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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茅 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王 瑶：《论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
▲毛泽东论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
（录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胡适谈文学革命发生的原因
我在《逼上梁山》一篇自述里，很忠实地记载了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怎样“偶然”在国外发难的历史。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曾说：
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科学与人生观序》）
独秀这番议论是站在他的经济史观立场说的。我的《逼上梁山》一篇，虽然不是答复他的，至少可以说明历史事实的解释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一个“最后之因”就可以解释了的。即如一千一百年前的临济和尚德山和尚的徒弟们，在他们的禅林里听讲，忽然不用古文，而用一种生辣痛快的白话文来记载他们老师的生辣痛快的说话，就开创了白话散文的“语录体”。这件史实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有什么相干！白话文产生了无数的文学杰作之后，忽然出了一个李梦阳，又出了一个何景明，他们提倡文学复古，散文回到秦汉，诗回到盛唐，居然也可以哄动一世，成为风气。后来出了公安袁氏兄弟三人，大骂何李的复古运动，主张一种抒写性情的新文学，他们也可以哄动一时，成为风气。后来方苞姚鼐曾国藩诸人出来，奠定桐城派古文的权威，也一样的哄动一时，成为风气。这些史实，难道都和产业的发达不发达，人口的集中不集中，有什么因果的关系！文学史上的变迁，“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用袁宏道的话），其中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都不能用一个“最后之因”去解释说明。
中国白话文学的运动当然不完全是我们几个人闹出来的，因为这里的因子是很复杂的。我们至少可以指出这些最重要的因子：第一是我们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禅门语录，理学语录，白话诗调曲子，白话小说。若不靠这一千年的白话文学作品把白话写定了，白话文学的提倡必定和提倡拼音文字一样的困难，决不能几年之内风行全国。第二是我们的老祖宗在两千年之中，渐渐的把一种大同小异的“官话”推行到了全国的绝大部分：从满洲里直到云南，从河套直到桂林，从丹阳直到川边，全是官话区域。若没有这一大块地盘的人民全说官话，我们的“国语”问题就无从下手了。第三是我们的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尤其是欧洲近代国家的国语文学次第产生的历史，使我们明了我们自己的国语文学的历史，使我们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这些都是超越个人的根本因素，都不是我们几个人可以操纵的，也不是“产业发达，人口集中”一个公式可以包括的。
此外，还有几十年的政治的原因。第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八股废了，试帖诗废了，策论又跟着八股试帖废了，那笼罩全国文人心理的科举制度现在不能再替古文学做无敌的保障了。第二是满清帝室的颠覆，专制政治的根本推翻，中华民国的成立（1911—1912）。这个政治大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后来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因为那个顽固腐败势力的大本营若不颠覆，一切新人物与新思想都不容易出头。戊戌（1898）的百日维新，当不起一个顽固老太婆的一道谕旨，就全盘推翻了。独秀说：
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
这话是很有理的。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但这全是政治的势力，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无干。当我们在民国时代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林纾的几篇文章并不曾使我们烟消灰灭，然而徐树铮和安福部的政治势力却一样能封报馆捉人。今日的“产业发达，人口集中”岂不远过民国初元了？然而一两个私人的政治势力也往往一样可以阻碍白话文的推行发展。幸而帝制推倒以后，顽固的势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话文运动虽然时时受点障害，究竟还不到“烟消灰灭”的地步。这是我们不能不归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
至于我们几个发难的人，我们也不用太妄自菲薄，把一切都归到那“最后之因”。陆象山说得最好：
且道天地间有个朱元晦陆子静，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
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这是我们可以自信的。《逼上梁山》一篇是要用我保存的一些史料来记载一个思想产生的历史。这个思想不是“产业发达，人口集中”产生出来的，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从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一位书记先生的一张传单，到凯约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从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哲学，到一个朋友的一首打油诗；从但丁（Dante）却叟（Chaucer）马丁路得（Martin Luther）诸人的建立意大利英吉利德意志的国语文学，到我儿童时代偷读的《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种种因子都是独一的，个别的；他们合拢来，逼出我的“文学革命”的主张来。我想，如果独秀肯写他的自传，他的思想转变的因素也必定有同样的复杂，也必定不是经济史观包括得了的。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历史事实。无论你抬出来的“最后之因”是“神”，是“性”，是“心灵”，或是“生产方式”，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但是，正因为个个“最后之因”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所以都不能解释任何历史了！等到你祭起了你那“最后之因”的法宝解决一切历史之后，你还得解释：“同在这个‘最后之因’之下，陈独秀为什么和林琴南不同？胡适为什么和梅光迪胡先骕不同？”如果你的“最后之因”可以解释胡适，同时又可以解释胡先骕，那岂不是同因而不同果，你的“因”就不成真因了。所以凡可以解释一切历史的“最后之因”，都是历史学者认为最无用的玩意儿，因为他们其实都不能解释什么具体的历史事实。
（录自胡适：《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茅盾谈文学研究会
民国六七年的时候，好像还没有纯然文艺性质的社团。那时的《新青年》杂志自然是鼓吹“新文学”的大本营，然而从全体上看来，《新青年》到底是一个文化批判的刊物，而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数是文化批判者，或以文化批判者的立场发表他们对于文学的议论。他们的文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新旧思想的冲突”，他们是站在反封建的自觉上去攻击封建制度的形象的作物——旧文艺。
这是“五四”文学运动初期的一个主要的特性，也是一条正确的路径。民国九年（一九二○）十一月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于北京。这是最早的一个纯文艺的社团，然而这一个团体发起的宗旨也和外国各时代文学上新运动初期的文学团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