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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以来，出现了“全球化”的反经济全球化抗议大军。在西雅图会议期间，几万人的示威使世界贸易组织的会议受到了严重干扰。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会议都受到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冲击。而这种反全球化的抗议浪潮在2001年8大经济强国首脑的热那亚会议期间达到了最高潮。
在2001年7月热那亚“8国首脑会议”期间，10万人涌入热那亚示威以反对经济全球化。冲突中有1人死亡，几百人受伤。抗议大军由700多个形形色色的大小组织组成，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维护消费者权益者、动物保护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激进党人、反资本主义分子、反警察的国际极端主义分子等等。现在，全球化已经成了现行国际秩序特别是现行的经济秩序的象征，成了现行秩序下一切令人憎恨的事物的象征。一切对现行秩序不满的人都在反全球化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
在这种群众性的反全球化喧嚣背后，经济全球化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危害：它使整个人类的经济生活甚至整个人类都极容易受很小的冲击伤害。在互联网这种多渠道自由联结的网络中，一个懂点技术的人制造的计算机病毒就可以破坏许多计算机中的文件，从而造成巨大的损失。而在经济全球化之下，全球的经济都被紧密地联结在一个个人自由活动的大网络之中。在这样一个超巨型的网络中，许多小小的破坏性行动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全球性经济损失。
亚洲经济危机爆发后，许多人曾经将危机的爆发归咎于少数对冲基金在货币市场上的恶性投机。这种指责在很大程度上是夸大其词的。东亚国家陷入金融危机，首先是因为它们自己的经济有某些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对少数国际投机巨头如索罗斯等人的指责也包含着一定的真理成分。这些巨头的投机行为确实引发并加剧了危机。可以预计，经济越是全球化，个别投机巨头的投机之类的小破坏所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就会越大。
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建立的是两极分化的全球性国际分工，它的基础是以比较优势来决定国际分工。而决定一国的比较优势的，是它的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的程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国相对的资本密集程度和技术水平都完全可能改变。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化之下的世界经济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前景：
一种前景是目前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上的相对差距不变。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品、不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产品的国际分工就会延续下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的差距也会延续下去。在这种前景下，经济全球化不过是保持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的优势的手段而已。
另一种前景是各国之间在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上的相对差距逐渐消失。在自由贸易的体制下，这将导致由于技术不同和资本密集程度不同所造成的国际贸易（李嘉图模式的贸易和新古典模式的贸易）消失。当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完成之后，全世界的经济将处于增长理论上所说的那种“长期稳定状态”。那时国际贸易将主要是由于规模经济下的竞争要求各国的企业超出国界进行销售，而这在目前被人们称作是所谓的“产业内贸易”。
这样一种发展前景将导致许多重要的后果。
首先，这种发展导致国际贸易的原因由3个变为一个，很可能造成国际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下降。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经济全球化之下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会使国际贸易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上升。如果这种发展过程在各国之间拉平了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那么这种发展更有可能降低国际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
其次，当这个发展过程完成之后，事后看起来经济全球化对全世界的长期稳定状态来说是一种资源浪费，因为它先按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形成了某种国际分工的结构，然后就通过拉平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来消除这种分工。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都会经历反复的变化，如老的发达国家中的劳动密集产业先是被毁灭，以后又得以重建。这必然不断地毁灭投入各个特定产业中的专业化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最后，这样一种发展虽然会导致走向共同富裕的世界经济，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出现剧烈的结构变化和冲击。在穷国产业升级并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先是失去了劳动密集的那些产业部门，后来又必须大幅度削减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部门的生产。这样剧烈的结构变化必然造成大量的失业，不断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问题。
无论最终出现的是哪一种前景，经济全球化的这两种前景都不会是始终令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幸福的前景。而照现在的趋势，更可能出现的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前景——不发达国家始终保持着它在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上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这是因为现在的经济全球化不利于不发达国家迅速提高其整体的技术水平。
经济全球化还会使人类付出另一个巨大的代价：它使经济波动全球化。而目前的国际经济协调并不能很好地防范这种全球性的经济波动。这是因为目前不可能存在世界性的政府，国际经济协调没有政府才能造成的那种统一的强制性。
经济全球化与波动有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经济波动具有同步性，特别是使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波动全球化；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本身也会发生波动——它不可能直线性地一直发展下去，特别是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一直发展下去，而完全可能出现停滞乃至倒退。
经济全球化与各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呈正相关关系，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曾经有过一个经济全球化相当发达的时代，而就在那个时代中，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波动具有极强的同步性，以致于人们谈起那个时代的经济衰退时，几乎从来不说它是哪一个国家的经济衰退，而总说它是“世界经济危机”。直到1929年的大萧条为止，那半个多世纪中的每一次经济衰退几乎总是会在相距极近的时间内波及英、美、法、德等西方主要工业国，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几乎是同步发生波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除了1973－1975年西方的那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之外，经济的繁荣和萧条常常只是一个国家、至多是一个地区的局部现象；甚至美国的多次经济衰退也没有把别的国家拖入萧条的泥潭。
现在回头看来，人们在过去许多年中经常谈论的“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消失”这一现象，根源于两个原因：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普遍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调节总需求的政策，而这种调节的主体至今为止还是各国的政府而非国际性的权力机构；另一个原因就是战后最初几十年中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较小。而现在，当经济全球化程度重新上升、各国政府都越来越无法控制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时，各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经济波动的全球化几乎肯定要卷土重来。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2000年末所写的。现在，当我们在2001年末回顾过去一年世界经济的状况时就可以看到，上面那段话中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当美国在2001年中陷入经济衰退以后，日本和西欧都跟着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或滑向了衰退，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到来了。
经济的全球化为各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提供了传导的基础：当一国（特别是大国）发生经济衰退时，它总收入的下降将直接减少别国对它的出口；它的名义汇率的下降或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也都会降低它的实际汇率，从而进一步减少别国对它的净出口；由于全球化使这些“别的国家”的经济在极大的程度上依赖出口，净出口的下降就会将这些“别的国家”也拖入总需求下降的衰退之中。
当然，经济的全球化也可能提供减低经济波动同步性的因素：发生衰退的国家资本的净流出会大增，而这些流到国外去的资金可能很快就会变为“别的国家”的投资，从而扩大这些“别的国家”的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抵销这些国家净出口下降的影响。但是，这样一种抵销力量所起的作用一般来说将会很小：这些“别的国家”的净出口减少所造成的总需求减少更可能造成投资者对盈利前景悲观，从而减少而不是增加这些国家的投资。更不要说支配投资者的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一国的经济衰退在全球化的那种紧密的经济联系下很可能使别国的投资者仅仅因为情绪变悲观而减少投资。这样，从发生衰退的国家流出的资金多半不会变成别的国家中的投资，而只是变成了地道的游资——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全球化简直必然要使经济波动全球化。
另一方面，正如本章第一节所指出的，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全球化并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它本身也会出现严重的波动。我们从这一段历史中应当得出的教训是：任何这一类的所谓“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都是不存在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否会逆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世界性的经济萧条越严重，经济全球化逆转的可能性就越大：19世纪7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萧条使德国转向了保护关税政策，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干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