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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尽管这里远离前线，条件优裕，工作顺心，但薛定谔无法压抑对战局的
忧虑，企盼战争早日结束。在一首抒怀小诗中，他向自己，也向每一个追求
真理、正义与和平的人发问：
“两支大军在1914年踏上征程，
其中一支至今鏖战不停。
另一支队伍的战士们秘密地为和平而努力，
请选择，你将为哪一方驱使效命？”
终于，1918年11月，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
匈帝国总崩溃，昔日的强国地位一落千丈，这无疑给整个民族及其生活留下
深深的痕迹。而对薛定谔个人来说，大战的结束和帝国的瓦解也使他的生活
发生了戏剧性的影响。
战争的结束，阻止了他在讲课之余献身哲学的计划，保证了他日后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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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上的发展。这个一度萦绕于怀的计划本身，也来源于战争中的现实状况
激发了薛定谔原有的哲学兴趣，促使他去思考一系列哲学问题。
首先是时间概念的基本哲学意义，正是在战争前线靠回忆度日的岁月
里，薛定谔对时间概念进行了哲学和心理学分析。在战争临近结束时的一篇
手稿中，他又讨论了因果性问题，至少在师从埃克斯纳之后他就已经开始思
考这个物理学和哲学中的基本原理。薛定谔是幸运的，命运女神使他在人生
选择的十字路口没按初衷去充分发挥他的哲学爱好，而哲学女神对他的垂青
又使他具有哲人气质，常常对一些哲学的本质问题进行思考，这对于他毕生
的科学工作和研究方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战后，薛定谔重返第二物理研究所，全力以赴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由
于战争后期的大量信息和思考的储备，他一连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其中关于
广义相对论的两篇题为“引力场的能量分量”和“广义协变引力场方程的解
系统”都引起了爱因斯坦的极大关注，并分别撰文讨论和回答。而薛定谔同
时还写了三本未发表的关于能量分析和应用的笔记。
量子统计和涨落理论，是薛定谔的又一工作重点。他继承了玻尔兹曼的
方法论原则，发表了三篇论文。他的工作还包括一个验证光量子理论的实验，
这也是他所做的最后一个认真的物理实验。他对于爱因斯坦的光的本性理论
发生了兴趣，因此他设计出一个实验，通过同一光源发出两束大角度的光，
观察是否有相干性和干涉现象来验证光量子理论。
尽管薛定谔在近两年的工作中一切顺利，在国际物理学界知名度大增，
但他已无法再在第二物理研究所继续呆下去了。战争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
为战败国，赔款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教育经费极度紧张，教师生计难以维持，
更何况他又筹划着结婚，要考虑婚后生活的开销。他开始考虑要找一个比较
宽裕稳定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1920年4月6日，薛定谔与贝特尔小姐结婚。此后，他离开了他的母校
和故乡，先是移居德国耶拿，此后又在斯图加特工学院任副教授一个学期。
这期间他收到来自基尔大学、布累斯劳大学和母校维也纳大学的三份正教授
聘书，无疑，回返母校，继承哈泽内尔的事业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但当时
奥地利学术界的经济条件和工作状况实在糟糕，使他忍痛放弃了这项选择。
薛定谔夫妇去了布累斯劳，在那数周后，薛定谔又收到并接受了苏黎世大学
理论物理学教授的职务聘书。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章开始了。
三、理论物理的困境
1921年10月，薛定谔夫妇终于结束了他们婚后一年半来不断的迁居转
移，摆脱了生活于战败国中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压力和阴影，在苏黎世安定下
来。当然，在瑞士靠教授的薪水养家度日也算不上富裕阶层，一个普通教授
那时也只能算属于可怜的低级阶层。但无论如何，这里物价稳定，人民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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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业，他也至少无饥寒之虑，从而能安心于教学和研究。
薛定谔的就职演讲以“自然规律是什么”为题，他以这样的话作为演讲
的结束：“我愿意相信，一旦我们抛弃了根深蒂固的绝对因果性偏见，我们
就能成功地克服这些困难，而不再期望用原子理论去证实因果性教条。”薛
