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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的帐面债务主要是银行贷款，未偿还贷款平均占企业全部资产金额的70％。但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有一笔政府承认的“隐性债务”，它是国有企业欠本企业职工的债务，其中除了包括困难企业长期拖欠的职工工资、医药费、集资款之外，还要为解雇的员工支付一笔“买断工龄”的钱。这笔“买断工龄”的钱，包括了在解除劳动关系时应给予员工的“经济补偿金”，以及企业改制时内部退养人员的保障费用。
这一类“买断工龄”的费用产生于当前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所面临的特殊历史条件。为了在渐进式的改革中保证社会的稳定，国家在法律上一直保持着国有企业老职工不受解雇的权利。到目前为止，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1983年以前参加工作的国有企业职工还是不能解雇的，1983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合同制职工，在合同到期以前也还是不能解雇的。显然，各级政府付出解雇时的“经济补偿金”等各种“买断工龄”的费用，目的是换取解雇现有国有企业员工的权力。从法理上说，“买断工龄”的费用属于一种赎买国有企业员工不可解雇权的赎金，就象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时为赎买私营企业所有权而付给私营企业主的定息一样。
有关部门已经形成了描述国有企业的这种特殊债务关系的专用术语：包括未偿还银行贷款的帐面债务是“负债”，而从国有资产中扣除欠本企业员工的各种隐性债务则是“理顺劳动关系”。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时，要先从企业的帐面总资产中扣除各种帐面债务，再“理顺劳动关系”，剩下的才是真正的国有净资产，而购买国有企业产权的人只需付款购买这一部分“真正的国有净资产”。
这样出售国有企业所有权的最大问题是，偿付了相当于“真正的国有净资产”金额的人购买的是什么？是仅仅对这笔资产的所有权，还是对整个企业的所有权？而据我所知道的事实，各地在具体实行中几乎都是出售了整个企业的所有权。这也就是说，“只要你付给我真正的国有净资产的价值，我就把总资产相当于它十几倍的国有企业所有权交给你”。这样，“理顺劳动关系”就成了从国有企业净资产中再扣除欠职工的隐性债务，然后以收回真正的国有净资产为条件出售整个国有企业的所有权。
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改制”比国有企业改制还混乱。即使是最规范的集体企业“改制”，至多也不过在出售时要求收购者支付企业扣除了债务的帐面净资产价值，然后就将企业的全部所有权都转让给收购者。
正如一位网友在最近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中指出的，目前国有企业帐面负债平均达到其资产的70－80％，欠员工的隐性债务平均也占其资产的20％。在这种情况下按真正的净资产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就意味着平均来说应当以零价格向购买者白送公有企业所有权，至多也只收相当于其总资产10％的售价！这样一来，“化一元钱买下10元钱的国有资产”就成了全国企业“改制”的平均情况。
表面上看，这种“以小买大”的“产权交易”没有任何不公平之处：购买公有企业所有权的人偿付了真正的公有净资产的全部价值，因而已经没有任何公有财产流失。但是实际上，这里的根本问题已经不是公有财产是否有流失，而是是否侵犯了债权人的权益。这里所说的债权人是广义的：不仅包括帐面上的债权人（主要是银行），而且特别是指公有企业的“隐性债权人”——公有企业的员工。象前边所说的那样按真正的公有净资产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不仅忽视了公有企业的上述两类债权人的权益，而且是对他们权益的直接侵犯。
这里涉及到现代企业产权上的一个带原则性的根本问题。根据现代法律有关公平的根本原则，我们可以这样确定这一基本原则：一个企业的所有者绝不应在出售该企业时抛开它的债权人而只顾自己净资产的保值增值，否则就是侵犯该企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近年“产权改革”中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侵犯企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又造成了公有财产的巨大损失。早在1996年到1999年各地“企业改制”的高峰期，各大专业银行就一再发出“改制侵害了银行的债权人利益”的抱怨。当时这一抱怨不仅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反而往往被扣上“替国有银行经营不善辩护”的帽子，以致借“产权改革”侵害债权人权益的作法愈演愈烈。今天侵害债权人的行为主要伤及的已经是国有企业的“隐性债权人”——企业员工，而这种损害引起了对“改制”的普遍仇恨。这就是郎咸平在公众中受到如此拥护的主要原因。
