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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外部股东的突然涌入会削弱现有股东的权力。
这对原始债券持有人和股东都不利，所以双方都有动力去密切关注银行在做什么，以使自己不会被动地处于这种不幸境地。理论上讲，如果债券持有者认为银行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他们会提高借款成本，实行市场性约束。同样，股东也会遏制银行的危险行为，避免其陷入困境。
这种想法在实践中可能不如理论上有效。毕竟它要求银行必须发行足够的或有可转换债券，否则，它所鼓励的自我约束将会不足。尽管如此，它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好建议，并且可能解决《新巴塞尔协议》的另一主要问题。《新巴塞尔协议》的核心构想是，如果银行的监管者、股东和经理不能抑制风险行为，银行的债权人会被鼓励代行其责。债务购买者通过提高高风险银行的借贷成本，实行了“市场化约束”。
遗憾的是，此次危机发生时，并没有足够的银行实行了有意义的市场化约束。即便有的话，各国政府也已将市场化约束抛到九霄云外，它们决定担保全部债务，致使银行很容易借到较多资金。或有资本可能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办法，即将债务转换为股权，而不用实行担保、支持和救助，它有可能（也许真的会）守住道德风险。
另一个需要《巴塞尔协议》制定者关注的问题是流动性不足问题。此次危机充分表明，无论是传统的银行还是影子银行体系的成员非常容易出现流动性紧缩。过去，巴塞尔委员会很少注意到这个问题。正如前面章节所阐述的，此次灾难是银行业危机的扩大造成的。形形色色的金融公司将借入的短期流动资金投资于长期非流动资产，当恐慌降临时，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虚拟银行）都无法再对短期借款做延期，而这造成了流动性不足。
因此，更加重视对流动性风险的管理应成为全体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和非银行）未来监管的重要内容。约束方法之一是要求金融企业避免短期借款，换言之，就是要大大延长其负债的期限。每年需要进行一次借款展期的银行，比每天都要进行借款展期的银行发生流动性紧缩的风险更小。当然这个办法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就像此次危机中所发生的情形，即使一家金融机构基本只作短期投资（如货币市场基金），但仍会由于少量的低流动性资产投资而陷入危机。
《新巴塞尔协议》的另一个缺陷是赋予了金融机构过多使用内部风险管理模型的权利。其中，一个模型是风险价值公式（VaR），用来计算公司资产损失的可能性。另一个是Gaussian copula模型，一个用来为复杂的资产如CDO做定价的统计工具。这两个模型都忽略了危机和其他破坏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使银行在危机来临时变得很脆弱。可悲的是，解决途径绝不是简单地去设计更好的模型，模型只是在用时是良好的，如果人们想要忽视风险而扩大短期利润，会为需要的结果去篡改公式。
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将风险降至最小化的其他方法。首先，应该反思一下金融机构是如何管理风险的。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方法是，每个部门或业务流程单独考虑风险，而从来不思考各部门之间投机行为的交叉影响。AIG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位于伦敦的仅有375名员工的小分支公司，由于担保了大量问题抵押贷款债券，使超过10万名其他部门的员工陷入了困境。
同样让人担忧的是，许多风险管理经理正被边缘化。毕竟，他们妨碍了人们追逐更多的利润，要他们去有效控制与其一起工作的交易员十分困难。为此，今后的风险管理应尽量站在整个组织的高度 “鸟瞰”风险。这就意味着要任命一个权力更大的首席风险管理官，直接向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报告，同时需要一个能监测多个部门运行、尤其能阻止冒险行为发生的工作组。
即将到来的危机
金融危机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让一场彻底的改革看起来合情合理。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本章所阐述的很多改革都显得极端没有必要，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我们所强调的这种改革将会踏上一个漫长的征程，通过改革薪酬机制、规范证券化、将衍生品置于公众监督下、严格约束系统的“监护人”即评级代理机构，金融系统将朝着更加稳定和透明的方向前进。改革会确保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拥有足够的资金。实际上，对于安全渡过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来说，拥有充足的流动性最为重要。