定谔关于原子过程几率性的论断是很有预见性的，机遇作为统计规则性基
础，也得以与因果性、与规律协调起来。
这位新来的教授以其思想的深刻性和独立性，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他所开设的一系列理论物理学课程吸引了许多学生，他所主持的讨论班
上也总是围绕物理学中的基本问题和进度展开热烈的讨论。薛定谔还鼓励进
行校际交流，经常和联邦工业大学共同举行活动，他自己也同联邦工业大学
的数学家H·外尔和物理学家德拜成了莫逆之交。德拜与薛定谔神交已久，
两人都对固体比热、X射线干涉图形、原子结构等问题感兴趣，并已各自在
刊物上讨论过对方的观点，现在能当面切磋，互相琢磨，真是相见恨晚，倍
感快慰。外尔是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早期对分析学、黎曼曲
面等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1913年任教于联邦工业大学以来，致力于用优雅
的数学框架来表述物理学概念和理论，自1917年起，发表了一系列“空间—
时间—物质”演讲并成书出版。他尝试把引力场和电磁场概括成一个统一的
物质理论；20年代中期他研究连续群的表示，把群论应用于量子力学中，解
决了一系列物理、化学问题。能与这么一位热心于物理学问题的卓越数学家
共事，不时请教讨论一些数学、物理上的问题，对薛定谔的帮助是很大的。
薛定谔是个很重友情的人，与情意相投的德拜、外尔的交往，既满足了他感
情上的需求，也成为他学术成就的刺激和动力。
苏黎世是一个美丽的旅游城市，每年都有一群群的学者来参加这里的现
代物理学讨论会，带来了各自研究的最新成就和各种信息。这种开放的环境
和动态的交流，使薛定谔和他们的讨论会得以保持较高的水准，也使苏黎世
的研究集体和工作更为外界所知。他们的讨论会生动活泼，形式不拘，有时
常常是在户外的郊游和旅行中进行。薛定谔喜欢登山和旅行，在大自然中陶
冶性情。有一段时期，每周六他们都外出，边旅游边讨论，置身于大自然中
去探求它的底蕴。薛定谔的学生回忆道：每个星期六这个由薛定谔夫人安排
的小型旅游“总是以到了一个可爱的小客栈和一两瓶葡萄酒”而结束。”1927
年，薛定谔与两位助手一起联名发表了“中性原子的相互作用与同极性键的
量子力学研究”一文，运用薛定谔刚刚建立的波动力学建立求解氢分子的薛
定谔方程，从而建立了基于量子力学的化学键理论，宣告了量子化学的诞生。
苏黎世时期，是薛定谔的又一个创造性高峰。仅从1922年到1926年早
期，他就在教学之余发表了20篇论文，范围非常广泛，其中有4篇关于原子
结构的，5篇关于颜色理论和生理光学的，1篇关于相对论的，4篇关于量子
比热理论的，6篇关于气体统计理论的。这些论文粗略而言，可以分为三类，
即原子结构理论，量子统计理论，颜色和视觉理论，第一类是当时理论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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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关注的中心，第二类则是用量子方法处理和修改气体运动论和固体比热
理论，既是薛定谔的多年爱好，也是当时的热门，而第三类文章则比较令人
奇怪了。
颜色理论，是生理光学的中心问题之一，而生理光学，则是生理学和光
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直
到牛顿经过色散和分光等一系列实验分析，才给出颜色的物理定义。尽管在
这一领域作出贡献的不乏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但显然对颜色和色觉的研
究，就物理学来说，既非正宗，又不是前沿。薛定谔之所以涉足这个领域，
可能有其家学渊源，或更受师辈影响，而最主要的还是他本人工作中的那种
把不同理论、不同学科结合起来研究的统一科学的倾向，这种倾向一再地在
他一生的研究中表现出来，并成为他获得成功的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他清
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的理论能很好地解释许多观测数据，也得到了生理学
家的承认。然而，对颜色理论的研究尽管为薛定谔提供了一块自由发挥、有
所作为的空间，但那毕竟理论性不强，也不为众所瞩目。他把它戏称为“为
逃避原子结构理论的绝望困境而通入光学领域的一次小小的旅行”，一种松
弛心情、换换脑筋的休息。他真正热衷的，仍然是量子统计和原子结构这两
大领域，也正是这两方面工作的结合，开辟了他通往波动力学之路。关于原
子结构，他虽然写出了几篇有份量的文章，却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这是因
为他不喜欢当时量子力学的进展路线，同时，这种进展本身正面临着巨大的
理论困境。
量子理论的建立以本世纪初普朗克引入能量子概念为标志。普朗克能量
子假说突破了经典物理学中视为基本教条的运动连续性原理，宣告了量子纪
元的开端。然而这一学说的革命性意义，起初并没有为物理学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