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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个人的传记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
这个人不是徐达，徐达的传记里，有常遇春。
不是刘伯温，刘伯温的传记里，有宋濂、叶琛、章溢。
不是王守仁，王守仁的传记里，还搭配了他的门人冀元亨。
也不是张居正，张大人和他的老师徐阶、老对头高拱在一个传记里。
当然，更不是袁崇焕，袁将军住得相当挤，他的传记里，还有十个人。
这个人是孙承宗。
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
举世无双，独一无二。
在获得上述头衔之前，他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一个讨生活的教师，一个十六年都没有考上举人的落魄秀才。
嘉靖四十二年（1563），孙承宗出生在北直隶保定府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
生在这个地方，不是个好事。
作为明朝四大防御要地，蓟州防线的一部分，孙承宗基本是在前线长大的。
这个地方不好，或者说是太好，蒙古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女真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后来改叫金国，也常来，来抢。
来一次，抢一次，打一次。
这实在不是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别的小孩都怕，可孙承宗不怕。
非但不怕，还过得特别滋润。
他喜欢战争，喜欢研究战争，从小，别人读四书，他读兵书。成人后，别人往内地跑，他往边境跑，不为别的，就想看看边界。
万历六年（1578），保定府秀才孙承宗做出了一个决定——外出游学。这一年，他十六岁。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孙秀才游历四方，努力向学，练就了一身保国的本领。
当然，这是史料里正式的说法。
实际上，这位仁兄在这十几年来，大都是游而不学，要知道，他当年之所以考秀才，不是为了报国，说到底，是混口饭吃，游学？不用吃饭啊？
还好，孙秀才找到了一份比较好的工作——老师，从此，他开始在教育战线上奋斗，而且越奋斗越好，好到名声传到了京城。
万历二十年（1592），在兵部某位官员的邀请下，孙秀才来到京城，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私人教师。
但是慢慢地，孙秀才有思想活动了，他发现，光教别人孩子是不够的，能找别人教自己的孩子，才是正道。
于是第二年（1593），他进入了国子监，刻苦读书，再一年后（1594），他终于考中了举人，这一年，他三十二岁。
一般说来，考上举人，要么去考进士，要么去混个官，可让人费解的是，孙举人却依然安心当他的老师，具体原因无人知晓，估计他的工资比较高。
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奇怪的决定，导致了他奇特的人生。
万历二十七年（1599），孙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就任大同巡抚。官不能丢，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丢，于是孙承宗跟着去了。
我记得，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有一名罪犯说过：无论搞多少次普法教育，都是没用的，只要让大家都去监狱住两天，亲自实践，就不会再犯罪了。
我同意这个说法，孙承宗应该也同意。
在那个地方，孙承宗发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拼死的厮杀，血腥的战场，智慧的角逐，勇气的考验。
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莫测，最飘忽不定，最残酷，最困难，最考验智商的游戏。在战场上，兵法没有用，规则没有用，因为在这里，最好的兵法，就是实战，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大同的孙老师没有实践经验，也无法上阵杀敌。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足以证实，他已经懂得了战争。
在明代，当兵是一份工作，是工作，就要拿工资，拿不到工资，自然要闹。一般人闹，无非是堵马路，喊几句，当兵的闹，就不同了，手里有家伙，要闹就往死里闹，专用名词叫做“哗变”。
这种事，谁遇上谁倒霉，大同巡抚运气不好，偏赶上了。有一次工资发得迟了点，当兵的不干，加上有人挑拨，于是大兵们二话不说，操刀就奔他家去了。
巡抚大人慌得不行，里外堵得严严实实，门都出不去，想来想去没办法，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他的家庭教师孙承宗先生出马了。
孙老师倒也没说啥，看着面前怒气冲冲，刀光闪闪的壮丽景象，他只是平静地说：
“饷银非常充足，请大家逐个去外面领取，如有冒领者，格杀勿论。”
士兵一哄而散。
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
孙承宗的镇定、从容、无畏表明，他有能力，用最合适的方法，处理最纷乱的局势，应对最凶恶的敌人。
