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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业市场的形态：边缘报纸闯市场，主流媒体守旧营。这就是九十年代转型期的基本特征：边缘的报纸开始了市场化，但是党的机关报还是基本保留原来的办报模式和它的操作手段。
进入2000年，中国报业进入了第四阶段：发展阶段，中国报业进入了更新的发展期。按照九十年代中国的报纸出现的变化和走势，崔恩卿认为21世纪的中国报业的变革趋势应该是“都市报纸主流化，主流媒体市场化”。都市报纸要以主流资讯服务于主流人群，而党的机关报、大报也要走进市场，使自己能够贴近市场，这是2000年后报业的一个基本特征。
崔恩卿主持《北京青年报》的经历，正跨越了他所说的报业孕育期和转型期，而他重新进入报业市场时，已是第四阶段，进入了21世纪群雄逐鹿的局面。他对报业改革时期的划分，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在北京青年报社事业正蒸蒸日上之际，崔恩卿离开了北京青年报，我们对《北京青年报》报业经营实践的研究暂告一段落，对他个人报业旅程的探究还在继续。
第二章 王者归来第5节 《北京娱乐信报》的诞生
崔恩卿，这个报业草莽时代的英雄，在《北京青年报》上升最迅速的年头，却“激流勇退”，在“娃哈哈事件”中辞职离开报社。
四年后，崔恩卿又重新出山，以微少资金创办了北京市场上另一张都市报纸《北京娱乐信报》。虽然崔恩卿一直称自己进北京青年报社是“误入报门”，办《信报》是偶然地“再续报缘”。事实上他有很深的报业情结，这种情结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的人生选择。四年后，他重操旧业，崔大侠出山，北京报业市场又可预见一番风起云涌。
崔恩卿刚离开北京青年报社时，先在家中赋闲一年多，之后被安排到北京市文联担任党组副书记。北京文联看起来是个闲适的单位，但崔恩卿却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到了文联之后，他率先提倡对属下的《北京文学》进行大胆改版、市场化改造。之后又动起《戏剧电影报》的脑筋，这就为北京报业市场的一个新面孔“信报”的诞生埋下伏笔。
当时北京市文联属下有一报三刊，《戏剧电影报》是其中效益尚好的报纸。《戏剧电影报》定位是“戏剧电影资讯报纸”，发行量虽然不低，但由于是一家全国性发行的报纸，在北京这个目标市场上发行密度很低，带不来多少广告收益。在1999年12月份，崔恩卿向上级递交了一个题为《文联与戏剧电影报》报告；2000年，北京市文联采纳了他的意见，把《戏剧电影报》改造成一份立足北京的综合新闻报——《北京娱乐信报》，崔恩卿一开始是报纸的分管领导，后来应投资方的要求亲自担任社长，直接主持报纸的经营运作，正式出山。作为一名曾经辉煌的报人，可以想见，他的复出身上带着更大的压力。办得不好会砸自己的招牌，半世英名也受到损害。办得好也由于时代的局限很难再比拟当年《北京青年报》的辉煌。但是崔恩卿并没有考虑过多，他决定做一项事时，就毫不犹豫地做了，不计身后的得失。
崔恩卿曾用“续报缘”三字来表达他重入报界的心情：
再续报缘
——《北京娱乐信报》创刊号随想
2000．10．9
随遇而安度华年，
阴差阳错续报缘。
疑是南柯梦中景，
报海弄潮再扬帆。
崔恩卿的报业情结在《北京娱乐信报》的创办中得到延续。经过三年多的发展，《北京娱乐信报》在北京报业市场已占有一席之地，占有比较稳定的读者群，也成长为一个良好的广告载体。根据各家市场监测机构的监测，《北京娱乐信报》目前在北京综合性日报市场中大概占据第四位的位置，排在《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之后，和第三位的《京华时报》处于竞争的胶着状态。当然，《新京报》的进入，以及崔恩卿的离职，都给《北京娱乐信报》的未来蒙上一层迷雾。
一个新报纸的诞生是多方面力量和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国内近几年新兴报纸创办的经验，一般需要三方面资源的合作，即刊号、资金、人才团队。这三方面力量的合作又有几种模式：
1．资金和刊号合作，再寻找团队。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天津青年报》刊号的拥有者——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引进天津顺驰房地产公司的资金，改版并招聘人才，推出新的都市报纸《城市快报》；还比如《京华时报》，系北大文化（隶属北大青鸟旗下）在2001年注资5000万和人民日报共同创办的。
这两者都是刊号拥有者和资本方合作之后，再组建人才团队。但是具体合作方式和运营机制又有不同：《天津青年报》是“报办公司”，《天津青年报》和顺驰房地产公司合资开办了天津青年报经营公司，由该公司承担报纸的经营工作；《京华时报》是所谓的“公司办报”，先由人民日报和北大文化合作成立京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由该公司投资创办报纸，广告收入直接划入公司，采编部门的成本到该公司中列支。这两种制度的区别是：“报办公司”中的报社自由度比“公司办报”更大，受制约更小。
