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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只需要一个人而已。”
然后他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俺答想了一下，只想了一下。
于是他也笑了。对他而言，那个人实在无足轻重。
几天之后，穿着新衣服的把汉那吉回到了蒙古，还带来了许多礼物，而俺答也终于得以从每日的追逐中解脱出来，不用担心棍棒会随时落到自己的头上。
唯一的失败者是赵全，这位仁兄毫无廉耻地当了十几年走狗，最终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
历史又一次证明，所有背叛自己祖国的人，终将被所有人背叛，因为奴才终究只是奴才。
赵全抓回来了，被凌迟处死，据说他身体还不错，割了上千刀才死，把汉那吉回家去了，继续过他的日子，毕竟老婆是不难找的。
按说事情到了这里，已然结束了，明朝白捞了一个汉奸，王崇古的横财也该到此为止，但事实上，发财的机会才刚刚开始。
在这次外逃风波之前，明朝和鞑靼之间除了刀光剑影，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明朝看鞑靼是土匪，鞑靼看明朝是恶霸，经过这件事双方发现，原来对方并非洪水猛兽，虽说有代沟，但还是可以沟通的。
于是接下来，他们开始谈论一个全新的问题——封贡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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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封贡互市，具体讲来是这么个过程，明朝封鞑靼，发给俺答等人新衣服（官服）、公章（官印）等官僚主义用品，承认他们的土财主地位。而鞑靼要听从明朝大哥的教诲，不得随意捣乱抢劫，这叫封。
当然了，俺答虽说读书少，也绝不是白痴，给几枚公章，发几件衣服就想忽悠他，那还是有难度的，要我听话，你就得给钱。实际操作方法为，每年俺答向明朝进贡土特产（马匹牛羊不限，有什么送什么），而明朝则回赠一些金银珠宝，生活用品等，这叫贡。
但封贡毕竟是小买卖，蒙古部落上百万人，对日用品市场需求极大，又没有手工业，要想彻底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搞边境贸易。大家找一个地方，弄个集贸市场，来往商贩把摊一摆，你买我卖，这就叫互市。
其实自从元朝取消国号后，混吃等死就成了大多数蒙古人的心愿，所谓回中原当大地主，梦里时常也能见到。
可是没办法，蒙古的经济结构实在太单一，骑马放牧人人都会，可你要他造个锅碗瓢盆出来，那真是比登天还难。如果要几十年不用这些玩意，似乎又说不过去，找人要，人家又不给，没办法，只有抢了。
现在既然能靠做生意挣回来，那自然更好，毕竟为抢个脸盆把命丢掉，实在也是太不划算。
体育就是和平——顾拜旦说的。
贸易也是和平——这是我说的。
有一点必须说明，只有在实力对等的前提下，贸易才能带来和平，边境有王崇古、谭纶、戚继光这帮狠人守着，谁抢就收拾谁，人家才肯老老实实做生意，否则还是抢劫划算。
对于封贡互市制度，蒙古是一呼百应，极其欢迎，但他们的热脸却贴上了冷屁股——明朝的屁股。
虽然王崇古极力推动这一制度，但朝廷的许多大臣却对此极不感冒，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蒙古鞑靼那一帮子都是野蛮人，给点好处让他们消停点就行了，做生意？做梦！
当时的朝廷已经是一片混乱，反对派气势汹汹，其主要观点是：东西我大明多的是，但即使送给要饭的，也不能给蒙古人！
这一派带头的，就是骂神欧阳一敬手下唯一的幸存者英国公张溶，而海瑞的那位后台老板朱衡也是反对派的干将，真可谓是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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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赞成的自然是高拱、张居正一帮人，但高拱毕竟是内阁大学士，算是皇帝的秘书，不便公开表态，他是个聪明人，一看朝廷里反对一片，强行批准定被口水淹死，便见风使舵，想出了一个办法。
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想出了这个方法，高拱才得到了明代杰出政治家的光荣称号。而这个办法，也充分地体现出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卓越才能，包括：钻空子、绕道走、打擦边球、以及民主精神。
他找到了反对派首领张溶，可还没等他说话，张溶就叫嚣起来：
“无论你说什么，我们都绝不同意！”
“没问题”，高拱笑着说道，“如果你们不同意，那我们来表决。”
张溶目瞪口呆，因为事实证明，高拱并没有开玩笑。
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封贡票决”事件发生了，大家不闹腾了，开始投票，据史料记载，参与此次投票的共有四十四人，在会议上，赞成反对双方坚持了各自的观点，陆续发言，而最后的结果却更让人哭笑不得。
