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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那种严酷的气氛下，聚集了这样一些具有真性情而又不知掩饰自己的艺术家的“客厅”，不会不引起某些人的侧目。吴家客厅早在反右时期就被打得落花流水。田家客厅虽勉强幸存下来，但到“文化大革命”刚一揭开序幕，特别是《人民日报》上登出了“演剧队是国民党的别动派”的大块文章之后便遭受到猛烈的冲击了。瞿白音被关押，田念萱被解除公职驱赶回家。奇怪的是，尽管如此，这个客厅的凝聚力仍未被完全冲散，它的结束反而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运动开始，每个人都被冲击得昏头昏脑，自顾不暇。但在那种非常的状态下一旦安顿下来之后，人们又想起了那间客厅，想方设法地恢复了来往。田家房屋在被查封之后，大部分被重新分配，只留给她（他）们楼下的这间“客厅”。幸亏新来的邻居们都很理解、同情她（他）们。特别是楼上一家医生夫妇，很快也成了这个败落的“客厅”的座上客，还担任了他们的义务医疗顾问。大家都免除了被检举揭发的顾虑。那是在下干校之后，听说瞿白音被释放回家了，人们就利用干校休假时间，在夜色的掩护下前去探望。我在《雨夜听琴声》中讲到为避人耳目，在一个漆黑的冬天的雨夜里去看望刚从狱中出来的朋友，所写的就是去她家的一段经历。等到林彪“自我爆炸”、干校结束、“学员”们返城之后，那来往就更方便些，只要想方设法不被造反派发现就是了。当然，饭是没有得吃了，不但大家的经济状况都很拮据，而且，停留的时间也不能过长。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我就是在她家听到的。那天下午，她儿子瞿向明气急败坏地从外面跑回来报告，毛主席去世了。哪里听到的？她妈妈急急地问。广播，外边在广播，路上的人都站下来听，儿子回答。我十分紧张，立即站起来说，我得马上回家，免得等会儿工军宣队到家里来查我的动向发现我在外边走动。田念萱也催我快走，因为说不定电影局的监督人员也会来检查，发现了我们就麻烦了。
这个在“文革”后期还“苟延残喘”的客厅，在“文革”结束之后倒逐渐解体了。在落实政策之后，她们的房子恢复了原状，扣发的工资也一次偿还，但它再也不能恢复过去那种“辉煌”了。在运动中都不怕担当串联罪名的老朋友们自然不会忘情这里，还经常来走动。但是，经过这十年来两次翻天覆地大转折，历史毕竟翻过了一页，而非单纯地回复到过去。有些人疏离了，而一直保持来往的朋友们，在重新恢复工作之后，几乎个个都想补回损失的十年。特别是在开放改革政策实行之后，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艺术作品以及学术著作涌入，人们在工作之外，还悟到需要“恶补”的功课是那么多，简直连睡觉的时间都有些吝惜，串门做客、海聊神侃的心情就被挤到日程的边缘角落里去了。朋友们、特别是还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常常只能在上班前、下班后去坐坐，只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感到热闹惯了的田念萱有一种失落感。特别是瞿白音在得到平反之后不久，于1979年因主动脉瘤破裂突然逝世之后，她更显得落漠。也许她以为是瞿白音的去世造成这个客厅的逐渐冷落。她是一个非常自尊的人，我不敢对她进行解释。“文革”结束之后，吴祖光、新凤霞夫妇虽在文坛活跃异常，但他们家的客厅如何？我虽去过两次，也同样匆匆，而且那里也不再像它鼎盛时期那样，时时高朋满座。我想理由是同样的。当年客厅中的中年人业已进入中年的尾声，当时名满艺坛的中坚力量，则多已进入耄耋之年。大家都非常珍惜这一迟来的工作机会，不敢浪费一点时间。于是，那种悠闲的，带有士大夫遗风的聚会逐渐淡去。也许可以说，那种客厅体现了某些艺术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生活状态和彼此进行艺术交流的一种方式，甚至可以说是特定情况下的一种生存方式。在那种信息不畅通，对外封闭、对内施行禁锢政策的时候，这种客厅就为一些不安于现状的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同“好”相求的“自由”讨论的空间。当然，这种“自由”在不同时期有大有小，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十分有限的，但是，它毕竟为那些不甘心囿于成规的艺术家们提供了相互切磋、共同探讨的场所。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之后，除去生活节奏变快的原因之外，艺术家们进行交流有了更多的渠道和更大的空间。应邀去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渠道逐步打开，在国内则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文人聚会——研讨会、笔会，甚至饭局茶话会。然而，这些聚会大多是例行公事式的，热闹倒也热闹，但坦诚活泼的气氛却往往不足。当然，逝去的东西终于要随着历史的进展而逝去，但是，那种自由自在的、丝毫不需戒备的、充满温馨之情的聚会，不仍有值得缅怀纪念之处？
