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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去吃了一顿西餐。去香山饭店和西餐馆都是一种企图逃避尘世纷争寻求一个安静处所的心理反应。但是，这种逃避现实的举措却又与他在右派自我改造的会上的十分火爆的发言形成反差与对比。他不仅在会上发言滔滔不绝，而且在休假回家对妻子、对岳母岳父都哓哓不已地讲个不休，讲得岳父母勃然大怒，讲得东菊只能光听他一个人说，连自己被开除了公职的事都没有机会告诉他。这个滔滔不绝的表现真处理得精彩。人大概在两种状况下会出现一反常态的话多的情况。一是得意而导致忘形，二是在意外的打击下失态。遇到突如其来的意外打击时，正常的反应大概是失语，话多则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不安情绪的失态的表现。在钱文的“滔滔不绝”中，既揭示出了他对政治从厌倦到厌弃（不再将它当真）的思想变化，同时，又泄露出了他内心深处还存在着种种解不开的矛盾和惶惑。他企图掩饰它们。王蒙将小说题名为“失态的季节”，真是妙极了。整部小说正是在集体大失态的背景中凸现了钱文“这一个”的种种失态。
但是，《失态的季节》最让我感兴趣的不仅在于钱文这个形象本身，更在于钱文让我联想到作者本人。我觉得分析钱文是打开王蒙心灵的一把钥匙（王蒙一直以他的机智抵挡评论者迫近他的内心），也是进一步理解他的创作发展的一条途径。如钱文的遭遇一样，“失态的季节”将王蒙的一生划成了两半。前一半是少年布尔什维克（我所以不用“共产党员”一词，而选“布尔什维克”，是因为他身上的“少共”精神更多地来自苏联文艺——文学、音乐的影响），是青年团区委年轻有为的“老干部”。彼时彼地朝气蓬勃踌躇满志的情绪和心态融入了《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当然，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主人公林震心里已经出现了怀疑，但是他毕竟还没有从美丽的幻梦中走出来。他有的只是怀疑所带来的忧伤不安。他觉得自己的理想出了毛病，却还不敢怀疑理想本身。他基本上还应划入“青春万岁”的时期。他是钱文的前身。他的思想上的突然惊醒和生活道路的转折发生于“失态的季节”。钱文——林震都是聪明、敏感而具有某种忧郁气质的人（这种忧郁气质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活动变人形》中倪藻的童年生活）。同时，他们又都属于有很强的适应性、能够与现实达成妥协、能够接受现状的人。于是，在经历了一番锥心刺骨的痛苦之后，钱文终究告别了天真，告别了乌托邦式的幻想，走向通达，走向凡俗，而没有像迈不过最后一道门槛的肖连甲那样自杀。然而，尽管钱文再豁达，对于人生世事再想得开看得透，他仍然不能够完全彻底地摆脱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某些思想的影响。一个人在少年时代所形成的人生信念、行为准则，包括某些生活习惯，对他的一生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尽管后来可能有所改变，哪怕是发生决裂，都不可能将它们完全从心灵上抹掉，使它们了无痕迹。
王蒙笔下的钱文式的人物和他本人，在这场巨变之后，经历了劳改、流放、复出、官至文化部长（或如《高原的风》的主人公抵达教职的最高位），然后复归为从事个体劳动的作家。荣辱盛衰，大起大落。在后一半时期的后期，他获得了辉煌的成功。这种辉煌程度可能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所始料未及的。在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后，当年的热情、豪情都已经从那位少年布尔什维克身上消失。他已经成长为一个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乐于理解一切，也包容一切的智者。
当然，这种智者风度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追寻：
其一，从他创作的总体发展来看，他不断地有意识地拓宽自己的创作路数。不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文学，他都能机敏地获取与吸收新的见解，力图在自己写作所涉及的领域内部走向前沿。他不断地打破既定的约束，哪怕是自己过去的创作定势，兼收并蓄，花样翻新。于是，他就显示出了一种在其他作家身上少见的宽阔恢宏的风度。从复出开始，他就满怀兴趣地研究现实的变化。他体恤老者（如《悠悠寸草心》、《最宝贵的》，包括稍后的《蝴蝶》）。他力求接近年轻人（如《春之声》、《风筝飘带》，可惜他仍难打穿与年轻人在心理上的那一层之隔，达到登堂入奥）。他不停地环顾周围的社会现实，捕捉它在发展变动中的微妙变化，从而对于一些社会问题形成一些新的看法。