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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让香港的制度避开与共产立场及中国宪法的正面冲突。将来香港公司是由中国宪法许以特权而存在，但公司的法例是与「党」及宪法分开的。以「小宪法」将香港作为「例外」是有困难的——「小」是在「大」之下。以公司法治的形式来避免「大」、「小」的冲突，在美国的公司城市有许多成功的先例。
二、让权利以间接的方式界定。在一党两制的情况下，要中国明确地放弃权利是难以办到的。但特许公司的存在，公司是有着自己的生存权利，香港人的权利可以不提而被间接地界定了。
三、让香港制度有全面性的保障。一个经济的制度是要考虑整体的，牵一发可能动全身；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以改进为理由而将香港的制度加以左右是极危险的事。要保持香港整个制度，或全部都不保，香港人应该是愿意孤注一掷的！公司法治就有这一种机能——保存或解散公司。近一年多来，中国不少高级干部的多种言论，往往使香港人有不安之感。这些言论，若在中国收回主权后仍不断产生，香港人就不知何去何从。在九七问题上，全面保障或解散公司（经济学上的AllorNone）的用处，就是若非中国最高当局要大事改革香港的制度，干部的言论香港人可以不理。
四、让公司有着一般性的保障。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后，无论协议是用什么形式，中国本身的法律对香港都会有影响。「公司法治」有避重就轻的功能；另一方面，香港的命运就会被牵连到中国将来的公司法例之内。虽然在这方面，中国目前办得不好，使国内投资者有着不胜枚举的困难，但以我个人的推测，将来中国法例的改进，公司法例会做得较好。这是因为中国若要搞经济现代化，公司法例比任何其它法例重要。我不相信在一国之下，一个明显的「例外」是可以持久的。以公司法治港，可以减少香港成为一个明显的法律例外的可能性。
五、让九七问题终止。九七问题的各种言论，可说是紧张刺激兼而有之。每天都有着世界性的大新闻，对香港的经济前途有不良影响是可以肯定的。现在又说「基本法」要写上三五年；长此下去，大有可能把香港弄得一团糟。假如中国对英国说：「好吧，你们将香港改为公司，到时我们将香港公司收回，会保证这公司的继续存在。」只一句，就可息事宁人。因为将香港改为公司形式的手续，大都是搬字过纸，没有什么大风浪。
「公司法治」与香港人近来所提议的「民主」投票没有抵触；正相反，有不少学者认为公司制是会减少独裁的可能性。又因为公司实权是被推到一个在概念上的「法人」身上，压力团体就只能以压力改法例，对个人的攻击是会减少的。公司本身不是党，没有立场，这对一个以贸易为主的国际城市是有利的。我不单建议试行以「公司法治港」，我认为中国的执政者应试用同样的办法去处理经济特区。当然，将目前在中国的特区改为公司制，并没有香港那么容易，因为这些特区本身的产权界定，远不及香港的先进。
九七协议一定要基于中国会遵守承诺的假设为出发点。因为这个缘故，要找寻一张能约束中国承诺的协议，实在白费心思。中国要反悔随时都可以。我们要找寻的，是「中国若要不反悔，也可以不被压力所逼而反悔」的协议形式。以我之见，在这局限条件下，公司法治港是最可靠的办法。
（1984。06。01）「安定」是「繁荣」的陷阱
在九七问题的言论中，「要维持香港安定繁荣」这句话，是任何有关人士都同意的。作为一个从事经济研究的人，我当然知道「安定」一词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既然大致上香港人都知道所指的是什么，在《论衡》中我也用过几次。
几天前读到安子介先生在北京所作有关维持香港安定繁荣的十六点建议。安氏是有名望的香港人；他的建议显然是经过细心考虑的。但这些却使我越看越心惊——除了「英语合法」以外，差不多每一点建议都是共产中国多年来所赞同的。安氏的建议是一套理想；在理想上，香港与中国没有什么不同——世界上有谁会反对安定繁荣的呢？要安定物价、安定工作、安定物品供应、增加收入、避免大幅度出口下降、生产要有利润——都很合理，但这些又何尝不是毛泽东当年极力主张的政策？效果又怎样了？
同样的现象，或同样的政策，往往可用不同的字眼来表达。这其中的「文字游戏」，不仅政客擅长，我们从事学术的也是能手！举一个经济学上的例子。不变动的价格可以被形容成「安定」（Stable），但也可以形容成「固定」（Fixed）或是「硬性化」（Rigid）。在美国的反垄断（AntiTrust）法律中，一间公司若将价格「安定」了则可，但若将价格「固定」或「硬性化」了，就是犯法。我做过国际性大企业反垄断案件的顾问多年，自问是无法从价格不变的表现中，能断定该价是「安定」、「固定」或是「硬性化」。
