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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这是一种典型的、但是也最拙劣的诡辩手法：利用自己下的定义而把某物排除在某个种类之外。这就象先下了个定义，说只有男人才是人，然后自然可以由此推论出：女人必定不是人。这才真是“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这些鼓吹权贵私有化的“学术大家”从来都爱这样靠下定义来玩诡辩。如某教授公然当众宣称：法律追求的是效率。有人当场质疑说，公认的说法是法律追求的是公正；该教授竟回答说：我说的效率中就包含了公正。
象这样靠下自己与众不同的定义来事先设定自己的论点正确的作法，对我们认识真理不会有任何帮助。事情很简单，你靠下自己的定义来事先设定自己的论点正确，别人也可以靠下其它的定义来事先设定与你相反的论点正确。我们只需事先定义：只要法律上规定了谁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就不是“所有者虚置”的，然后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国有企业根本就不会有“所有者虚置”，因为法律上早就明确规定了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林毅夫和郎咸平两位先生不正是如此否定“所有者虚置”说的吗？
到底哪一种说法更正确？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作出判断的自由。但是我们可以用现代的政府制度来作比较。与“国有财产的所有者是全体人民”这样的所有制理论相对应，现代政府运行的基本原则是“政府行施的主权属于人民”。如果某人定义说，只要财产管理上的委托—代理链条不能最终追溯到私人的财产所有者上去，该财产就是“所有者虚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他的逻辑同样定义说，只要行施政府主权上的委托—代理链条不能最终追溯到具体的个人上去，该政府主权就是“主人虚置”的。
按前一个定义，使用国有财产的国有企业必定是“所有者虚置”的；而按后一个定义，法律上规定“主权在民”的现代政府也都必定是“主人虚置”的。按前一个定义，要想使国有企业所有者不虚置，就必须把国有企业私有化，而且最有效率的作法是把它给某一私人所有；而按后一个定义，要想使政府主权不至于主人虚置，就必须使某个具体的个人成为政府的主人——这岂不是要实行君主制吗！
更重要的是，按这样的定义虽然可以把国有企业说成是“所有者天然虚置”的，但是又怎能从“所有者虚置”推论出“国有企业没有效率”？
“所有者虚置”论者们的推论很简单：因为“所有者虚置”的国有财产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就不会有任何人关心这些财产的使用效率，使用国有财产的国有企业就必定效率低下。
这是“所有者虚置”论最能蛊惑人心的说法。但是一考虑到政治上的对应情况，我们也可以按他们的逻辑如此推论：因为“主人虚置”的现代共和国不属于任何单个的人，就不会有任何人关心国家和政府的管理效率，现代共和国在国家的治理上必定效率低下。我相信，你要是翻一翻19世纪法国保王党人的著作和当年拥戴袁世凯称帝者的言论，必定发现许多类似的说法。
要为这种论调找到证据绝不困难，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国家，它实行的是民主共和制，但是在国家治理的效率上比某些专制君主国差了许多。现代主流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假设之一，就是民主政府的领导者也要为自己谋利，并不是完全为全体人民打算，该学派由此说明了现代民主国家中的许多特殊经济现象。
但是，在铁的历史事实面前，“所有者虚置”论者们的上述逻辑却不能不碰壁。按照他们的逻辑，“主人虚置”的现代共和国在治理效率上必定低于专制君主国。可是历史的事实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多半是现代的民主共和国，而且历史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专制君主国变成了民主共和国。
我曾经在别的文章中指出，长期的战争极易导致政治上的独裁，因为在长期战争的条件下，民主制度可能是低效率的。但是连这一点也并非是绝对的。罗马共和国曾经在上百年中不断进行战争，但它仍能维持对内的民主共和制并称霸地中海。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它们都同时维持了国内的民主共和制。现代的许多国家虽然在战时陷入了独裁统治，但是这种独裁统治仍然不同于世袭的专制君主制。现代的历史证明了民主共和制的高效率，这是“所有者虚置”论者们的逻辑所解释不通的。
民主共和国在政治上的效率告诉我们，如果财产或主权不是最终属于某个私人就是“所有者虚置”或“主人虚置”的话，那么这种“虚置”并不必然导致效率低下，甚至可能与效率根本没有关系。
不过，公平地说，“所有者虚置”论者们的逻辑也有一方面的道理。由于政府的主权不属于任何私人，如果没有建立适当的、复杂的制度，民主共和国确实可能在治理上较没有效率。要达到同样的治理效率，民主共和国需要建立比君主国复杂得多的政治制度。我们可以由此理解为何古代地中海的民主制度最后一步步退化为君主制：当时的技术基础和政治制度建设都还不能使民主的共和国有效地治理战乱不断的广阔领土。