在这类作品中，《夜的眼》对于理解王蒙的思想转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其中所发挥的有关羊腿（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关系的议论，不仅是他对于改革开放的现实的基本想法，也反映了他过去的对于虚无飘渺的梦想的激情落到了实处（尽管他这时对于羊腿和政治的关系的理解还有些简单化）。在文学观念方面，他也逐步摆脱了苏联文学模式的影响。他几乎是最早提倡并身体力行文学的多样性和发挥文学的多种功能的作家。他不仅在叙事方式上不拘一格，他还强调文学既可寓教于乐，也可仅仅聊博一笑。他今年10月发表于《文汇报》上的《关于散文》，文章虽短，却是他对自己五花八门的作品的一个绝好的注解。他说，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或者影响比较深远的经验，可以构成一个长篇或中篇小说，而一个电光石火式的触发，甚至什么都没有、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催稿，也可以造就一个短篇小说或一篇散文。这两者在他的作品中确实兼而有之。因此，王蒙既为传统色彩较浓厚的评论者所接受，同时也为新锐的现代派，甚至主张消解深度意义的后现代、“新状态”的评论者容纳。他包容一切，也为各派所包容。他们各自接受他们所能接受的那一部分，或者按照自己的主张来对他的作品进行诠释。就他作品总体而言，似乎再也找不出另外的像他这样被广泛接受的作家了。
其二，在这一片五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的作品海洋中，要想清理出王蒙的切实的思想感情衍变的脉络，我觉得应当抓住他作品中一系列的钱文式的人物，特别是要抓住他们在遭受人生突变之后人生观念、人生态度的变化，这样，作者的思想衍变轨迹就更加清晰可辨。他们经历了一个长达三十余年的、复杂的、极其痛苦的心理调适过程，这自不必说。王蒙还着意描写了他们由衰到盛，甚至到极盛的变迁。行至巅峰的他们，在王蒙笔下并非志得意满，再想大有作为，而是壮志消磨殆尽，所余惟有世情洞明的旷达。这种旷达正是他的智者风度的体现。《杂色》、《海的梦》、《蝴蝶》、《高原的风》分别显现出他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又一次蜕变过程。在《杂色》中，主人公虽仍处于困顿落拓的境况之下，但仍不时控制不住自己，在空旷的草原上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拿出最大的力量再跑一次吧。在《海的梦》中，主人公在厄运结束后，来到自己倾慕半生的大海中游泳。他发觉自己再也没有力量游到彼岸，感到了无可补偿的绝望。到了《蝴蝶》，主人公终于官复原位，
１９９３年应台湾联合报邀请参加“中国文学四十年”国际研讨会后摄于花莲
但是应有的喜悦之情却被若有所失、人生如梦的感觉所压倒。至此，“钱文”当年不切实际的幻想已经褪尽，甚至都不再发出感慨和叹息了。一种冷静的自省和审视周围环境的精神在他身上不断加强。这种精神在《高原的风》中表露得更为充分。身为教师的主人公，无论在职称、物质待遇、社会地位方面，就其职业范围来说，已经发展到了顶点。而这时，他所感到的不是兴奋或欣慰，却是面前已无路、高处不胜寒的空虚和惶恐。这种对于荣华富贵的大彻大悟的精神让人悚然而惊。这种感觉后来我只在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时才再度出现过。后者令我惊悚的是作者对于生死大限的彻悟。
写到《高原的风》为止，体现着王蒙对于人生历程的各个阶段的人物，已经发展到了尽头。从去年开始陆续问世的带有连续性的两个长篇《恋爱的季节》和《失态的季节》，是作者在新的认识之下，对钱文式人物的重新处理。这两部小说中的人物大部分在王蒙过去的小说中出现过。但他对他们的态度却全然不同了。在这两部小说中，不但没有了对于少共精神的讴歌，对他们连温情的体谅也难得出现，而是以冷峻的态度对他们进行解剖甚至批判，在《恋爱的季节》中，我几乎觉得作者态度过于无情，有些矫枉过正了。
他将除钱文等少数两三个人之外的大部分年轻人对待爱情的态度，统统写成没来由的疯狂，几近于自我作践。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这段时期，确实是个疯狂的年代。在处处事事都强调划清阶级界限、服从革命需要的状况下，确实出现过很多有悖常理的事，爱情、婚姻也不例外。应该说，在小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虽有发烧的时候，也有发烧的人，但是对于这个事关终身的大事，不会全无个人考虑。在《恋爱的季节》中，有些处理给人一种集体在开一场大玩笑的感觉。这话也许说得过重，不过，我觉得，王蒙在这里明显地流露了一种对他写于五十年代的《青春万岁》反其道而行之的情绪，一种省悟到受骗上当，在受害遭难之余，有意地揶揄、嘲讽、消解“崇高”、“理想”这些概念的神圣性的情绪。只是，在描写上，是否给予了过分漫画式的夸张呢？以这种近于闹剧的喜剧方式对他们进行嘲讽，是否过于严厉了一些呢？
1990年王蒙参加上海文艺出版社召开的长篇小说研讨会，与作者摄于上海青浦淀山湖。
钱文在《恋爱的季节》的集体疯狂中，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