举另一个例。对某些农产品，美国政府历久以来都有价格管制，但价格管制（Price Control）对经济的不良影响，很多人都知道，而「管制」一词跟「自由」是大有冲突的。于是乎政府就采用「支持价格」（Price Support）或「安定价格」（Price Stabilization）来「安定」民心。
安定繁荣的「安定」，跟「固定」、「硬性化」、「支持」及甚至「管制」，往往真假难分！安子介先生究竟要哪一种？他心目中究竟是以什么准则来分辨的呢？「不安定」最坏的含意是「乱」（Chaos），比较好的含意是「波动」（Fluctuation），更好的是「有弹性」（Flexibility），而最好的当然就是「自由」（Freedom）了。但若没有自由，生活又怎样才算得上是「安定」呢？
我要指出的，是这些字在某些学术上（例如统计学）有明确的定义；在日常生活的应用中，或在不以严谨为重的文章内，这些字没有明确的定义并不重要。但若以这些字来界定一个制度的本质，或用在协议之内，就没有「保障」可言。撇开「安定」的明显含糊不谈，就连「自由」一词，我们也不能肯定其定义是什么。
在经济原理及我们所知的经验中，安子介先生的理想经济效果，大都是要政府大事管制才能办到的。这是与香港的基本制度脱了节的。若欧美经济不景，香港出口下降，怎么办？唯一的「安定」办法，就是要政府津贴工业出口。港币与美元挂钩，若美国通胀上升，香港通胀就必亦步亦趋，怎么办？管制价格。香港失业人数增加，怎么办？增加社会福利。某些行业不合时宜，要亏本，怎么办？政府津贴。物品供应不足，怎么办？实施配额制度。这一切，政府都可以勉强办到。不能办到的就是要同时增加国民收入；政府左管右管的必然效果，就是民不聊生。
严格来说，政府要「安定」，就没有「繁荣」。这是千古不易的经验。当然，因政治或战争而引起的不安定是另一回事了。
不要以为我以上的「『安定』是『繁荣』的陷阱」的论调，是一个「文字游戏」。我可将这论调提升至一般性水平。在九七问题的各种言论中，一个颇为明显的一般「陷阱」，是发言者将一个经济制度的成功「因素」及这些因素所产生的「效果」分不清楚。香港要保存的是她成功的因素，不是效果。这是因为在任何制度中，效果是不能加以保障的。做生意的成败，怎可以像在饭店里点菜那样信心十足？若是指定效果而加以保障，成功的因素就会被忽略，压力团体就有机可乘，而政府干预也就相继而生。共产政制中的五年计划，或其它国家的庞然大计，就是重视效果而忽视因素。其真正效果我们是有目共睹的。
在九七问题上，我们常听到的「要保持金融中心的地位」或「要增加外国在香港的投资」，都是效果而不是因素。要将这些写在协议上，就令人啼笑皆非。
香港的工商界「反应快」及「有弹性」，举世知名。这「反应」及「弹性」，都是由现有制度中的基本因素所促成的。但在有快反应的市场中，「不安定」是在所必然。有人赚大钱，有人亏大本；有人升职，有人失业；股市可以大起，也可以大跌；出口增减不一，价格不断波动——都给人有不安的感觉。这些波动的主要原因，就是利用市场的机能去改错，去减少因为错而能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些「不安定」因此就带来了另一种「安定」——市民的平均收入增加。
「要维持香港安定繁荣」是理想中的效果，对香港人的生活享受无关重要。重要的是「要维持香港制度不变」。我所指的是两个因素不变。第一，私产制度不变（这包括出入境自由及言论自由）；第二，立法与司法制度不变。若这两点能真正地做到，其它的都无足轻重。
（1984。06。08）权力的转换
九七前途茫茫，要有比较肯定性的推论，着实不容易。在闲谈中，我跟朋友打趣说，我有一个「张氏定律」。这定律是这样的：「假若在主权易手之前，香港能维持现有的繁荣，那么在主权易手后，香港的繁荣是可以维持的。」这个定律的重要含意，就是假若在九七后香港的经济及民主会被弄到一塌糊涂，在某程度上，这些不幸的事一定会在九七之前显现出来。
我不想在这里向读者解释这定律之所以然，因为其中的逻辑并不简单。我只可以说，用我所知的几个不同经济理论的角度来推断，这定律的结果是相同的。若有人能用任何其它有实用性的假设，将这定律推翻，我倒很想知道。
关心九七问题的人若同意上述定律，他们的观点可有消极和积极的两方面。消极的一面，就是对那些相信九七后香港的民主会大有问题的人来说，好的时日着实无多！这是因为依照「张氏定律」，九七后若是不妥，九七之前也不会好过。积极的一面，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