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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方面又说“我们虽能理会，能吟味，却未能学而几及”。他并且对“继承着《故事新编》的‘鲁迅主义’”的作品进行了考察，认为“就现在所见的成绩而言，终未免进退失据，于‘古’既不尽信，于‘今’也失其攻刺之的”。足见鲁迅自称“油滑”是“不长进”，不仅是自谦，而且是有深刻用心的。
（录自王瑶：《鲁迅〈故事新编〉散论》，《王瑶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王瑶论鲁迅杂文与传统文学之关联
从这里可以说明鲁迅杂文的历史渊源和表现方式的某些特点。在中国文学史上，除了小说戏曲一向被认为“小道”外，最普遍常用的文体形式就是诗和文，因此诗文集是与经、子、史并列的四部之一。文的涵义很广，包括议论、抒情、叙事等各种内容，是作者表达自己思想感情最常用的形式。因此传统之所谓“散文”或“古文”，是在“文”这一大类中与骈文相对待的名词，而不是与诗相对待的名词；像嵇康等人的议论文也正是包括在散文之中的。鲁迅也说过：“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称‘平文’为‘古文’便是这意思。由此推开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则称‘白话文’为‘古文’似乎也无所不可。”从这种意义讲，“杂文”正是承继了古典文学中的散文这一形式的发展，特别是承继了魏晋文这一流派的发展的。鲁迅曾说：“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这里不只说明了鲁迅从“五四”起就一直坚持运用杂文这一武器的原因，而且同时也说明了鲁迅为什么特别爱好“言之有物”的魏晋文章。
什么是魏晋文章的特色呢？鲁迅以为“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他又加解释说：“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这就是说：没有“八股”式的规格教条的束缚，思想比较开朗，个性比较鲜明，而表现又要言不烦，简约严明，富有说服力。鲁迅是非常喜爱“简约严明”的风格的，他曾说他的文章“常招误解”，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足见既“简约”而又“严明”是并不很容易的。无须多说，魏晋文章的这些特色正是鲁迅平日所致力，也是在鲁迅的杂文中得到继承和发展的。在魏晋文人中，鲁迅特别喜爱的是孔融和“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的文章，尤其是嵇康。这些人的作品是有共同特点的，鲁迅说竹林七贤“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而刘师培论嵇康的文章就说他“近汉孔融”。鲁迅论陶渊明也说：“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当然这也关系到他们的作品精神和艺术风格的渊源和类似。而在鲁迅的杂文中，这些特色更得到了崭新的表现和高度的发展。
我们不妨就某些类似的特色来分析一下。
譬如鲁迅称赞“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但“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据冯雪峰同志回忆说鲁迅晚年“曾以孔融的态度和遭遇自比”；所谓“遭遇”当然是鲁迅所谓“专喜和曹操捣乱”，曹操“借故把他杀了”。而“态度”却正是孔融的不屈的反抗精神，并且是通过他的讥嘲笔调的文章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与孔融在精神上的共鸣，和他对孔融作品的喜爱。我们不妨抄一段孔融的文章看看：曹操下令禁酒，“令”中引古代贪酒亡败的事例为理由，孔融在《又难曹公制酒禁表》中就说：
虽然，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
这种风格和表现方法不是和鲁迅杂文很类似吗？鲁迅自己说他的杂文特点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在表现方法上则是“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又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这些话是可以概括地说明鲁迅杂文的特色的；他擅长于讽刺的手法，常常给黑暗面以尖利的一击；在表现方法上则多用譬喻、反语，使自己的思想能形象地表现出来；因此也常常援引古人古事来说明今人今事，引对方的话来举例反驳，这样不只可以增加读者的亲切感受，而且也特别富有战斗力量。而这些特点的类似状态的存在，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例如前面所举的孔融的文章。
