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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欧洲梦》 总 序前 言（1）
前 言
上世纪60年代，我曾经是个激进分子。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我发现自己被卷入到一场社会剧变之中。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非裔美国人要求坐在公交车前排的权利；在芝加哥，他们高举拳头上街游行，唱着“黑色的力量”。美国男孩被装在裹尸袋里从越南重返故土，开始不过是零星几人，后来竟是大批大批的。大学生呼吁终止美国在东南亚的非正义战争，为此他们在大学行政办公区筑起了街垒，抗议非民主的教育系统——在校方作出影响他们生活的决议时，他们却被剥夺了发出声音、投票表决的权利。
空气里充满了解放的气味。你都能闻到它。年轻人厌倦了核弹空袭演习，冷战，穿灰色法兰绒制服的男人，以及束缚心智、一成不变的美国郊区生活，他们到处都在反叛。言论自由、性解放、摇滚乐、大麻、“和平与爱情”（flower power），它们席卷全国，进入美国每一个城市和小镇。反叛的形式在不断变换，有时候你都很难跟上形势，甚至难以坚持下去。阶级政治让位于文化政治，然后是性别政治，最后是生态政治。墙上贴满了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休伊·牛顿（Huey Newton）的海报；然后它们被取了下来，换成披头士（the Beatles）和滚石（Rolling Stones）的；然后它们再度被取而代之，贴上从外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
老左翼让位给新左翼。历史意识以及关于辩证法、唯物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抽象探讨开始与“治疗学意识”（therapeutic consciousness）失去共鸣。年轻人不再引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或毛泽东的红宝书，而是开始喜欢分享他们最隐秘的情感，谈论他们人际关系的动力源泉，正如政治变成了集体治疗一样。对政治解放的讨论让位于对个人精神修炼的探索。到70年代初期，一切都在进展——除了溃败的意识形态。新的运动正在兴起并即将声名卓著。妇女运动、环境运动、人权和动物权利运动、同性恋运动，所有这一切都在发生，并开始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似乎每个人都在要求获得认可的权利。人们走出壁橱，敞开大门，砸碎藩篱和街垒，涌向麦克风和摄像机——有时候，这场集体肾上腺素冲动的唯一显见目的似乎就是要消除任何可以想见的限制和边界。这是种特殊的疯狂。两股潮流贯穿于这场风暴的中心：其一是在一个被看做日益物质化的世界里，对某种更高个人使命的骚动的渴望；其二是在一个逐渐疏离、冷淡的社会里，寻找某种共同体意识的需求。我们都梦想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彼时每个人的权利都获得尊重，没有人被遗落，文化的差异受到欢迎，每个人都在地球可维持的范围内享受着高质量的生活，而人类能够生活在安定与和谐之中。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抨击“美利坚帝国”，指责它为困扰社会的万恶之源。有些人甚至转向了恐怖主义活动，徒劳地指望着这种制度崩溃。
然而在这一切纷纭之中，归根结底，我认识的每一个年轻的美国激进分子内心深处都相信：倘若有什么根本的变动要发生的话，它们也将是从美利坚开始扩展到世界的其余地区。那是因为，即便是在我们拒绝信仰的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们也依旧信仰着美国精神——对美国是一块特殊的土地、肩负着特殊使命的不懈信念。尽管我那些参与“运动”的朋友们没有谁会敢于坦白这一点，但我们都保留着独一无二的美国意识，即：只要我们有足够强烈的愿望和决心来进行改变，那么在这个国家里就没有什么目标不能实现。欧洲年轻人的信心远不如我们坚定，他们不相信自己真的能改变点什么。他们参与政治的动力是反抗而非改革。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局势已然改变。我们曾经有过的打抱不平、如何济世的情感，大多数都未能在美国生根、结果。不错，我们有相当多的公共利益团体，它们所倡导的每一种观念和事业都可以追根溯源到一两代人之前，在少数族裔居住区及大学校园涌动的渴望里。然而，奇怪的是，正是在欧洲，60年代一辈人的情感升华为生活中勇敢的崭新试验——年轻时候的我们还只是模糊地感知到它的剪影轮廓。
《欧洲梦》 总 序前 言（2）
