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俚阶约和飞希肿苁潜ё乓凰炕孟耄砬蟠笙尥硪恍┦焙虻嚼础Ｕ馑坪跻泊幸坏惚沟奈兜溃纱瞬木⒈邸⑼欠稀⒆员耙灾辆癖览５闹种中睦恚杂诎仙嬗诳嗄牙痰南执泄斗肿有愿窬哂泻艽蟮母爬ㄐ浴匀唬馐潜收叨跃跣滦愿裨谖难飞系牡湫鸵庖宓睦斫猓灰欢ㄓ胱骷业脑即醋髌笸枷辔呛希收呦嘈牛院蠹甘甑目部谰崾拱徒鹪嚼丛角逦乜吹骄跣滦愿裰械恼庑┮庖濉５庀匀皇窃鸵⒚段薹ê堑摹�
巴金在创造这个角色时，是以他大哥为原型的，可是在创造过程中却不知不觉地挖掘了自己的灵魂深处，在觉新性格中也无情投入了自己的影子。关于这一点，老作家早在六十年代就承认：“在我的性格中究竟有没有觉新的东西？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至今还没有把它完全去掉，虽然我不断地跟它斗争。”当然，在那个时代环境下，巴金所指的觉新性格未必象今天所理解的那样深刻，只有在经过了一场浩劫以后，他才真正地发现：“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不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挞我自己。”并且指出：“我有这种想法还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我借觉新鞭挞自己的说法，也是最近才搞清楚的。”这些想法与他在《随想录》中的自我解剖以及对奴隶意识的批判是相一致的。
觉新的悲剧在于他无力摆脱可怖的历史命运，所以只好在险象丛生的环境下小心翼翼地讨日子，他并非不知道其他牺牲者的冤枉，可是为保一己的片刻安宁，只好把同情咽进肚子里。他无法象觉慧那样，幼稚而大胆地反抗这个封建家庭制度，因为他是这个家庭的“长房长孙”，担负着中兴这个家庭的历史责任，他受到的封建教育与个人的道义责任，都不允许他像弟妹那样冲破家庭牢笼而走向新生。他处处维持着这个坏透了的家庭，甚至为缓和它的内部冲突和崩溃命运而不得不去做它的帮凶。
之所以会堕落到这一地步，根本原因在于觉新把自己的价值完全依附于家庭制度之上，而丧失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最宝贵的特征：对个性的绝对追求。
（录自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关于巴金的《憩园》
促使作家写《冬》这部小说的动因有二：一是一九四一年一月巴金第一次返回成都的时候得知自己的五叔去世的消息后产生了一些想法；二是作者走过十八年前的故居门前引起了万端感慨。这两件事都使作家对封建大家庭制度的腐朽本质产生更深刻的认识，并且得出了一个结论，即：“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这个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思想就成了《憩园》的主题。作者说：“我想在中篇小说《冬》里说明的不外乎这个意见，后来写在《憩园》里面的也跟这样的意见差不多。”因此我们可以很有理由地说，《憩园》就是《冬》，也就是《激流三部曲》的尾声。
人们知道，《激流三部曲》的中心主题之一就是控诉封建专制制度对健康的、正常的人性的摧残，而它其中的每一部都是从一个侧面、一个方面来反映这个主题的：在《家》中，作者攻击了对青年一代美好爱情、追求幸福的愿望的扼杀；在《春》中则着重抨击对女性的侮辱残害；在《秋》里则又以枚和淑贞的命运控诉了封建制度对少年儿童的身心摧残。然而作为这一切的对立面的统治者本身，他们是否就能得到幸福呢？不，他们也经历着人格的堕落及人性扭曲的过程。而这，就是《憩园》所要着重揭示的主题。应该说，这一构思使得《激流三部曲》的主题表现得更为全面了，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激流》与《憩园》合起来，就把这个问题讲全了。明白了作者的这一构思的意图，我们便明白了何以作品会产生“挽歌”的调子的原因。这是因为，《憩园》是站在杨老三人性被扭曲变形这一角度来观察问题的，它要写出杨老三原先所具有的正常的人性，它要读者相信封建专制制度及腐朽的封建礼教是摧毁这正常人性的罪魁，从而使人们更加痛恨它们。这样，他就不得不把杨老三的性格写得既让人讨厌而又让人同情，而这种同情又特别集中在杨老三的“怀旧”情绪上，于是，“挽歌”的调子就正是从这里产生出来了。而这一点，作者本人甚至在当时也并不满意，所以他才会说“我至今还感到遗憾”这样的话。
