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胬邸泛汀肚分械牧礁銮蜗蠹右员冉稀�4．可参考附录中王文英《论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的审美价值》，论述《屈原》的悲剧艺术和诗化结构。此外，也可以结合自己的阅读感受，探讨《屈原》带有强烈抒情性的诗剧特征。
【必读作品与文献】
《凤凰涅槃》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地球，我的母亲》
《夜步十里松原》
《天狗》
《太阳礼赞》
《瓶·第十六首：春莺曲》
《瓶·第三十七首》
《我想起了陈涉吴广》
《屈原》
《论诗三札》
《我的作诗经过》
《〈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
【评论节录】
温儒敏：《郭沫若其人其诗》
邹 羽：《批判与抒情》
姜 铮：《人的解放与艺术的解放》
王文英：《论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的审美价值》
▲如何读《女神》
思想内容加上形式因素的评论，虽然可以自成一说，却仍未能了解《女神》在“五四”能迅雷闪电般征服整个文坛的原因，现今一般“文学史的读法”很想复原《女神》的精神，因目光多限于思想主题加自由体诗形式等方面，所以终究难于感受其巨大的艺术魔力。
我想其魔力应从作品—读者互动互涉的关系中去找，不能只着眼于作品本身。这里必须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女神》激发了“五四”读者的情绪与想象力，反过来，“五四”读者的情绪与想象力又在接受《女神》的过程中重塑《女神》的公众形象。或者可以说《女神》是与“五四”式的阅读风气结合，才最终达至其狂飙突进的艺术胜境的。《女神》魔力的产生离不开特定历史氛围中的读者反应。《女神》作为经典是由诗人郭沫若和众多“五四”热血青年所共同完成的。
作为当代的读者读《女神》，已经有了时代的隔膜，如果要真正领会其作为经典的含义，读懂它的时代特征，就不能不充分考虑与作品同时代的读者的接受状况。因此，读《女神》，特别是《女神》中那些最具有“五四”特征的代表作，最好采取三步，即：一，直觉感受；二，设身处地；三，名理分析。一般“文学史的读法”往往急于和偏于作“名理分析”，而“非专业阅读”则停留于直觉感受，或者连直觉感受都尚未进入。前述的两极化阅读现象即与此有关，对于《女神》这样的时代性强的经典，我倒是主张三步读法，其中第二步“设身处地”至关要紧。当今读者只有设想重返特定的“五四”时代，让自己暂当“五四”人，身心浑然投入诗中，才可能摸索感触那种由作品—读者互动互涉所形成的阅读的“场”，进而在这种“场”中去理解作品接受过程中产生的整体艺术效应，这也才可能尽量消除时代的隔膜，真正理解《女神》成功的原因。
下面不妨作一些阅读实例。《天狗》是《女神》中的代表作之一，初读此诗，全由直觉感受，第一印象便是狂躁、焦灼，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又仿佛自身储有无穷的精力能量，一时难于找到宣泄的渠道，憋得难受，渴求自我扩张，简直要爆炸了。我们不急于分析处理这种“第一印象”，最好转入第二步，即设身处地想像是在“五四”时期，自己也是刚跳出封建思想牢笼的青年，充满个性解放的理想，非常自信，似乎整个世界都是可以按照自我的意志加以改造；但同时又有很迷惘，不知“改造”如何着手，一时找不到实现自我、发挥个人潜能的机会，自以为个性解放后理所应当得到的东西，却远未能获得。因而一方面觉得“我”很伟大，威力无穷，另方面又会发现“我”无所适从。这便产生焦灼感，有一种暴躁的心态。这些只是“设想”，可以根据读者自己所了解的有关“五四”的历史氛围尽可能设身处地，暂当“五四”人。此时来读《天狗》，便感同身受，比较理解诗中所抒发的那种情绪与心态，并可再转入“名理分析”。这分析也并非只是摘句式地归纳其主题思想或倾向诸方面，最好还是着眼于《天狗》所形成的整体氛围，或者可借用传统批评的概念来说，是充溢于《天狗》之中的“气”。这种“气”是由其所包含的情绪流、丰富的想像，以及诗的内在节奏等因素综合体现的。“五四”时代的读者本来其自身也有类同的焦躁感，一读《天狗》便如同触电，能在那种“气”中沟通，沉醉，宣泄。如果在设想中特定时代的阅读“场”中去感触把握《天狗》的“气”，分析就不会流于零碎、僵化。由三步阅读所达到的对作品—读者互动互涉关系的探求，有可能摆脱那种空洞的或过于情绪化的评论套式。
