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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相对于监管权力分散于多种竞争性机构的美国模式，英国FSA模式是上选之策。因为联邦和州政府之间分享权力的悠久传统排除了这种可能性，短期内美国不太可能采取类似的安排。但是一些意义重大的合并和集中却是可取的，也是必要的。虽然这不太可能从根本上防止在此次危机中推波助澜的监管套利，但却会让这种行为变得更加困难。
遗憾的是，金融企业还有一条规避监管的途径。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套利方式，即所谓的司法管辖权套利，是指金融企业挑选并主动转移到较少监管和限制的司法管辖区域的套利行为。在这个金融全球化、资金流动频繁以及缺乏资本管制的时代，金融企业的司法管辖权套利也更容易成功。虽然这可能会让部分地区的监管者情不自禁地有种“拔了眼中钉”的感觉，并让那些制造此次危机的企业启程前往更加“宜人”的地方，然而这对于防止未来的灾难毫无益处。
出于这个原因，监管者有必要与其他国家采取协调一致的改革措施。然而这谈何容易，与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等其他全球性问题存在的磋商机制和平台相比，金融方面的全球合作架构发展远不尽如人意。由于缺乏协调，一些领导人开始呼吁建立一个“全球超级监管者”，正如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所称，“作为国际性权威机构为金融市场设立交通规则的全球监管框架。”
这个想法听起来不错，但是非常不切实际。国际机构如巴塞尔委员会制定可供各国监管者实施的准则是一回事，更难的是让所有监管者和立法者放弃部分或全部主权，让位于单一的全球监管者。事实上，其他更加温和的建议也没有任何进展，例如，许多建议试图把欧洲中央银行打造成一个超级监管者，并负责约束欧盟成员国的金融业，但这种主张未引起丝毫回应。到目前为止，监管欧洲银行的职责仍然掌握在各国中央银行的手中。
即使所有的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同意设立一个全球超级监管机构，那也未必是个好主意。虽然美国过于分散的监管制度并不理想，但是极端的集中也存在风险。这等同于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把过多的信任给予唯一的监管机构，而它却未必胜任这个艰巨任务。
这就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他们执行不力，那么最一致和最全面的监管将毫无意义。换种说法，监管只有被监管者执行，才会有效。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谁来监管监管者
一句古老的拉丁语准确刻画了目前的困境：谁来监护监护人？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谁来监管监管者？”谁能保证获得权力的警察，就会心无旁骛地恪守职责呢？
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首次注意到了这个难题，尽管他当时谈论的是一个社会的监护人，而不是金融业的监管者（更不可能是在当时仍远未诞生的衍生品的监管者）。柏拉图的答案耐人寻味：
监护人和芸芸众生会被告知一种“高贵的谎言”或“有益的神话”，即监护人比一般人更富有道德。他们对自己的美德深信不疑，他们鄙视自私自利，相反却会谋求理想国的福利。这就是幻想的为善最乐。
这一幻想常成为人们的笑柄，但却揭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如果监护人或监管者不被认为拥有优势，并被认为是无能和腐败的，考虑一下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不同类型的谎言，然而却是一个我们常被鼓励去相信的谎言。直到最近，仍有声音说监管者不去私营部门工作是愚蠢的做法。他们不过是一群无法与华尔街的金融天才们相抗衡的傻瓜。更糟的是，他们被认为是一个障碍，是勇敢地通向金融创新新世界的阻碍。
这个谎言被由自由放任的狂热分子肆意散播，因此值得一驳。很早以前这种说辞就曾受到挑战，20世纪30年代，新组建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其他监管机构吸引了大量聪明能干且理想主义的精英加盟，如果换个时代，他们很可能会驰骋华尔街，然而在那个年代，他们最终选择了监管华尔街。绝非巧合的是，他们主导和见证了前所未有的金融稳定，以及国家整体上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我们有理由相信故事可能重现，不过这需要改变监管工作和监管者的声誉。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这一过程可以从联邦政府招募新的监管者开始，这些人员要有权力和责任阻止另一次金融危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责任，并且这种责任本身也应反映在监管工作的重要程度以及支付给这些雇员的工资水平上。如果这是一个“高贵的谎言”，那就顺其自然吧。但是如果不改变我们对监管工作的看法，吸引合格人才进入监管岗位会变得越发困难。