杨老三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形象。他天资聪慧，有较好的文化教养，从他在大仙祠里喜读“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的《唐诗》可以看出来。然而他又是一个被地主阶级的腐朽生活所严重腐蚀的人物。在他身上，最基本的性格特征就是寄生虫所特有的人的劳动本性的退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变态的心理及观念。他挥霍无度，用尽了家产，然而寄生生活又没有教会他任何一桩劳动谋生的本领，他只有去骗妻子的钱，或是去偷窃。在这时，他开始尝到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了，他开始后悔了。应该说，他的后悔还是真诚的，是发自内心的，他多次信誓旦旦地保证不再去“小公馆”，不再去干坏事情，然而他的行动却一次次地违背自己许下的诺言。作者这样处理杨梦痴的心口不一，言行矛盾的性格是非常真实的，这是因为，寄生生活同样没有使他养成最起码的意志力，他根本没有这种内心的力量来克服自身的缺点，而人类的意志力首先是在劳动过程中，在为获得自己的生活资料而与困难搏斗的过程中产生的。在另一方面，长期的寄生生活又使他形成了一整套剥削阶级的好逸恶劳的坏思想。他轻视劳动，当他的大儿子为他找了个办事员的差事后，他说：“我不干了！这种气我实在受不了。明说是办事员，其实不过是个听差。吃苦我并不怕，我就丢不下这个脸。”对于一个惯于颐指气使的地主少爷，对这种身份的转换当然是最忍受不了的，其实，“吃苦”他又何尝不怕呢？只不过在与“丢面子”比较之下，后者显得更可怕罢了。巴金令人信服地刻画出这个从小受封建等级观念熏陶得脑袋发木的地主阶级浪荡子弟的典型心理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爱面子”的思想在杨老三身上是何等地根深蒂固，他离开这个家，死活不肯回来，除了有一种内疚的心情之外，难道这个“面子”思想不在起作用吗？直到进了监狱，罚作苦役，他都仍然怕见熟人。是的，在不见天日的监狱里，他的面子是可以保存了下来，然而“吃苦”这一关他也仍然过不了，为了逃避劳动，他装病，和有传染病的人睡在一起，结果送掉了自己的性命。杨老三的性格就是寄生生活造成的典型的性格。
同时，作者还着重表现了杨老三失悔的心情，这种“失悔”由于和“怀旧”的思绪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对自己过去的邪恶行为的更强烈的谴责。作者多次写他喜爱《憩园》里的茶花，要他的孩子定期为他去采摘；他也会在昏暗的夜晚，悄悄溜进原先属于自己的宅园……作者这样写，无非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从杨老三破产之后才使原先丧失殆尽的人性稍稍得以复苏这一前后变化中，更深地揭示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因为在杨老三钱财俱在的时候，他是毫无心肝的，他从不曾想到妻子、儿女，他已堕落为十足的衣冠禽兽。而一旦他坐吃山空、钱付东流之后，世态的炎凉才第一次从反面给他上了人生深刻的一课：他的弟弟不仅不认他，反而把痰吐到他的身上，他这才第一次站在一个受辱的地位，从他弟弟的身上看到过去的自己的真实面目，也只有经过这一番翻覆，他那被压抑扭曲的人性才稍稍地露出头来：他开始有了为亲人着想的思想活动，他才会说出这样的话：“这是我的报应。我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们。”他才会留下那张短短的字条，表达出“一个慈爱父亲的愿望”。因此，这样写，巴金就把封建大家庭制度当作了摧残人性的恶势力。第二个目的，作者正是从这失悔、怀旧、自我谴责的痛苦情绪中给杨老三以惩罚。
《憩园》的艺术技巧也有某些显著的特色。它借助“我”的活动写出了三个家庭（虽然有一家不很直接）的生活，并让每一个家庭揭示某一方面的生活的本质，这种构思的确是很新颖的。作品里洋溢着浓郁的抒情气氛，它直接来自于“憩园”景色的诗意。另外，整部作品带有散文的笔调，从容不迫、舒展自如，随着“我”重返故土客居“憩园”，引进来一个又一个的人物，激起“我”一层又一层的思绪；“我”的所见、所闻、所感，似乎都很随意，就象高山流水一路汩汩地叙说沿途的景色与事物，然而就从这些涉笔成趣的文字里，逐渐地形成了一个总的意念，各种零散的印象、琐碎的事件都辐凑到了一个轴心：于是一个大的主题出来了。像这样的写法在巴金以往的创作中还不曾出现过，因此我们可以说，《憩园》也是巴金解放前创作风格转变的标志之一。
（录自曼生：《别了，旧生活！新生活万岁！》，《文学评论丛刊》第1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巴金创作风格的基调及其变化
巴金的小说是青春的乐章，是炽热欲燃的至情文学，在他那个苦难煎熬着觉醒、毁灭孕育着新生的时代，一个热血青年很难不受这类作品中感情的洪流所裹挟。他的小说风格，自然有一个发展和成熟的过程，由早期情绪的外泄到后期愤懑的内蕴，艺术上由粗犷趋于精美。然而，他猛然于二、三年间以激情撼动文坛，浩浩乎于数十年间以持久不竭的才思奉献出等身的著作，他前后一以贯之的艺术个性是：酣畅，奔放，浩瀚。他如法国司汤达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