改革也将消除少数几家寡头银行和投资银行控制金融系统所带来的弊端。如果衍生品和其他金融工具更加透明，垄断者将很难向客户收取高额的费用和获得巨大的买卖价差。可以理解，这些公司不愿意看见交易从交易商市场走向交易所，改革会削弱它们凭客户缺乏信息资源而赢利的能力。在现有的体系下，由于价格缺乏透明性，公司很容易获得高额买卖价差利润。他们能够成功地提前获得信息，这意味着可以运用客户的投资信息在其他地方获利，比如做市和交易行为中。而更高的透明度会阻止这些行为的发生。
怀疑论者也提出了合乎情理的一点，即如果投资者愿意冒风险为alpha或schmalpha回报付费；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些个别极具势力的不透明的金融公司的崛起，会带来很多麻烦。这些公司的金融职能千差万别，令人吃惊：从证券发起和承销、作价买卖、私人股权投资、对冲资金、资产管理到基础金融，应有尽有。各种业务相互联系，加之少数幸存公司间的相互联系，产生了极高的系统性风险。
将大部分交易从依靠市场做市商/经纪人的场外交易，转为交易所交易将会使寻租行为大幅减少。更重要的是，这还会大大减少造成金融机构“亲而不倒”的交易对手风险。事实上，越多交易发生在交易所，就会使越多交易对手风险被降低。我们不但要压缩每个机构的规模来限制“大而不倒”，还要规定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应分类交易，限制“亲而不倒”。在交易所内，交易员只能为客户执行有效的交易，而不能进行利益冲突盛行、价格透明度极差、系统性交易对手风险甚高的作价买卖交易。因此，我们必须回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上来，甚至超越它，使金融体系中无论是机构还是业务都是分离的，避免发生“大而不倒”和“亲而不倒”。
总之，金融权力的集中会制造出一个“亲而不倒”的系统，这一章中所提出的建议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实行更加彻底的改革是未来金融系统保持稳定的关键。
第9章 “大而不倒”的银行不应再存在
“大而不倒”的企业不仅仅是太大而不能倒，而且它们也太大了以至于不应再存在，它们过于复杂，很难进行妥善的管理。坦率地说，它们不应该存在，至少它们应该被拆分。
2010年1月初，本·伯南克曾为美联储在最近这次危机中的应对措施作辩护。他提出的教训直接而简单：更好的监管可以防止危机。正如他所说，“这次危机带给我的重要教训是，金融监管在控制新出现的风险方面并非是无效的，只是监管必须执行得更好、更聪明。”
伯南克说得没错，但如何才能使监管机构在履行职责时“更好和更聪明”地完成工作呢？在本章中，我们将对实现这一目标的几项重要的障碍性因素进行分析：故意逃避监管造成的监管套利；多头监管即监管者众多，缺乏协调，从而无法对金融系统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监管人员素质问题等。最近的金融监管历史表明，无论监管规章和条例多么严谨和周密，其效用都可能因上述问题而锐减。任何成功的金融监管改革都需要对上述问题做出有效应对。
这与前一章中提出的常识性的折中建议一样，都仅仅是一个开始。然而就目前的现状而言，仅仅提出一些新的监管措施是远远不够的；有时，一些监管“创造性破坏”是恰当的。本章中，我们提出了一些更加彻底的改革措施，如拆分大银行、为金融系统构建新的防火墙等。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建议可以而且应该被实施。
在本章的最后，我们权衡比较了一个完全不同但同样激进的想法。那就是运用货币政策来阻止投机性泡沫。虽然这种措施简单而直接，但大部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通常认为这种观点属异端邪说，而且非常危险。事实上，伯南克在他的事后辩护演讲中也明确拒绝了这种观点，他认为更好的金融监管为防止投机泡沫提供了“外科手术式”的方法。
我们认为，如果运用得当，货币政策将是控制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最有效、最有力的选择之一。在效果上，这不是外科手术，而是切中要害：货币政策能够对投机气氛产生广泛的系统性影响，进而在第一时间阻止泡沫产生。因此，这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备选方案。
接下来，本章对未来金融业的可能性变化和远景进行了描绘：除非决策者和政治家们认识到，解决全球性金融危机需要大智慧和彻底的变革，否则，就等于在国际金融体系这艘“泰坦尼克号”邮轮上简单地重新排列座次而已，死亡仍然不可避免。
杜绝监管套利
如果要使改革措施得以产生实质性的效果，那么监管套利就是决策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
你不可不知的危机名词
监管套利
当人们谈及新的金融监管准则，通常是指具体规则、指导方针以及旨在结束不良行为、鼓励稳定和防范危机的法律。这都很好，然而银行家和交易商们却总能想到各种有趣的方式去回避这些精心设计的监管条例，这就是所谓的“监管套利”。
在金融危机之前，普通银行得到了合理的监管，作为交换条件，它们可以从政府得到存款保险和明确的最后贷款人支持。然而这种交易对于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