表面上看，按真正的公有净资产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这只是公有企业的所有者——政府或所有者集体与企业的购买者之间的一笔交易，似乎与公有企业的债权人没有丝毫关系。就象我欠了李四的一笔钱，在还李四债之前我将自己的一栋房子卖给了张三，这应当说与李四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恰恰是上边的这个比喻，说明了抛开债权人按真正的公有净资产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的荒谬。如果我对欠李四的债务负完全责任，并且这个债务与我出售给张三的房子无关，那么当然我向张三出售房子的行为与李四无关。但是因此我就必须在向张三出售房子之后继续承担向李四还债的全部义务，我哪怕为了还债也必须在向张三出售房子时尽量抬高卖价，绝不会接受任何的压价出售。
把这种债权关系运用到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上，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公有企业所有者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时不允许企业债权人干预，那就意味着公有企业所有者对该企业的所有债务负有完全责任；即使在出售了该企业之后，该企业所欠所有债务，不仅是欠帐面债权人（主要是银行）的，而且包括欠员工的“隐性债务”，都应由原公有企业所有者负责偿还。为了能够承担这些债务的偿还，按照法理这些公有企业所有者应当向其企业的购买者收回该企业全部资产的价值，而不应只满足于收回“真正的公有净资产”的价值。
原公有企业的所有者有两类：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各级政府和集体企业的所有者集体（但在中国实际上由各级地方政府代行了它的所有权利）。这些公有企业所有者现在都不愿承担上边所说的那种无限责任，而强调它们对其下属企业只负有限责任，企业所欠债务应当用企业自己的资产偿还，公有企业所有者此外不再有任何经济上的责任。但是这样一来，公有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有限责任就等于它们这些所有者是以企业本身为依据来向债权人借款——此时相应的企业在债权人看来就象自己贷款的抵押品一样。
我们需要的是恢复所有者只负有限责任的公有企业作为给其债权人的抵押品的法律地位。这是所有者只负有限责任的公有企业唯一合乎法理的法律地位。一旦明确了所有者只负有限责任的公有企业的这一法律地位，我们就可以看到，任何一级政府机构在不征得公有企业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出售该企业的所有权，其性质就与债务人私自出售为获得贷款而抵押出去的物品一样，是对债权人权益的侵犯。
按照这样的法律原则，如果公有企业所有者对其独资的公有企业只负有限责任，它在出售这种企业之前就必须征得相应企业债权人的同意，不经企业债权人认可的任何出售方案都应当是在法律上无效的。下一节将说明，只负有限责任而无视债权人权益的“产权交易”会产生种种掠夺大众的后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产权改革”后的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没有得到债权人的真正同意。
侵害企业债权人的暴富捷径
20世纪90年代中国公有企业的普遍状况是，企业的负债多而所有者的资本金少，负债是真正属于企业所有者的净资产的许多倍。在这样的资本负债比下按真正的公有净资产出售企业所有权，又不征得债权人对出售后的企业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的真正同意，就必然导致发生种种掠夺人民大众的作法。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很难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那里的金融环境下，几乎没有什么企业的所有者能作到使企业的负债多于其资本金。
即使企业的负债少于其资本金，如果不征得企业债权人同意而出售所有者负有限责任的公有企业，上述掠夺大众的种种行为仍然有可能发生。不过略加思考就可以发觉，一般说来，企业的负债相对于其资本越大，出售所有者负有限责任的公有企业后出现各种掠夺大众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为了说明这一点，应当注意，我们这里研究的情况是：企业的帐面总资产正好等于经济学上所说的那种实际的资产，因而在扣除了各种债务之后，真正属于企业所有者的企业净资产可以很明确地算出，它只占该企业总资产的不到10％。
如果购买者只是以等值的金额购买了这个企业的那些真正的公有净资产的所有权，那这是一个公平的买卖，完全合乎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也不可能使这样的购买者暴富。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情况却是，购买者以等于企业真正的公有净资产的金额买下的不仅是其公有净资产，而且是该企业的全部所有权，而该企业的全部资产是其真正的净资产的10倍。这是典型的“以小买大”的“产权交易”，因为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谁掌握了企业的所有权，谁也就有了它的“剩余索取权”，而且也取得了对该企业所有资产的“剩余控制权”。这是一些合法的经营和分配权利，所有者可以利用它为自己谋得尽可能大的好处。
于是，在“以净资产金额买入有多倍资产的企业的所有权”这种交易下，种种掠夺债权人以暴富的行径就可以畅行无阻：
首先，企业的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