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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拥有真理”和“总是正确”这两种观念之间有多大差别，它们在一件事上是相同的：那些选择了它们之一的人，在他们的看法与人性或友爱发生冲突时，一般来说不会为了后者而牺牲他们的看法。实际上，他们认为，这样做将会违反一项更高的义务，亦即“客观性”的义务，因而即使他们偶尔作出这样的牺牲，他们也不会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出于良知，相反倒会为自己有人性而感到羞愧，经常是为它而负疚。我们可以借用我们时代的方式，或支配我们思想的那些教条性意见的方式，通过展示莱辛所说的这种冲突在“第三帝国”的十二年间、在它的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中的应用，来把它译成一种更贴近于我们经验的语言。让我们暂且不管纳粹的种族主义学说在原理上的不可证明性（因为它与人的“自然”相矛盾）这一事实。（按：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所谓的“科学”理论既非纳粹的发明，甚至也非德国人的专利。）我们暂且假定这种种族主义理论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明。那么人们无法否认，纳粹从这一理论中导出的实际政治结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设想一下，如果可以用不容置疑的科学证据来证明某种族确实是劣等的，这一事实难道没有使消灭它变得合理吗？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仍然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会想起“你不可以杀人”这条律令，事实上它从基督教战胜古代世界以来，一直就是支配西方法律和道德思想的基本律令。但是，如果按照一种既不受法律也不受道德或宗教限制支配的思想方式来思考——莱辛的思考就是这样自在无碍、“灵活多变”的——问题就应该这样提出：任何学说，无论它们得到了多么令人信服的证明，它是否值得人们为之牺牲诸如两个人之间独一性的友爱呢？
因此我们又回到了出发点，回到了“客观性”在莱辛论辩中令人惊讶的缺乏，回到了他那带着警觉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与客观性根本无关，因为它并不由它自身构成，而总是通过参照人们与世界的关系、参照他们的位置和意见来确定。莱辛在回答我上面提出的问题时，肯定不会有任何困难。任何对伊斯兰教、犹太教或基督教之本性的见解，都不能阻止他进入到一种友爱和友爱的对话中来，而对方可以是一个虔敬的穆斯林、一个地道的犹太教徒或一位纯洁的基督教徒。任何从原则上阻碍两人之间友爱可能性的学说，都会遭到莱辛那自在无碍、永远葆真的良知的拒绝。他会立即采取人性的立场，并很快打发掉每一阵营中的博学或不学无术的讨论。而这就是莱辛的人性所在。
这种人性出现在一个政治上受到奴役、且其根基已被动摇的世界中。莱辛同样生活在“黑暗时代”，并以自己的方式被时代的黑暗所毁灭。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在这些时代里是多么强烈地渴望着彼此靠得更近，在这种私密性的温暖中寻求光与启明的替代品，而这种光与启明只能由公共领域带来。然而，这意味着他们在回避争论，试图尽可能地只和那些他们不会与之冲突的人们打交道。对一个像莱辛那样的人来说，在这种时代、这种受限的世界中，只有很少一点空间；在那里，人们挤在一起来彼此温暖，他们从他那里远离而去。但他依然对可争论之物进行论辩，他宁可忍受孤独，也不要那种抹平一切差别的兄弟般的过度亲密。他从来不想真的和与他辩论的人争吵；他只想通过连续不断地谈论世界中的事务和事情，来使这个世界变得有人性。他想成为许多人的朋友而不是兄弟。
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8）
在他和人们争论与对话的那个世界中，他没有获得这种友爱。事实上，当时说德语的地区所盛行的风气，使他很难成功地获得这种友爱。对于这位“有着无与伦比的才能”并且其伟大“只在于他的个体性”（施莱格尔语）的人来说，对他的同情（sympathy）从未真正在德国扩展开来，因为这样一种同情只能产生于政治中——在“政治”这个词最深的意义上。正因为莱辛是一个完全的政治人，他才坚持认为：真理只能存在于那些因谈话而获得人性的地方，只能存在于人们不谈论身边当下碰巧发生的事，而谈论他们“持以为真”的事情之处。而这样一种谈话在孤独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它属于这样一片场域：在其中有许多声音，每一种“持以为真”的宣告都既联结了人们，又把他们分开，从而在那些组成世界的人之间建立起一些真实的距离。任何超出这种场域之外的真理，无论它是给人们带来利益或灾祸，从严格意义上说都是“非人性的”。但这并非因为它会使人们彼此不和或将他们分离开来，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会导致所有的人立刻就统一到一个单一的意见之下，以至于从许多意见变成一个意见，就好像居住在地球上的不再是无限多数的人们，而只有一个单数的人，一个唯一的种类及其样本。如果这种情形发生的话，由于世界只形成于多样化的人们之间的中介空间中，因而世界就会彻底消失。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从莱辛的一句话中发现，对真理与人性之关系中最深刻之物的谈论，似乎是对他所有著作中包含的智慧的总结陈词。这句话是：
