿的烂污官吏，李世民令亲信暗中向各部官员行贿，结果还真查处了几个贪官。李世民在得意之余把他的谋略告诉一位隋朝遗臣，没想到这位大臣当场泼了他一瓢冷水：陛下平时总告戒臣民要诚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却先行欺诈之术，上梁不正下梁歪，臣民会一样用欺诈的手段报答你。李世民认为大臣的话有很深的智慧，欣然接受了这句令普通当权者恼羞成怒的逆耳忠言。这种注重社会道德培育的行为获得了“贞观之治”这样的成果。
话说回来，宋江等虽然认识了当时社会“道”已经混乱，但如何替天行道，“天”是什么？行什么样的“道”，梁山好汉心中恐怕也不十分清楚，只是起到掀翻几桌人肉筵席的作用。其实这个问题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强要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