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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切都有极限。我们看到，国外投资者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毫无顾忌地持有美国债券，他们开始变得不安。十年前，美国公共债券的平均交割期限接近60个月，2009年这一期限缩减至50个月以下。无论是出于巧合还是故意，这都反映出人们对于美元价值下跌的疑虑正在上升。事实上，随着美国债务以超负荷的速度不断累积，部分债权人已经开始担心美国会蓄意使美元贬值，通过肆无忌惮地发行美元来变相缩减赤字。毕竟，美国已经在通过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达到那一目的。
如果美国是一个新兴市场，那么其债务和货币的信用体系必定早已崩溃。当然，人们仍然相信，美国在必要时仍会通过征税、削减支出来稳定财政秩序。毕竟，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10年飙升的赤字后也曾这样做过，因此现在也未尝不会。此外，不像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美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公共债务违约，因此其信用体系并不那么容易崩溃。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美国对外债务以美元计价，潜在的美元贬值并不增加美国的债务总量；相反，这个风险被转移给了国外债权人。
这一区别非常关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外债权人会永远持有数百亿的美国低息政府债券。在某些时候，他们将要求实物资产，即通过股权投资控制美国的企业。迄今为止，美国一直拒绝国外投资者拥有其重要企业的所有权。2005年，美国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放弃入股优尼科公司。在其后的几年，同样的舆论压力也导致迪拜的一家国有公司放弃了对美国几个关键港口的管理权。
这些冲突反映了一种“资产保护主义”，美国试图告诉那些日益强大的外国债权人，哪里才是他们资金的去处。在金融危机期间，当美国最大的几家银行恭恭敬敬地向中东和亚洲的几家主权财富基金祈求支援时，却拒绝放弃任何实质性控制权。这些投资者大为光火，相信在下次金融危机救援行动中，它们不大可能会再唯美国马首是瞻。
许多政治家和决策者似乎没有意识到，同那些为美国财政和经常账户双重赤字提供资金支持的国家相比，美国自己还剩多少影响力。他们告诉中国不能购买美国的企业，并以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威胁中国重估人民币汇率。所有这一切都显得离奇而有趣，而且十分愚蠢。
诚然，中国通向全球霸主之路绝非坦途。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只有36％的份额来自于消费，而美国的这一数字是70％。虽然美国的消费率过高，但是中国的国内消费率却显得太低。目前，中国式增长依然严重依赖对美国的出口，而美国反过来又通过出售债券给中国而获得了资金支持。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言，这种“你给我有毒产品，我给你一堆废纸”的反常共生性，对中国的长期利益带来极大威胁。
另外，中国还有其他问题。不可否认，中国积累了惊人的外汇储备，也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准备了充足的弹药。那些经济刺激计划一方面致力于改进该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要求该国的国有银行为大量国有企业提供贷款。这在短期内或许有效，但在长期却不可持续。在全球经济已经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的背景下，贷款创造更多的工厂并非自救之路。这只能助长中国的投机性泡沫，并最终使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上升。
至于2010年，中国和美国将继续被锁定在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所谓的“金融恐怖平衡”之中。如果不打破这种平衡，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独自寻求改变。中国不能停止购买美国债券，否则美国这个最大的市场将会崩溃。相反，美国也不能竖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否则中国将停止资助美国的挥霍浪费。
破解约束的出路是显而易见的：中美两国应协同一致地采取行动，以使双方的经常账户重回平衡。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对付双重储蓄赤字，即膨胀的联邦财政预算赤字和偏低的私人储蓄率。通向救赎之路的第一步是废止20年前布什政府推出的误入歧途的税收减免政策。如果美国人认为他们可以在保持低税率的条件下享受欧洲式的全民医疗保险，将是大错特错，那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指望中国人会永远买单也是痴心妄想。
作为问题的另一方，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则需要让它们的货币升值。它们还要采取结构性改革，以鼓励消费，让更多的“中国制造”在国内得到吸收。它们必须付诸具体行动和步骤以促进消费信贷的发展。目前，绝大部分中国人仍然依赖现金而不是抵押贷款买房。他们也必须建立类似于发达国家的社保体系，如失业保险和可负担的医疗保险等。这些基本的措施将使中国的家庭不必未雨绸缪地把所有的钱都储存起来。如果没有这些改革，那么节俭的中国人很可能会继续间接为美国人提供补贴。
其他国家也应该努力削减它们的盈余。更为成熟的经济体。例如，德国、法国和日本则应加速结构改革，以促进投资增长，从而减少经常账户盈余。石油输出国如沙特阿拉伯需要让它们的货币升值，并启动更多的消费支出，同时增加在勘探领域的投资，从而生产更多的石油。