大同，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孙承宗看到了战争，理解了战争，懂得了战争，并最终掌握了战争。他的掌握，来自他的天赋、理论以及每一次感悟。
辽东，大他三岁的努尔哈赤正在讨伐女真哈达部的路上，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精通战争的将领，他的精通，来自于砍杀、冲锋以及每一次拼死的冒险。
两个天赋异禀的人，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战争这个神秘的领域，并获知了其中的奥秘。
二十年后，他们将相遇，以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天才与成绩。
相遇
万历三十二年（1604），孙承宗向他的雇主告别，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他的目标，是科举。这一年，他四十二岁。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秀才、落魄秀才，教师、优秀教师、举人、军事观察员，目睹战争的破坏、聆听无奈的哀嚎、体会无助的痛苦，孙承宗最终确定了自己的道路。
他决定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他决定，以身许国。
于是在几十年半吊子生活之后，考场老将孙承宗打算认真地考一次。
这一认真，就有点过了。
放榜的那天，孙承宗得知了自己的考试名次——第二，全国第二。
换句话说，他是榜眼。
按照明朝规定，榜眼必定是庶吉士，必定是翰林，于是在上岗培训后，孙承宗进入翰林院，成为了一名正七品编修。
之前讲过，明代朝廷是讲出身的，除个别特例外，要想进入内阁，必须是翰林出身，否则，即使你工作再努力，能力再突出，也是白搭。这是一个公认的潜规则。
但请特别注意，要入内阁，必须是翰林，是翰林，却未必能入内阁。
毕竟翰林院里不只一个人，什么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修撰、检讨多了去了，内阁才几个人，还得排队等，前面的人死一个才能上一个，实在不易。
孙承宗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不好，等了足足十年，都没结果。
第十一年，机会来了。
万历四十二年（1614），孙承宗调任詹事府谕德。
这是一个小官，却有着远大的前程，因为它的主要职责是给太子讲课。
从此，孙承宗成为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师，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无比光明的未来。
光明了一个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即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
但对于孙承宗而言，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朱由校。
教完了爹再教儿子，真可谓是诲人不倦。
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就好做个木工，所以除木匠师傅外，他对其它老师极不感冒。
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
由于孙老师长期从事儿童（私塾）教育，对于木头型，愚笨型、死不用功型的小孩，一向都有点办法，所以几堂课教下来，皇帝陛下立即喜欢上了孙老师，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而代以一个固定的称谓：“吾师”。
这个称呼，皇帝陛下叫了整整七年，直到去世为止。
他始终保持对孙老师的信任，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挑拨、中伤，都无济于事。
我说的这个“何人”，是指魏忠贤。
正因为关系紧，后台硬，孙老师的仕途走得很快，近似于飞，一年时间，他就从五品小官，升任兵部尚书，进入内阁，成为东阁大学士。
所以，当那封打小报告的信送上来后，天启才会找到孙承宗，征询他的意见。
可孙承宗同志的回答，却出乎皇帝的意料：
“我也不知如何决断。”
幸好后面还有一句：
“让我去看看吧。”
天启二年（1622），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到山海关。
孙承宗并不了解王在晋，但到山海关和八里铺转了一圈后，他对王大人便有了一个直观且清晰的判断——这人是个白痴。
他随即找来了王在晋，开始了一段在历史上极其有名的谈话。
在谈话的开头，气氛是和谐的，孙承宗的语气非常客气：
“你的新城建成之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
王在晋本以为孙大人是来找麻烦的，没想到如此友善，当即回答：
“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
但王大人并不知道，孙先生是当过老师的人，对笨人从不一棍子打死，总是慢慢地折腾：
“照你这么说，方圆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
王大人还没回过味来，高兴地答应了一声：
“是的，没错啊。”
于是，张老师算帐的时候到了：
“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趟吗？！”
“新城离旧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