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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贱交强险
这一年，整个财险行业备受煎熬。
作为财险基石之一的交强险被指存有高达400亿元的暴利，而定价过程不透明的质疑更让整个行业坐立不安。
这场保险产品公共危机的源头为几位年轻的北京律师，其中就包括刘家辉，一个来自湖南的“辣妹子”。
事情缘起之一为刘家辉在一次自己无责的事故中，被要求赔偿全责方400元财产损失。刘家辉震惊了，“无责还要赔偿？我学过的所有法律知识，都让我无法理解这个荒唐的规定”。
律师的职业特性，加之公众对于保险的普遍负面理解，最终愈演愈烈，演化为一场全国性的信任危机。
2007年3月20日，刘家辉在网上征集全国车主的意见，希望在得到车主授权后向保监会提出“交强险保费听证申请”。
在刘家辉眼中，交强险主要存在“三宗罪”：无责财产赔偿，使有责方获得合法的“不当得利”；费率构成、厘定程序及决策过程不透明，使保费过高，保障过低；从交强险保费中提取救助基金加重投保人负担等。
4月27日，在得到来自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56名车主的委托后，刘家辉向保监会递交了交强险听证申请书，请求召开听证会，将交强险的费率结构及理赔数据公之于众。
不过，监管部门以“根据交强险费率审批的实际情况，现阶段并不需举行听证”为由拒绝。
一位对于交强险提出质疑的律师算了一笔账：当时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1。48亿辆，按保守数字1亿计算，只要投保率达到80％，每年交强险的保费收入就能达到800亿元。而根据公安部公布的交通事故统计，赔付额最高每年也只有177亿元左右。余下的620多亿元，扣除税金、管理费、手续费（合计不会超过200亿元）后，还会有400多亿元的结余。
由此，交强险一年暴利400亿元的结论出炉。
6月1日，刘家辉到法院立案，当场就被告知不予以受理，理由是保监会所做的关于交强险费率和保险条款的审批是抽象行政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不过，刘家辉没有放弃。
6月11日，刘家辉再将一纸诉状提交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她代理156位机动车投保人，依据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向保监会提出交强险听证申请，要求法院判保监会重新作出交强险行政许可听证的答复。
之后，极短的时间里，委托刘家辉律师向法院提出诉讼的车主逐渐增加到900余名，最终的人数上升至1055，并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
交强险暴利争议显然超出业内最坏的估计。以至于当时专心在上海攻读博士的原天平保险总裁谢跃匆匆赶往北京，帮助保险行业协会救火，成为保险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所谓“交强险新闻发言人”。
市场的质疑，并不为保险专业人士所认可，甚至激发一片喊冤之声。
首先“无责财产赔偿”并非保险行业意愿，而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简称“道交法”）之要求。
对于400亿的暴利，保险行业更比窦娥还冤。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的孟生旺教授分析认为，律师们的算法，一方面高估了交强险的保费收入，另外一方面低估了交强险的赔款支出。
首先，“投保车辆数≠实际的车辆数”。
以交强险实施之前，2005年全行业车险承保数量计算，机动车投保率为34％、汽车为73％、摩托车为27％、其他车辆不到5％，大量机动车处于非投保状态。
不仅是保费收入，孟生旺认为，还要考虑事故发生到赔款支出之间的时间延迟。他认为：“大约三个业务年度后（2009年7月）才能对当前费率的合理性作出比较准确评价。”
上海提供了一个样本。
2005年4月1日，上海市开始施行地方强制三责险，施行无过错赔偿原则。根据上海保监局的数据，截至2007年4月30日，上海地方强制三责险业务保费收入186353。55万元，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799。68万元，已赚保费183553。87万元，赔款142585。45万元，其中未决赔款17149。49万元。在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已发生未报告准备金相对较小的情况下，满期赔付率达到77。68％。
上海保险局认为：“如果再扣除手续费、营业税及各项附加，以及保险保障基金等合理的经营费用，上海市地方强制三责险实际是亏损经营。”
这一年11月30日，保监会发布了普华永道咨询公司出具的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全国交强险业务承保各类机动车5755万辆，保费收入507亿元。截至2007年6月30日，已经终止保险责任的保费227亿元，尚未终止保险责任的保费280亿元。交强险赔款支出139亿元，各类经营费用141亿元，投资收益14亿元。