经皇帝公证，验票统计如下：赞成封贡互市者二十二人，反对封贡互市者二十二人。
这下白闹了，事情又被踢给了皇帝。
这大概算是中国政治史上少有的一幕，皇帝说了不算，内阁说了也不算，在万恶的封建社会，竟然要靠投票解决问题，实在有负“黑暗专制”的恶名。
当然，高拱兄不是什么自由斗士，对搞民主也没啥兴趣，他之所以来这么一出，实在是另有企图。
根据我的估计，在此之前，他一定曾算过票数，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才提议投票，因为一旦投票不成，事情就会推给皇帝，可是皇帝不会管事，自然就会推给内阁，而内阁，是高拱说了算。
于是一圈绕回来，还是绕到了高拱的手上，这就是传说中的乾坤挪移大法。
既然大臣解决不了，封贡互市的决定权便回到了内阁，李春芳可以忽略不计，高拱和张居正本来就是幕后主谋，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
隆庆五年（1571）；边境市场正式开放，各地客商陆续赶到这里，开展贸易活动，一个伟大的奇迹就此出现，自朱元璋起，折腾了两百多年的明蒙战争终于落下帷幕，此后近百年中，双方再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和平终究还是实现了，这是高拱立下的不朽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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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裂
潘季驯、殷正茂和王崇古的任用，证明了高拱是一个无比卓越的优秀政治家，在他的统领下，大明王朝开始重新焕发生机活力，而他的声名也随之达到了最高峰。
然而就在那光辉灿烂的顶点，一个阴影却已悄然出现，出现在他的背后。
张居正并不是个老实人，他或许是个好人，却绝不老实，对于高拱同志，他一直都是有看法的：
论资历，高拱比他早来三年，论职务，高拱从翰林院的科员干起直到副部长、部长、大学士，几十年辛辛苦苦熬出来的，劳苦功高，而他却是从一个从五品副厅级干部被直接提拔为大学士，属于走后门的关系户，论能力，高拱可谓是不世出之奇才，能够善断，相对而言，他还只是个愣头青。
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张居正都只能乖乖当小弟，而一直以来他也是这样做的，凡事唯高拱是从，遇到大事总是请示再请示，十分尊重领导。
可问题在于，高拱并不满足于当老大，他还要当爹，他要所有的人都听命于他，服从他的指挥，谁要不听话，是要被打屁股的。
刚开始的时候，张居正也没啥意见，毕竟高拱是老同志，耍耍威风似乎也没什么，但很快他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当他亲眼看到那个被打屁股的人时。
这位倒了霉的仁兄就是殷士儋；关于此人，那真是说来话长。
嘉靖二十六年（1547），殷士儋和张居正同期毕业，由于成绩优秀，被选为庶吉士，之后又被调入裕王府，担任裕王的讲官。
既有翰林的背景，又是太子的班底，官运也不错，隆庆二年（1568）还当上了礼部尚书，但奇怪的是，他偏偏就是入不了阁。
在明代，这实在是个要命的问题，记得我当年小学时曾被任命为卫生委员，现在想来，那是我担任过的最高职务，虽说唯一的好处就是每天多扫一次地，却实在让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为什么呢？
因为卫生委员是班委成员。
要知道，各科科代表虽说平时管收作业，实在是威风八面（特别是对我这种不爱交作业的人），但他们不是班委成员，老师召集开会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资格去的，也得不到老师的最高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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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委员就不同了，虽然每日灰头土脸，但每当听到老师召唤时，将手中的扫把一挥，高傲地看一眼收作业的课代表，开会去也！
那是相当的牛。
相信你已经明白了，课代表就是各部部长，班委就是内阁，老师就是……
扫地的强过收本子的，就是这个道理。
殷士儋讨厌收作业，他想去扫地，但他始终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而根正苗红的殷部长入不了阁，说到底，还得怪他的那张嘴。
在这个世界上，同样一件事，不同的说法有截然不同的效果，比如一个胖子，体重一百公斤，如果你硬要说人家体重0。1吨，被人打残了我也不同情你。
殷士儋大致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历城（今山东济南）人，算是个地道的山东大汉，平时说话总是直来直去，当年给裕王当讲官时经常严辞厉色，搞得大家都坐立不安，所以后来裕王登基，对这位前老师也没什么好感。
其实皇帝怎么想还无所谓，关键是高拱不喜欢他。
这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