监管者也应得到更好的薪酬回报。在这里，我们与柏拉图分道扬镳，毕竟你们正在阅读的是一本经济学而非哲学读物。让我们审视一下现实吧，直到最近，在整个联邦政府系统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仍然是薪酬最差的部门之一。甚至今天，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我们很难找到一位工资超过10万美元的职位。然而薪水涨到什么水平却是有限度的，毕竟美国财长的年薪才略低于20万美元，但负责全球金融系统稳定的监管者的收入超过高盛的前台接待员应该是合理的。
许多改革者建议监管者的薪酬应与他们的绩效挂钩。换句话说，他们征收的罚款越多、关闭破产的银行越多，收入也就越高。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好主意，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职权被滥用的风险很高。想象一下，如果警察的收入与他们的逮捕人数和发出的交通罚单数相关，他们会如何行事。毫无疑问，他们会更加积极地执法，但执法是否公平与合理则是另外一回事。
最好以其他方式处理这个问题。首先，联邦政府可以提供华尔街不能提供的东西：职业保障。鉴于危机后几年，失业的银行家和交易员人数众多，保障性职业的前景会更有吸引力，特别是对于那些接近退休年龄的老银行家和交易员。这些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其中许多人正在领取失业补助。因此可以让他们复出，并作为普通人员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其他监管机构工作。
至于前交易员加盟政府部门，我们决不能为他们设置高空“旋转门”，让他们在最大的金融企业和华盛顿的监管机构之间来去自由。高盛就是因为这种做法而声名狼藉，它的几个首席执行官都曾在美国政府部门担任高级职务，其他管理人员也都有高层次的政府工作经历。公司主管毫不费力地从私人部门穿梭到政府部门，这创造了无数的利益冲突，因为他们往往是前雇主的同盟而非监管者。其中许多人后来又返回到私人部门，并利用他们的政府关系进行游说，从而为金融企业谋求更少的管制。
这个被称为“监管俘获”的问题，仍同以往一样令人不安。例如，2009年秋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高调宣称要为新成立的执法部聘请一位行政主管，该部门将对高盛这样的大公司保持密切关注。然而最终被选中的雇员年仅29岁，除了曾在高盛担任主管外，资历有限。
有一些办法可以解决监管俘获和循环任命问题。首先，前政府雇员尤其是高级雇员的游说活动应该受到限制。2009年初，奥巴马总统推出的改革明令政府雇员两年内不得从事游说活动。这是一个开始，但时限应该可以延长到四年或五年，甚至更长。
金融企业的游说活动也应受到限制，但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很容易理解政治家们往往会依赖金融部门中饱私囊，正如银行劫匪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所言“因为钱就在那个地方”。＇1＇他们帮助金融系统免遭干预，并且恶意减少实施监管所需要的资金。作为交换，金融公司对它们的候选人给予大量的资金援助，仅2008年就高达3。11亿美元。
然而控制这种泛滥的游说活动并非易事，这需要政治意愿。如果2009年所发生的事情算是一点好的迹象的话，可以看出这种意愿还远远不够。在这一年中，许多从问题资产援助计划（TARP）中获得救援资金的金融机构，花费数千万美元对国会进行了成功的游说，以抵制为高管薪酬设限，及包括衍生品监管规则在内的各种更严厉的金融管制。它们也设法说服国会给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施压，迫使它们恢复曾被暂停的所谓的市值计价会计标准。这样就使得银行至少在账面上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它们还被允许开始偿还TARP资金，但在此不久之前，它们还在游说国会削减它们为这种做法而应受的罚金呢。
金融和政治之间的纽带关系一日不破，这种不正当的利益交换就不会终止，从而放松监管、资产泡沫和危机、潜藏道德风险的援助计划等一系列故事就会继续。因此，只有严格限制政府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这种毁灭性的相互利用关系才能削减。从目前的情形看，政治家和监管者对监管范围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立法机关掌握财权，那些不被政治家们所青睐的政府机构就会由于它们的独立性而受到惩罚。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变得更加独立。这种独立性可以多种形式，例如它们执行立法规定时，可以被给予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另外，监管机构也可以拥有政治甚至预算上的独立性。
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增加监管者的独立性。例如，在美国，美联储对政府立法和行政部门没有太多责任，并且自筹资金，这意味着它不依赖纳税人的钱。与普遍的看法相反，美联储并非联邦政府的一部分，更加确切地说，恰如其官方网站所描述的，美联储是“政府内部一个独立的实体，它既有公共目的，也有私人部门的特征”。
理论上讲，美联储承担更多的监管责任可以使监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