公共的“所有者”或“主人”的行为方式
这样讨论“主人”和“所有者”与效率的关系，将我们引到了“所有者虚置”论者们的另一种论证：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无法有效地行施所有者的行为，由此造成了“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
周其仁教授的上述访谈也表述了这样一种论据：“委托代理是一个责任链条，最后委托人无效，整个链条拉不起来。”“普遍缺乏信托责任的根源就在这里”。“抽象的主人有，也就是‘全民’或‘集体’，可抽象的主体怎样具体行为？”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思维方式认定，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只属于“抽象的主人”——人民，而这个抽象的主体无法行施具体的行为，因而民主共和国法律上的主人无法行为，从而民主共和国必然没有效率！
只要明白了现代的民主政治是如何运行的，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种思维方式是何等荒唐。其实现代民主政治的创建者们已经设计了一套完善的制度，以保证“抽象的主人”——人民能够行施其具体的政治行为。
事实上，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天天都告诉我们，这个“抽象的主人”——人民如何行施其具体的政治行为。人民通过其选举的代表制定法律并行施行政权力，由此来体现自己是政府的主人。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了立法机构，它制定的法律人人必须遵守，执行这些法律是所有政府机构的责任；政府行政机构的最高领导——总统或总理由人民选出，他们遵照人民代表制定的法律，通过政府机构的等级制组织来领导行政机构代表人民行施主权。为了防止个别选出的代表滥用权力，现代的民主政体还设计了分享不同权力的机构互相制约的机制。
可以将这一套实现人民主权的政治程序概括为16个字：选举代表，民主决策，权力划分，互相制约。这已经是有关西方民主政治的常识。这里概述这些常识是为了说明，这一套程序也同样可以用来实现全体人民对国有资本的所有权。在保证全体人民对国有资本的最终所有者地位上，“选举代表，民主决策”用于保证国家所有的资本最终归全体人民所有：“权力划分，互相制约”则用于保证国家对企业所使用的国有资本实施所有者代理人的权力。
而在实际上，“选举代表，民主决策”以实现人民对国有资本的所有权的过程与实现人民主权的政治程序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因此，在“选举代表，民主决策”这一阶段的程序上，实现人民对国有资本所有权的经济程序完全可以与实现人民主权的政治程序合为一体。不过，对于有着我们中国这样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困难之处并不在于通过“权力划分，互相制约”来实施国家对企业所使用的国有资本的所有者代理人权力，而在于如何“选举代表，民主决策”以实现人民对国有资本的所有权。我们一直没有建立适当的机制来有效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过，这也不是在实现人民对国有资本的所有权上所特有的问题。我们在实现人民对政府的主权上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我们完全可以按照人民实现其对国家的主权的程序办理，来实现全体人民对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权利：人民通过其选举的代表制定法律并行施对国有财产的监督管理权力，由此来体现自己是国有财产的所有者。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立法机构，它制定有关国有财产和国有企业的法律；人人都必须遵守这些法律，执行这些法律尤其是所有政府机构的责任；人民或其选出的代表直接选举政府官员，以他们作为监督和管理国有财产和国有企业的政府行政机构的最高领导，这些机构遵照人民代表制定的法律，监督营业性的国有财产经营机构的运营，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任免这些经营机构的负责人，以此代表人民行施对国有财产的所有者权利。
用“人对自己的财产更关心”来论证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简直是文不对题。如果私营企业仅仅使用经营者自己的资金，这样的私营企业经营者当然比国有企业经营者有更强的搞好经营的动力；不仅如此，我还坚信这样的私营企业经营者也比大多数私营股份企业的经营者有更强的搞好经营的动力。可惜的是，现在的世界上有太多的需要大量使用他人资金进行经营的企业，而在任何必须由这样的企业进行经营的地方，国有企业都可能达到与私营企业同等的效率。
无庸质疑，全体人民行施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