1997年
第三部分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第23节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1）
近来有人写到王元化先生时，曾提到我形容他早年的某些性格表现的话。比如，陈丹燕和钱谷融先生，他们都觉得不但从中依稀可见元化先生的某些形影，而且这些表现与他今天为人治学的态度也有某种关联。许多朋友动员我也写一篇。其实我也常有写他的冲动，但往往一下笔就犹疑了。因为他现在已是一位大学问家，而我于他所研究的学术思想问题却全然是门外汉，掌握不住他的学术思想——这可是他的精神精髓，谈学者而不懂他的学术精义，那岂不是个大笑话！
但朋友们还是鼓励我试一试，鼓励我从多年的接触和了解的角度，提供一个我所认识的、日常生活中的王元化。这也许对于研究他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有帮助。
这些鼓励让我跃跃欲试。我也许具备一些有利条件。在我这一辈人中，可能我与他认识得最早，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就断断续续在工作中有所接触。在1954年底之前，先是他在华东局宣传部，我在市委宣传部，等我到了华东局宣传部，他已去了新文艺出版社。但他经常来参加夏衍同志主持的会议，我常见到他。1954年之后，成立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夏公任书记，他是文学处处长，直至他因胡风一案隔离审查。当他戴上“胡风集团反革命分子”帽子后，被分配到上海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组，我当时也已调到文学所的现代文学组。于是，接触就多了。到“文化大革命”，他属“死老虎”，我是新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在牛棚中共处了十年。“文革”结束以后，那就不必说了。我不仅和他形成半师长、半上级的关系，而且接触到了他的家庭，接触到了与他最为亲近的三位女性：妻子、母亲与姐姐。也许可以说，我看到了半个多世纪他在仕途、生活中的大起大落。不仅看到过他未经挫折前“年少气盛”的当年，和历尽磨难潜心问学的现在，还看到他在友人与家人当中的一些表现。也许我可以由此向读者提供他的一些不同的侧影。
在我眼里，王元化是一个既单纯又丰富、具有鲜明性格特点的人物。当年——五十年代初，忠厚长者孔罗荪背后笑称他是个“性格演员”。那是说他是个有棱角的人。如果让我形容他，我说他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学者。
王元化九十年代于杭州
我形成这样一个看法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说老实话，我对他不但没有好感，而且还相当反感。五十年代初，他很被领导器重，身负文艺界好几个方面的重任。当时胡风问题刚露端倪，隐约间也听到过视他为胡风派的议论，而且几度传闻在他担任总编的新文艺出版社，为社内的“胡风派”所不满，遭到他们的攻击。但他仍受到上海的领导、至少是夏公的信任和支持。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少年得志”（听说他十七岁入党就得到地下党领导人的另眼相看了）、恃才而骄、颇为自负，甚至有一股凌人的盛气。平时不苟言笑，发言每每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这种神态用普通话说是“很凶”还不传神，要用俗语说“很飙”才行。因之，即使到了文艺工作委员会，我和他办公室门对门，我也不想和他多打交道，连当时我写了文章，夏公叫我先拿给他看看，我也尽量拖延。
让我对王元化改变看法的是反胡风运动。据我接触所及，胡风除去文艺主张不见容于当时最高领导之外，他还被认为有“宗派主义”。夏公一直认为他在这两方面都与他们有所不同，1954年还将他吸收进上海批判胡适、胡风学术思想的领导小组。但待到胡风“反革命材料”公布，涉及他们之间有过通信往来之后，谁也无法保住他了。凡有信件公布者一律立即沦为审查对象。他的情况还相当严重，不仅宣布进行审查，而且当即抄家隔离。
我在好几篇文章中谈到过我目睹他被检抄办公室时，他以臂掩面直挺挺地躺在帆布床当年处长以上干部都在办公室配一帆布床，供午休之用。上情景的感受。尽管后来在“文革”中我自己也反复被抄家，但这第一次亲眼看抄家所受到的精神震撼至今仍难忘。由此不仅看到党内斗争的残酷，同时，还看到人作为个体脆弱的一面。王元化，还有一些所谓“胡风分子”，都是当时已很少见的“飞扬拔扈”、桀傲不驯的文人，但在强大的政治运动面前不堪一击，只要政治机器压过来，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