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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位积极参与政治的农村男性说，在村里，女人从来不会参加这样的事情，都是男人挑头干的。对外来工的调查也显示出，男工比女工更多地参与维权斗争，女性则显得更“听话”，更懦弱。虽然这一点在许多地方造成雇主更想雇用女性而不愿雇用男性这一表面上对女性有利的后果，但同时也反映出女性参政水平低的弱势群体特征。
在全国妇女地位调查中发现，女性对国内国际政界人物的知晓状况大大不如男性，这也反映出女性政治参与的兴趣和热情较男性低的问题。
女性对于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知晓率仅有四五成，而男性却高达七八成；女性对于国际政界人物的知晓率更低至两成，而男性的知晓率却能达到四成。
雅典是民主政治的根源，主要是因为公民投票。但是当时只有6％的居民是公民，奴隶和女性都没有投票权。直到20世纪初年，所有的政权机构都几乎没有女性领导人。虽然英国有女皇，中国有慈禧太后，阿根廷有庇隆夫人，但是个别女人进入男性的政治机构和女性作为一个族群进入权力机构是不同的。个别女人只是例外，是非常人物，是能够克服她所属性别的“弱点”的人。比如保守的撒切尔夫人的内政外交政策就比男性领导人还保守，还好战，完全不能代表女性的利益，也没有女性的特色。另外，在从政的女性当中，有强烈的女性主义倾向的政治家很难当选，只有那些让男性感到没有威胁的女性才可当选。这就是全世界女性在参政领域所面临的尴尬局面。而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男女两性的真正平等就一天不得实现。
二、参加社会生产
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国、各种文化中，公领域大都主要是男性的领域，而私领域则大都主要是女性的领域，所谓“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人类社会数千年的传统习俗所塑造的观念特别的根深蒂固，影响深远。正如波伏瓦所指出的那样：女人的不幸在于，她没有和男性劳动者一起变成同类的工人，于是也就被排斥在人的伙伴关系之外。男性之所以没有把她当成和他一样的人，是因为她没有去分享他的工作和思维方式，是因为她仍被禁锢在生命的神秘过程中。（波伏瓦，88）使女人注定成为附庸的祸根在于她没有可能做任何事这一事实，所以她才通过自恋、爱情或宗教孜孜不倦地徒劳地追求她的真实存在。当她成为生产性的主动的人时，她会重新获得超越性；她会通过设计具体地去肯定她的主体地位；她会去尝试认识与她所追求的目标、与她所拥有的金钱和权利相关的责任。（波伏瓦，771）
男主外女主内的问题一直是女性主义对男权制家庭的批评焦点。19世纪的女性主义作家沃尔芙曾经提倡用给母亲发工资的办法，使其从男性的经济专制下解放出来。弗里丹鼓励女性将家庭责任减到最小程度，但不回避这些责任。费尔斯通则把妊娠和做母亲本身就看成受压迫，她的结论是：生殖技术的进步最终将把女性从生物学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对于激进女性主义来说，放弃家庭以及与男人分离是对女性唯一可忍受的答案。（邱仁宗等，210…211）
在中国，几千年来，女性被深深地禁闭在私领域之内，有钱人家的女孩甚至被深锁在对女性身份颇具象征意义的“绣楼”之内，与家庭之外的世界完全隔离。直到近现代女性进入公领域，参加了家庭之外的工作，中国女性的地位才真正得到改观。因此，社会生产与性别的关系首先表现在女性在有酬社会劳动中所占的比例。
目前我国女性在有酬社会劳动者中占到43％，虽然这个水平不是最好的，但是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如法国、德国和日本；高于与我们发展水平相近的印度；更远远高于阿拉伯国家。在女性就业达到这个比例之前，中国女性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经过了一个急剧的增长期：在1950年时，女职工仅占全部职工的7％；1992年，全国有5600万女职工，约占全国职工的38％。（沙吉才，31）加上女性农业劳动者，女性参加有酬工作的比例在全体劳动者当中上升至43％。
中国女性从仅仅在家庭这个私领域活动改变为大规模地进入社会生产劳动这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从那时开始，中国女性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基本上人人在家到人人都要参加工作，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女性生活所经历的最具历史意义的改变。以下就是一些女性参与社会生产的实例。而恰恰因为其平淡无奇，更反映出这一变化的伟大——它已经成为每一个普通中国女性的命运，成为她们的生活方式。这些人的人生经历，就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这个伟大变迁的历史见证。
