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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保险的历史被暂时终止，伴随一个时代的结束。
1956年8月1日、2日，太平、新丰两公司在上海《解放日报》刊登联合启事，宣告：“自1956年8月1日起，我两公司合并为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并将合并后机构迁移北京办公，两公司原在上海机构同时撤销。”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亦同时刊登通告，“同意接受该两公司在上海地区签发的保险单尚未满期的保险责任”。太平、新丰两保险公司的合并、迁京、停办国内业务，标志着中国保险市场从此进入国家专营（人保独家经营国内业务）的时代。
根据两公司最后一次董、监事会议的决议，新的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的任务是：加强对国外分支公司的领导，积极开展国外业务，继续为侨胞服务和替国家积累外汇资金。
太平保险公司自此移师海外，这一去就是45年。
45年后，另外一位国内保险业强人将“太平保险”和“太平人寿”两张牌照再度唤醒，以当时极为稀缺的内资保险公司身份“复业”，重返内地市场，翻开新的一页。
1949年之后，还有一家得以延续其之前名字的华商保险公司——就是中国银行旗下的“中国保险公司”，至今在海外市场，仍然可见“中保”名称。
人保轮回：“四起三落”
对旧中国私营保险的改造只是春花一支，同一时期，长期雄霸中国保险市场的市场主体迅速分化，各奔东西。
所谓“官僚资本保险”，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接管；而外资保险则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全部撤离了中国市场——1949年外商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占全国保费收入的62％，1950年下降为9。8％，1951年为0。4％，1952年仅为0。1％。到1952年底，外国在华保险公司陆续申请停业，全面撤出中国保险市场。
不破不立。
1949年8月，陈云主持了在上海召开的新中国成立前一次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会上，上海财经会议金融小组建议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49年9月21日，陈云和薄一波向党中央报告，建议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这年10月2日，好消息传来，薄一波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写信说：“汉宸同志，中央同意搞保险公司。”
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式成立，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国有保险公司。总经理由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景云兼任，副总经理为孙继武。
百废待兴，刚刚成立的中国人保人才奇缺。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1950年11月，天津印钞厂职工训练班改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培训班，全体学员奉命调往该公司工作。
曾于1984年12月至1990年7月间担任中国人保董事长兼总经理、党组书记的秦道夫就在其中。
秦道夫曾回忆当日的情形：“1950年12月，我从天津市乘火车到北京。下车后我肩上扛着一捆行李，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走出了前门火车站，穿过正阳门，越过棋盘街，来到西交民巷中国人民银行人事处报到。”
“人事处负责人看了我的介绍信后说，你就到保险公司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公楼在人民银行对面，西交民巷108号。我出了银行大门，过了马路就来到保险公司人事处。我的保险生涯从此开始。”
这一进门就是46年！秦后来还担任中国《保险法》起草小组组长，并于1996年离休。
纵观60年，中国人保经过了“四起三落”的坎坷路程：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到1952年的大发展是一起；1953年停办农村保险、整顿城市业务，是一落；1954年恢复农村保险业务、重点发展分散业务是二起；1958年停办国内业务，是二落；1964年保险机构升格、大力发展国外业务是三起；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保险被视为“封资修”，几乎停办了国外业务是三落；1979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是四起。
1958年12月，人民公社化后，财政部决定停办国内保险业务。停办的逻辑简单而明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吃饭都不要钱了，人民的生老病死，以及社队企业的意外损失统统可以由国家集体包下来，保险不过是将“左边口袋的钱，转到右边口袋”，即所谓“倒口袋”而已。
实际上，1949—1958年的10年中保险公司共收保费16亿元，支付赔款8。8亿元，拨付防灾费用2000多万元，上交国库5亿元，保险公司累计公积金4亿元。1958年底，全国设有保险机构600多个，职工近5万人。
1959年，和新中国同时诞生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财政部划归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取消了保险公司建制。对于中国取消国内保险，同样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施计划经济的苏联“老大哥”，觉得“很新鲜”，意味深长。