《女神》中的诗有许多显得太散漫、太直、太袒露，是很粗糙的。如果光凭直觉印象或者名理分析，可能认为这并不成功，以往许多论者也往往是这么批评的。然而如果不把形式内容分拆开来考究，而是着眼于“气”的整体审美，那么这些“粗糙”便另有一种痛快淋漓的阅读效应。例如《晨安》一诗，仿佛在向世界的一切大声地打招呼，全诗所有句子一律用“晨安”开头，非常单调，而且用词粗放，不加文饰，似乎全不讲求形式，初读起来甚至刺耳，让人感觉怪异。但郭沫若是有意为之，他曾说过，“诗无论新旧，只要是真正美人，穿什么衣服都好，不穿衣服裸体更好”。又说，“我所写的一切东西，只不过是尽我一时的冲动，随便地乱跳乱舞罢了”。他是以不讲形式作为一种形式，一种追求坦直、自然、原始的形式。以“不像诗”来表现一种新的诗体，有意对传统的温柔敦厚的诗风来一个冲击，造成审美的逆差。“五四”时期处于大变动，青年一代追求的是新异的叛逆的艺术趣味，反精美、反匀称、反优雅成为时尚，所以类似《女神》中《天狗》、《晨安》一类粗糙的不成熟的形式更能博得读者的喝彩。就如同当今的摇滚乐、霹雳舞，也以反精美、反优雅为时尚一样。如果对《女神》的形式作如此读法，着眼于其“气”的整体审美效果，并结合特定时期的读者反应去重加体察，我想是可以读出一些新意的。
《女神》的主导风格是暴躁凌厉，虽然也有一部分比较优美的诗，但影响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具备并能引发这种暴躁凌厉之“气”的。结合读者反应来看《女神》，其成功主要在于宣泄压抑的社会心理，或可称为能量释放，一种渴求个性解放的能量。《女神》主要不是提供深刻，而是提供痛快的情绪宣泄。“五四”时期的读者审美需求是有各种层次的，那时的人们需要深刻冷峻（如鲁迅的小说），需要伤感愤激（如郁达夫、庐隐的作品），需要天真纯情（如冰心的诗和小品），也需要郭沫若式的暴躁凌厉。在充分满足而又造就新的时代审美追求这一点上，郭沫若称得上第一流的诗人。
这样的读法，也许能站到一个更宽容也更有历史感的角度上去理解象《女神》这样的经典：这些经典因为太贴近现实而往往时过境迁，得不到后人的认同。当今读者对郭沫若诗歌不欣赏、无兴味的原因，主要也是“时过境迁”，当今已不再有“五四”那样的新鲜、上进而又暴躁凌厉的“气”，不再有“社会青春期”的氛围，在一般“非专业阅读”的层面上也就较难欣赏《女神》之类作品，然而文学史家如果要说明历史，就必须体验和理解历史，这历史不光是由一个个作品的本文构成的，读者反应实际上也参与了文学发展的进程，因此，适当关照作品—读者之间的互动互涉的“场”，才更能接近历史原貌。
（录自温儒敏：《郭沫若其人其诗》，韩国《中国语文论丛》1994年第7辑）
▲对《凤凰涅槃》的细读评析
就像一切伟大的诗篇，《凤凰涅槃》意义简单，结构实用，它讲述的是一个有关死亡与新生的故事。从语言的角度看，它不仅涉及到对言说者身份多重性的探寻，也同样显示出对相邻言说者系的兴趣。根据死亡和新生这两大主题，这首诗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包括“序言”、“凤歌”、“凰歌”、“凤凰同歌”和“群鸟歌”，而后半部分则是指“凤凰更生歌”。就主题来说，前半部分对死亡的目击和后半部分对新生的歌咏形成了一个对照。但就两者关系到的话语言说者而言，诗的前后两部分也是截然不同。在那个关于死亡的场景中出现的不是一个而是多个言说者，他们的身份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类：《序曲》中的超越叙事者，凤凰本身以及观葬的群鸟。《凤凰更生歌》则虽由鸡鸣开始，但在整体上却由凤凰作为主要的歌者。鸡鸣本身马上被滔滔不绝的凤凰和鸣所淹没。更为重要的是，与前半部分凤凰分咏的情形相反，在诗的后半部分凤凰似乎是用同一个声音在说话，任何细致的差别都被取消了。
很显然，这两个部分的结构与《天狗》和《醉歌》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死亡场景中的凤凰不断询问自己的来源，在败坏崩颓的宇宙中，凤凰所言说的“自我”成为它自身不可思议的东西，对死亡的向往在结构上类似天狗对“自我”的追踪，因为面对自焚的火焰，凤凰不但成为被破坏者，同样也就是破坏者本身。换言之，他们那个“自我”的界限变得恍惚不定，因而成为亟须澄清的问题。而新生的场景是凤凰在新的宇宙中不断发现自己的时刻。言说者不断发现“我”的新内容，然而每一个新内容的发现又都是前一次发现的重复，因为每一次发现都有关“自我”，都是“自我”与“自我”的重逢和复制。可以说，新生的场景就和《醉歌》一样呈现为“自我”的某种无结构的节奏性蔓延。然而在《凤凰涅槃》与《天狗》和《醉歌》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首先来自于每一场景中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