2．资本和团队合作，再申请新刊号。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是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下的《南方周末》经济部、《南方都市报》经济部一部分骨干和上海复星集团的资金进行接触和合作，再申请新的刊号。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报纸相对独立于集团之外，集团对其操控能力下降，人才团队的独立性更大，资本方的影响力更大。由于人才团队和资本方都有较强的能量和独立性，因此容易产生资方和员工的直接对抗，导致劳资矛盾等问题。如《21世纪经济报道》在2004年3月30日前后发生的“记者因待遇太低集体罢工风波”，即与它在一开始种下的体制性矛盾有关。《东方早报》的创办也基本属于这种模式。
3．（依靠自有资金）整合刊号和人才团队，再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新京报》即属于这种情况，《新京报》主要利用《南方都市报》的人才团队和光明日报报业集团的刊号，主管单位先投入自有资金整合这两方面资源，再寻找新的投资方。复刊后的《中国新闻周刊》杂志也属于这种情况。这种组合的优点是报纸的发展会相对稳定，主管方对报纸的掌控能力更强，受投资方影响小，而且报纸占有一定市场份额之后再和资本方谈合作，会取得一个比较有利的谈判地位，避免出让过多的股权，为他人做嫁衣裳。缺点是主管方必须先期投入，资金会面临不足，风险更大。
《北京娱乐信报》的诞生基本上属于第三种情况。
崔恩卿很早就酝酿《北京娱乐信报》的创办。崔恩卿到了文联之后，《北京文学》朝着为大众服务的目标进行改革，两年之后取得了明显市场效果，品牌开始回升。基于对北京报业市场的敏锐判断，崔恩卿又准备对文联属下的《戏剧电影报》进行改造，改造的基本思路是规模化和新闻化，把一张全国性的娱乐资讯报纸改为一张北京的综合新闻类日报。1999年底，崔恩卿曾为《戏剧电影报》写过一首诗，在诗中，他已为未来的《信报》做了一个基本的定位：一是“新闻”，二是“娱闻”，三是“大众”，四是“北京”。
在1999年12月份，他向上级递交了一个题为《文联与戏剧电影报》报告，提出应该好好利用这个资源，把一张专业化的报纸变成一张有规模的日报，既能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也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崔恩卿的主张得到文联党组书记吕浩材的支持，但是这张新闻类日报的诞生却并非一帆风顺。北京市主管部门不赞成北京的报业市场出现太多综合性日报，其他几家新闻类日报也对此有抵制，最后《北京娱乐信报》只能用这样的报名出现。有关部门还曾下过指令，规定娱乐新闻不能低于40％。事实证明，崔恩卿对北京都市报的市场判断是准确的，《京华时报》也紧接着进入北京市场，这表明北京报业市场并未完全饱和，《京华时报》的进入门槛（5000万投资）已经远远超出了《北京娱乐信报》。
崔恩卿以很少的资金启动了《北京娱乐信报》，报社的自有资金实际上是100万元，加上社内员工预期筹资200万元，老舍基金会的90万元，再加上姜昆的鲲鹏网城公司投资的300万元共计690万元。以690万元的少量投资切入市场，崔恩卿依靠他个人的影响力迅速凝聚了一批骨干力量，凭借他在业界的良好关系取得了纸厂、印刷厂等方面的支持，通过负债经营，渐渐把《北京娱乐信报》推上正常运作轨道。
一直到创刊一年多后，《北京娱乐信报》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崔恩卿才进行较大规模的融资。2001年9月18日，北京广播影视集团和北京市文联签约合办《北京娱乐信报》，北京广播影视集团向该报首期投资2500万元。
崔恩卿所选择的《北京娱乐信报》的创办模式，既保持了报纸的相对独立和稳定，又用最低的投入创造了一个“新闻奇迹” 。他对后来的投资方的选择也是眼光长远，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拥有雄厚资金，更关键的是，它在新闻传媒业中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双方可以形成很好的优势互补。
《北京娱乐信报》的诞生是多方力量合作的结果，它引入了业外资本，尝试了员工持股。当初尝试员工持股，在“号召信报职工入股时，崔恩卿带头拿出了钱。但他的钱不算入股，而算是风险抵押，他提出：3年为期，到时《信报》如果继续亏损，这钱就算泡汤，由自己承担损失。信报如果有了盈利，他可以将本金拿回。文联党组讨论这件事时，说这不太合适，3年后如果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