不过，海外保险业务由于可以赚取当时紧缺的外汇，以及出于对外经济和政治联系的需要仍继续保留（6）。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在“突出政治”的“左倾”气氛中，海外业务与再保险也几乎全部停办。
曾于1991年担任“保险法起草小组”副组长的“老保险”王恩韶事后回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指责人寿保险是活命哲学（当时的主流口号是‘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财产保险是封资修的产物，办保险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保险公司是剥削公司。”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对尚在运营的海外分保业务的看法：“赚了外国人的钱是参加剥削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不符合我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如果赔了钱就更不得了——那是帮着外国资本家赚中国工人的血汗。”
“文化大革命”时，军代表有一句颇为经典的评语：“保险公司嘛，就是内行说不清，外行听不懂。这样一个外行听不懂、内行说不清的资本主义玩意要它做甚？”
196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机构被精简，其国外业务由13人的“保险业务小组”负责“守摊和收摊”，其中包括9名正式员工，4名临时人员。作为一个行业，中国的保险业只剩“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而且据称，这个小组还是按照党员、群众、业务干部以及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组成的。
从1958—1978年，这是一段尴尬的空白。不仅业务停滞，而且人才散失殆尽。直到改革开放10余年之后，发端南粤深圳的平安保险，以其实战中培养的人才，成为国内保险的“黄埔军校”。
【注释】
（1）1889年英商永福人寿保险公司制定了《1846—1900年华人死亡率经验表》后，洋商逐渐开始承保华人寿险业务。彼时，华人对寿险的接受程度并不高。
（2）友邦彼时经营的保险包括终身保险、限期缴费终身保险、储蓄保险、儿童教育保险、三益保险、双倍还款保险、定期付费休养年金、担保还款及终身休养年金、人身意外保险等业务。
（3）即规元，1933年以前上海通行的一种记账货币。规元只作记账之用，以上海银炉所铸二七宝银折算使用。记账单位是规元等，交易却主要用银元、银角、铜元。
（4）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部经理达卫森在广州发起成立了谏当保安行。它是在中国成立的第一家保险机构，中国保险历史从此开始。
1865年，闽粤著名的商号德盛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义和公司保险行。但是除了一纸“新开保险行”的启事之外，义和公司的资金规模和业务活动等资料迄今未发现，至于其何时停办更无从查考。因此，中国民族保险业的真正兴起还要从保险招商局算起。
（5）有史料认为，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开业后的头10年，吕岳泉并非总经理，先做了7年的稽核员，再任营业部主任3年，10年后董事会才聘吕岳泉任总经理。
（6）《上海地方志》记载，1958年10月全国停办国内保险业务，上海仍维持部分业务。1967年1月国内业务全部停办，机构撤销，国外保险业务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设保险科接办。
第二章 冰河初开（1978—1991）
1978年，中国金融破冰。
1978年3月，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设，初步恢复了银行原有的功能。当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拉开经济变革的序幕。
春天的气息涌动，传递至边疆。
黑河，黑龙江最北。
一位下乡10年的上海知青正逡巡于黑土地上。从团部传来的一则源自北京的消息，搅动着这颗27岁的尚不安分的心。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全国性的高考正式恢复。
这位没有放弃读书，于繁重插队劳动锻炼出坚强意志的年轻人，茫然中发现了一丝希望的星火。根据教育部的记录，1978年全国高考有610万人参加，只录取40。2万人！
考上大学，重回上海工作，就职于上海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这位青年实现了人生最重要的飞跃。10余年之后，他成为太平洋保险工号为006的员工。再过10年，年轻人不再年轻，他不仅是太平洋保险创业的元老，还最终成为太平洋人寿的领军人。
一个上海式的草根奇迹——下过乡，插过队；坚持学习，考上大学；重回上海工作，亲历中国腾飞30年。30年蓦然回首，已是英雄迟暮。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任太平洋寿险董事长的金文洪。
同一年出生，同一样草根，生于上海崇明岛的杨超，也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自己的金融之路。
1976年，杨超只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一名普通的行员。但是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他却有同龄人不具有的优势——外语。当同龄人还在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的时候，杨超却可以抓住机会谋划海外学习。
1981年，杨超留学英国，没有人知道这个口袋窘迫的中国青年面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时候的尴尬，除了亲历者本人。回国后，杨超出任人保上海浦东分公司总经理。20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