让每个人说出他所认为的真理；
并让真理自己被引向上帝！
本文英译者：Clara 和Richard Winston
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1）
（1871—1919）
一
一部用英语风格写成的完整（definitive）传记，乃是最佳类型的历史文献。详尽的行文、彻底的考证、繁复的注释，以及满篇可见的引文，常常汇成两大卷书，它可以更多和更生动地向我们讲述我们想要知道的历史时期，几乎可以比得上最杰出的历史著作。这是因为与其他传记文献不同，在完整传记里，历史不是被视为一位著名人物生平的必不可少的背景；相反，它就好像历史时代的白光从一位伟大人物的棱镜中穿越并被他折射，以至于在随之而来的光谱中，就能获得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和世界。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它适用于记载杰出政治家的生平，却仍然不适合被那些主要兴趣在于生平故事的传记所效法的原因。出于同一原因，它也不适合作为艺术家、作家，以及一般来说其天才使他们与世界保持某种距离的人的生平传记的范本，因为这些人的意义主要存在于他们给世界增添的作品和制作物之中，而不在于他们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另一个限制在近些年来变得更加明显可见了：尽管希特勒对于当代历史很重要，但仍不配要有为其作完整传记这一荣誉。无论阿兰·布洛克（Alan Bullock）在其论希特勒和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的书中以及斯大林传记中，多么小心翼翼地遵循完整传记所要求的方法的专业性，在这种非人格的光照下看待历史，就只会导致一种对崇拜的煽动，并因而带来对历史事件的微妙歪曲。当我们想要以恰当的比例同时看到事件和人物时，我们仍然必须去读少一些考据、确实不太完整的希特勒和斯大林传记，它们令人尊敬的作者是科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和波瑞斯·苏瓦琳娜（Boris Souvarine）。
J。P。内特尔选择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这位最难把握的人物作为正式主角，写一部看来只适合于杰出政治家及其他世界性人物生平的完整传记《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两卷本，牛津大学出版社，1966。，显然需要一定的天才。卢森堡肯定不属于那一类政治家。即使是在她所身处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中，她也更多地是一位边缘性的人物。她在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出场，虽然光彩夺目，但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的影响却无法与她的同代人——诸如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列宁、倍倍尔、考茨基、饶勒斯（Jaurès）和米勒兰（Millerand）相比。如果在世界取得成功是获得进入这种完整传记的资格所必需的话，那么内特尔又如何去成功地书写这位女士呢？她年纪轻轻就离开自己的祖国波兰，被卷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之中；然后又在不为人知的波兰社会主义革命中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随后，过了二十年时间，尽管从未被正式承认，她却仍然成为了德国左派运动中最有争议的、最少被人理解的人物。因此，“成功”（即使是在她自己的革命世界中获得成功）恰好是罗莎·卢森堡在生活中、死亡时和死后都受到抑制的事情。那么，事情是否是这样：她所有的努力之所以没能得到正式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因为我们20世纪发生的革命悲惨地失败了？如果我们透过她的生活和工作的棱镜去观看的话，历史是否将呈现出不同的面目？
无论如何，我从未读过一部比这本传记更能照亮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那一关键时期的著作。这一时期从19世纪最后十年开始，直到1919年1月那个命定的日子。那一天，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这两位“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kusbund）的领袖和德国共产党的先驱，在柏林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