其实不只孔融，这些特点在魏晋文章中是相当普遍的。鲁迅特别喜欢嵇康，是和嵇康作品中的那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坚定的反礼教精神分不开的。嵇康的诗不多，集中大半为议论文；鲁迅说“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又说“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嵇康自己也说他“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他的见杀，“罪状和操的杀孔融差不多，”在嵇康的论文中，上面所谈的一些特点也是非常显著的；特别在他与别人辩难的一些文章中，更显得说理透辟，层次井然，富有逻辑性；但那表述方式又多半是通过“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的，不只风格简约严明，而且富于诗的气氛。例如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在说明不能出仕的理由时就是通过“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的“九患”来陈述的，可以当得起传统所谓“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的说法。又如在《难张叔辽自然好学论》中，那论点即是通过譬喻来展开的，他说张叔辽用的譬喻是“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学”，是“似是而非之论”，下面他就以一连串的譬喻来反驳之，说明自己的论点。鲁迅对这种双方辩难的文字是很感兴趣的，他说：
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里还有别人的赠答和论难，晋的阮籍，集里也有伏义的来信，大约都是很古的残本，由后人重编的。《谢宣城集》虽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赋咏的诗。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通过彼此间的论辩文章，是更可以体会双方意见的区别和那种“针锋相对”的表现方式的。我们不只从《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书的附录别人文字的体例中可以看出鲁迅仿照这样的编排法，而且从鲁迅的一些著名的思想论争的文章里，譬如《“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也看到了类似这种“针锋相对”而简约严明的表现方式。
（王瑶：《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第十八章
散文（二）
【学习提示与述要】
本章介绍第二个十年（1927—1937年）散文。本时期散文比起前一个时期，艺术探求更加多样，尤其是杂文小品文有长足的发展。可以着重了解几种最活跃的文体或创作潮流，还应关注不同的散文观及其代表性作家作品。其中林语堂和何其芳可作为鉴赏分析的重点。对其他比较重要的散文创作现象与作家，也应有知识性了解。本章第一节介绍林语堂与幽默小品，第二节介绍杂文和其他抒情散文，第三节介绍京派与开明同人的散文，第四节介绍报告文学与游记。
一 林语堂与幽默闲适小品
（1）30年代前期，以林语堂的《论语》等刊物为核心，文坛上曾风行过幽默小品与闲适小品。因为比较超离现实与主流，以往文学史多持否定性评价。近年林语堂及其所代表的闲适小品重又得到欢迎。对这一文学史现象要有比较宽容而又客观的评析，既指出其“不合时宜（主潮）”的一面，又承认其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并拓宽了散文文体探索的路子。首先应了解30年代前期林语堂主办《论语》、《人间世》与《宇宙风》几种刊物的情况，以及幽默闲适文风的成因。对林语堂提倡幽默和闲适的格调文法的典型论点，以及在当时和后来历史条件下所遭受的批评，要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可引举林语堂一些小品文为例子，评析其思想艺术特点，关键是理解其“中西比较”的眼光、知识趣味性，以及“闲话风”这几点。评价林语堂，应注意做到既尊重历史，又吸纳当代的视点。
二 左翼作家的“鲁迅风”杂文和风格多样的散文
（2）30年代鲁迅对左翼作家的散文特别是杂文创作有极大的影响，形成了“鲁迅风”创作倾向。如唐彛⑿祉埂Ⅵ那锇祝鹊龋际钦庖宦酚谐删偷淖骷摇６源擞τ兄缎缘牧私猓⒕】赡芙逞付匀氖甏游牡挠跋旃岽┢鹄纯疾臁�
（3）此外，30年代擅写散文的作家中还应了解茅盾、萧红、郁达夫、巴金、吴组缃，等等。其中萧红的《商市街》中那些极有才气的作品，和郁达夫一些游记，可做重点鉴赏的美文。
三 “京派”与开明同人的散文
（4）何其芳是本章评析与鉴赏的又一重点。主要了解其《画梦录》的艺术独创性，应抓住“独语”这一关键词，理解其如何作为一种调式和感觉结构，来装潢与安排其唯美的境界。应了解这种形式追求对于现代散文史的意义，同时也要大致分析何其芳散文创作风格的变迁与得失。此外，对李广田、缪崇群、丽尼、陆蠡以及“开明”派的丰子恺、夏丏尊，等等，也要了解其代表作以及不同的风格。
四 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