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稳步实现国际间经常账户再平衡。然而不幸的是，任何一个参与者都尚未开始采取必要的行动。每个国家都希望一边是飙升的盈余、一边是扩张的赤字可以持续。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除非情况得以改变，否则调整压力将继续存在，直到它不可抑制地爆发。至于爆发的后果，则无法预料。由此所产生的危机与我们在本书第1章中讨论的普通的繁荣…萧条转换定然存在许多不同。与其说这种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固有的不稳定性，倒不如说它是地缘政治权力格局演变的结果。如果说普通的金融危机像小震动，那么全球不平衡解体所导致的危机不仅会引起主权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甚至还将引发一场大地震。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感受到的仍然只有震动而没有地震。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受到金融危机的创伤，它们也提高了人们对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甚至英国等诸多国家长期信用的警惕。其中一些国家，尤其是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地中海俱乐部”国家的债务违约或许会很快到来，这将威胁欧盟，甚至会使该地区陷入类似于阿根廷在2002年或者冰岛在2008年所经历的那种混乱局面中去。
诚然，这些震动会动摇全球经济。然而，与更大的危机，美元快速而无序的跌落相比，它们小得不值一提。
美元的衰落
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达到权力顶峰，它不仅拥有经常账户盈余，而且美元也成为了国际储备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签订了著名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在该协议的安排下，各国货币与美元以固定汇率挂钩，美元则直接与黄金挂钩。
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比利时籍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960年，他明确反对以一国主权货币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并警告说这种安排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他观察到，发行储备货币的国家，无论是19世纪的英国，还是20世纪的美国，一般都维持了经常账户盈余。就美国而言，这意味着流入的美元应超过流出的美元。
虽然当时这个体系运转顺利，但是特里芬指出，其他国家对储备货币的需求会产生一种相反的力量，促使美元流出美国。他断言这些压力最终会使美国出现经常账户赤字，并削弱其经济地位，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必将弱化美元的地位。就其实质而言，特里芬指出美国的需求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需求存在根本性冲突，而这种冲突为美元的衰落铺平了道路。当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违背协议、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的时候，特里芬的预言终成事实。
特里芬难题今天依然存在。虽然美元不再与黄金可兑换，但它仍然是事实上的国际储备货币，也正是美元的国际储备需求才导致了今天更大的全球不平衡。一些经济学家声称这种安排，即所谓的“新布雷顿森林协议”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可持续，美元也将源源不断地流出美国，躺入亚洲和中东国家中央银行的保险柜里。
事实上，这种不稳定的安排正在释放紧张的信号。2001年，美元在外国中央银行持有的储备资产中占据了略多于70％的份额。近十年来，随着美国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盘旋上升，进而失去控制，这一份额到2008年已经下降为63％。2009年下半年，外国中央银行对美元表现出明显的厌恶，并对欧元和日元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事实上，2009年第三季度，在新被购买的储备货币中，美元只占了37％的份额，与十年前67％的平均水平相差甚远。相反，黄金和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在国际储备资产中的作用则越来越大。
世界各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也表现出了更明显的多元化倾向，开始着手降低美元资产比重。这些国有投资基金，如中国投资公司已经表现出对向来是各国央行外汇储备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国国库券的厌恶，而是纷纷将目光移向那些高收益的投资品：从对冲基金到矿物开采权都进入了它们的投资视野。
这一趋势在未来几年仍有可能持续。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美元的衰落将会是一个渐近的过程，而不是突发的、无序的崩溃。或许，美国很可能追随英国的轨迹，霸主地位和货币在未来几十年里缓缓逝去。历史上，1872年左右美国就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然而，直到40多年后，英镑却仍一直是当时世界的主宰货币。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从一个净债权国变成净债务国，英镑的地位才真正开始衰落。尽管如此，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