其结论是，从2006年7月到2007年6月，交强险首年财务报告汇总出现账面亏损39亿元。
不过，这份报告被极端地批评称为“一本糊涂账”。为什么保险公司的经营费用如此之高，居然超过了赔额？保险公司是不是将其他商业保险的经营费用摊到了交强险里？
12月3日下午，保监会在网上发布了召开交强险听证会的消息。
第二天，刘家辉给保监会发件要求代表1055名车主参加听证会。不过，保监会认为刘家辉只能代表自己去参加。而保监会采用从报名者中抽签的方式来产生代表，谁能保证刘家辉有如此幸运呢？
这急煞了刘家辉。
“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1055名车主发邮件，这样即使我没有被抽中，但是被抽中的人可以委托我去参加。”
“当时我也不知道邮箱有限制，在发了300多封信之后，我的第一个邮箱宣布瘫痪。我就换了另外一个邮箱，又瘫痪了。”
幸而一位中签的代表将参加听证会的权利委托给刘家辉，她得以进入现场。
2007年12月14日，14时30分，北京会议中心，交强险费率调整听证会召开，这是中国金融行业第一次全国性的听证会。来自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8名代表及22名听证代表和15名旁听代表，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调整方案》发表意见。
听证会气氛很是激烈，代表们的意见也集中在“保费过高、保障过低”，无责赔偿等问题上。不过，几乎所有代表都赞同降低保费、提高保额的做法。根据新方案，家庭自用汽车的费率将由目前的1050元保最高限额6万元，调整至950元保最高限额12万元。
【注释】
（1）唐君燕：《新华闻之争：幕后推手人保金控路径曝光》，《经济观察报》2007年12月9日。
（2）死差就是实际理赔与预定理赔率的差别；利差就是实际投资收益与预定投资收益的差别；费差就是实际费用与预定费用的差别。
（3）中国人寿借国有保险公司之独特地位，能够获得政策上的额外“溢价”，例如获准投资中信证券等；而地处深圳的平安则不一样，其更为贴近市场的机制，使得平安汇聚了一干国际化的团队——平安返回A股的端口，已经引入了超过60位海外的高管，而其搭建的银行管理团队亦被业内评价为“奢华”。
第十四章 盛世危言（2008）
2008年，冰火两重天。
疯狂的市场创造了无限的可能，2007年中国平安股价逼近150元，成为全球第一保险牛股。
“买保险就是买平安！”
2008年初之时，行业尚沉浸于2007年的迷惑之中。毫无征兆，平安通过了天量的增发计划，计划融资规模逼近1600亿元，同时启动超过200亿元的海外并购——购入富通投资，更名平安富通。
这无疑是中国本土金融的新标杆！20年前，当马明哲起家蛇口社保公司之时，谁又能想象得到呢？
这年，马明哲成为“6000万先生”——合法合规，但是不合情理地获得巨额年薪。时至今日，即便是市场化改革30年后，大众依然无法接受巨额年薪，哪怕它是市场化的。市场惊呆了，转而用脚投票，股指下泄，万亿市值灰飞烟灭。
这一年年初的征兆其实并不好。
年初的雪灾、年中的汶川大地震，一个新兴国家的多事之秋。
汶川地震，直接经济损失逾8000亿元。尽管太平洋保险等商业保险公司，尽最大可能找各种理由赔付之后，获得来自保险业的赔付也仅有18。06亿元，无异于“杯水车薪”。国内巨灾财务体系缺失之踵，暴露无遗。
半年之后，形势急转直下。
2008年7月初，保险行业的偿付能力亮出红灯。据监管部门的初步测算，截至当年6月底，偿付能力不足的保险公司为12家，比年初增加两家，其中个别公司偿付能力严重不足。此前6月10日，因偿付能力不足，中国大地保险被保监会叫停上海、江苏、浙江、江西、湖南5家分公司的非车险业务，直至11月21日才被解除限制。
9月份，美国“两房”由政府接管，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国际著名投行——美林公司将自身卖给美国银行，AIG被美国政府救助。1929年以来，本世纪最大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横扫投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同时，保险业也被裹挟其中。
金融危机导致资本市场大幅下挫，三大保险A股的三季报显示，在投资项目减值损失进行计提后，中国太保净利润同比下降32。6％，中国人寿同比下降46。9％，中国平安受伤更深，因为计提富通投资的巨额损失准备，亏损7亿元。
业绩波动尚可以弥补，而制度变化则可能改变中国商业保险的版图。
2008年1月16日，银监会与保监会正式签署《关于加强银保深层次合作和跨业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银行业和保险业可以互相跨过分业的边际——保险投资银行，银行参股保险，银保“联姻”冲击银保格局。
除了占得先机的平安银行之外，银行业大举挺进保险。
5月6日，招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