女性参加工作之后的一个首要的变化是：她们从被男性供养的人，变成能够自食其力的人。她们的收入有时还能对家庭经济有所帮助。一位老年退休女工说：
我是18岁开始工作的。刚上班学徒，16块钱工资，我吃饭8元，给父母8元。我对家庭有责任感，不像现在的孩子，挣多少钱都自己花。从心里我不愿工作，想上学，可父亲要求我工作。这样家里可以少一个人吃饭。我给家里5块钱也能帮半个月的菜钱。
虽然与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相比，刚刚开始进入劳动大军的女性的收入是比较低的，但是女性从被家庭供养到供养家庭，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变迁。一位老年退休女工这样回顾她当初参加工作时的情景：
我是1962年 （20岁） 工作的，一开始在商店当临时工，后来考到城里的印刷厂。我当时就是不想上学，也想经济独立。父母随我的便。我的收入全都给家里，在家里吃饭。我的收入对家里有很大帮助，但比父亲挣得还是要少。
在1950年代初，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女性在中国女性中还属于少数人，她们的经历为中国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树立了榜样。而其中有些女青年是因为家庭中缺乏男性劳动力而不得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位做文化工作的退休女职工很年轻时父母就分居了，父亲基本上不养家。她说：
我是1949年11月出来工作的，那时我才16岁，工作了半年又上学。我考入文工团当演员，原因是当时家里五口人，就我妈一人养，我想工作帮妈妈。我的收入占到全家收入三分之一。
由于从1950年代起，中国开始经历城市化的过程，许多农村女性进入城市，同时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新型女性劳动者。一位年轻时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退休女职工讲述的当初参加工作时的情景带有中国经济大发展时期的特点，显得特别生动有趣，她说：
我是18岁进城参加工作的。当时觉得农村苦，就想到北京当工人。赶上劳动局招人，我就跟人搭伴坐车过来了。那是1958年，许多单位招工，开来大汽车，愿意上哪个厂，就上哪个厂的车，我就上了北京化工厂。1961年下放人，就从厂里下来去了商业。我当时已经在老家结了婚了，刚结了婚就出来了。爱人在京剧团工作，是一个村的。他先来了北京，我就上北京工作来了。父母当时有点舍不得，我一走，身边就没人了，我姐是盲人，就我一个好人还走了，父母谁管呢？所以不愿让出来。我挣了钱给家捎钱，过年过节也给家里捎钱去。
农村的地少人多和城市工业的蓬勃发展是大量农村女性涌向城市、涌向劳动市场的一个推动力。另一位也是从老家农村进城工作的女性说：
我是1953年出来工作的。我想，在家种地也没有什么出息，地少人多，就出来了。有老乡在北京给我找了工作。我妈舍不得我出来工作，孩子越多越疼。家里人多，20多口人，一个人就两亩地，吃不饱，所以我就出来工作了。我愿意出来工作。我挣的钱给家里邮点回去，也就是一点零花钱。结婚了，有孩子了，就没法寄了。
女性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最大的障碍来自养育子女。在传统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使得照顾未成年子女的生活起居完全成为女性的责任。因此，有的女性是在孩子大了以后才出来参加工作的。一位城市老年女性说：
我来北京40年了，是20多岁来的。1957年到北京，小儿子已经3岁。我上了10年零4个月的班，还捞了个退休，挺合适的。我当时就是觉得孩子大了，就想上班，想舍一头。父母还在老家农村。那时候我挣30多块钱，丈夫挣60多块钱。
有的女性则不等孩子长大就开始工作了。一位老年女性说：
我是1953年来北京的。1958年我31岁出来工作的，孩子才7个月我就工作了。
女性的就业途径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在社会上直接应征，更多的女性是从学校毕业就分配了工作的。一位女性的就业途径是很典型的：
我是1958年技校毕业分配在工厂当化验员。父母愿意，比种地强。我也愿意。我一开始挣18元，后来26元。
另一位女性的情况也很典型，她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
我22岁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到建筑设计院。我一到那儿就觉得不适应那种工作环境。母亲觉得我太挑肥拣瘦。我不喜欢部队那种管理方法，人际关系。后来我就想办法调动了工作。我自己的钱自己花，没有给家里。
在城市职工家庭中，某段时间还盛行另外一种特别的就业方式，那就是子女接退休父母的班。一位女性说：
我是18岁工作的，接我妈班。我中学毕业后我妈正好退休。父母支持我工作。当时岁数小，我也没什么想法。在鞋厂收入36元，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