人们可以指出为什么欧洲似乎正在率先进入新时代的许多条原因。但在所有可能的解释里，有一条最为关键，那就是我们所珍爱的美国梦本身——它一度是世界所钦羡的理想，如今却导致美国身陷僵局。美国梦强调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来追求成功——此词在美国方言里基本与“经济成功”同义。美国梦过度关注个人的物质获取，而很少注目于更广阔的人类福祉，因此无法适应一个日益风险化、多样化和互相依赖的世界。它是一个陈年旧梦，浸透着早已萎谢的开拓意识。而当美国精神正在“过去”之中疲倦枯萎之时，一个崭新的欧洲梦却正在诞生。这个梦想更好地适应着人类旅程的下一阶段——它允诺将人性提升为全球意识，以同一个日益彼此关联的全球化社会合拍。
欧洲梦注重群体关系而非个体自治，文化多样性而非同化为一，生活质量而非只是财富积累，可持续发展而非无限制的物质增长，深度游戏（deep play）而非单调的持续劳作，普遍人权及自然界的权利而非只突出财产权，全球合作而非单边主义的霸权实践。
欧洲梦正处在后现代与浮现的全球时代交叉的十字路口，并提供了衔接两个时代之间断层的中间地带。后现代从未想过要成为一个新的时代，它只不过是现代的黄昏——一个对现代的种种缺陷盖棺论定的时期。倘若60年代一辈人的抗议和试验有双重目的，即打破束缚人类精神的旧边界以及检验崭新现实的话，那么它就以后现代的思考形式为自己找到了思想的同盟。
后现代主义者们质问世界何以被禁锢在死亡之歌当中。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原子弹投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欧洲建起纳粹的死亡集中营，古拉格设立羁留营？我们何以最终陷入一个贫富史无前例地两极分化的世界？为什么全世界的女人、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都遭到歧视，或者更糟，受到奴役？为什么我们要毁灭环境、毒化生物圈？为什么某些国家不断欺压其他国家，通过战争、征服和镇压来追逐霸权？人类何以逐渐丧失了与生俱来的深度游戏感，而陷入机器式的单调劳作，甚至将无休止的工作当成了人类存在的定义本身？什么时候、什么缘故，物质主义（materialism）替代了理想主义（idealism），而“消费”一词也从贬义摇身变为褒义＇1＇？
后现代主义者将现代性本身视为罪恶之源。他们将世界的诸多不幸归咎于他们认为是现代思想牢不可破的基本假设之上。特别受到指摘的是欧洲启蒙运动及其无限制物质进步的梦想，正如市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及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受到指责一样。后现代思想家认为，现代性的核心存在着深刻的缺陷。可认识的客观现实、不可逆转的线性进步以及人类的完善性——这些观念被过于教条地理解，存在着历史性的偏见，并且没有纳入对人类生存状况和历史终结的多视角、多观点的思考中。
新一代学者十分警惕统摄性的宏大叙述以及试图创造出人类行为统一化前景的偏执乌托邦幻象。后现代主义者辩论道，通过将人性禁锢在思考世界的“唯一正道”上，现代思想蔑视其他一切观点，并且归根结底不能容忍任何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当权者——不论是资本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不断利用这些元叙述（meta…narrative）来压抑和控制人民。在这些批评家看来，现代思想被利用来证明全世界范围内殖民冒险活动的合法性，它将人民彼此隔离开，使他们处于对统治力量有利的状况之中。
60年代一辈人所反抗的正是这些网罗万象的宏伟蓝图，以及限定人们如何在此世生活、行动的偏执乌托邦观念。后现代主义者为这种反抗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们认为观察世界的视角并非只有一种，而是有许多种，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有一种叙述方式。后现代社会学强调多元主义以及对不同观点的宽容，因为正是这些观点构成了人类经验的整体性。后现代主义者所追求的并非唯一的理想王国，而毋宁说是各种文化试验的杂烩，每一种都各具价值。
后现代主义者投身于一场扫荡现代性意识形态基础的斗争中，甚至否认将历史看做救赎传奇的观念。最终，后现代解构运动只留下了现代性的思想碎砾，以及一个众声喧哗的“无政府世界”，其中，每个人的故事都同样具有说服力、同样可靠、同样值得认可。
倘若说后现代主义者夷平了现代性的壁垒，解放了其中的囚徒，那么他们给这些被解放的囚徒也没有留下多少可去之处。我们成了存在主义的流浪者，漫游在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上，在绝望的寻觅中，模糊地渴望着某种值得依恋、值得信仰之物。尽管人类精神解除了旧有思想范畴的束缚，我们每个人却被迫因此寻觅自己的道路——在一个混乱无序、分崩离析的世界上。这个世界甚至比我们抛在身后的那个网罗万象的世界更加危险。
《欧洲梦》 总 序前 言（3）
后现代思想并没有在我们称为“美国核心”的观念中获得显著的一席之地。它向来在欧洲更具影响力。过半数的美国人是热忱的宗教信徒——信教比例高于任何其他工业化的民族——而他们根本就不买所谓“相对主义世界”的账。美国的宗教信徒依旧相信事物具有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