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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7年底恢复工作权利，进入《上海文学》编辑部，这时他又是主管文艺的宣传部副部长了，因之与他有了一段工作上的联系。在这一阶段有两桩事让我至今难忘并对他感到尊敬。
第一桩事是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上海开始筹备恢复文联、作协的工作，第一个恢复的文艺团体是《上海文学》。上海作家协会自五十年代以来即是四分五裂状态，经过文化大革命，相互之间更加不可调和。如何重整旗鼓真是一大难题。洪泽在各种意见纷争之中断然向市委建议起用一位虽然曾经是位儿童文学家却告别文学界已久，既与过去的作协无人事牵连而又作风正派的钟望阳同志来另开局面。这真是个英明决定。这个决定改变了作协不断内耗的状况，后来文艺界虽然还经过一些风风雨雨，但作协内部倒一直很团结，不再为了提防内部的明枪暗箭而惶惶不安。这是洪泽与钟望阳联手开创的新气象。讲到这一点，不得不再讲钟望阳同志几句。他们两人有相似之处，两个人都身体孱弱，说话轻声细语，平时都笑脸对人，对上不卑对下不骄，凡事有自己的看法，不人云亦云，秉公处理，没有私心，都生活简朴。当然两人也有不同之处。洪泽更为练达（这两个字用于此处并无贬意），遇事思考更为周密，在重大问题上他敢于担当一定风险，这一点在当年实在是非常不容易。而钟望阳可能由于进入上海之后的三十年来一路坎坷，还牵连进潘杨案，未免变得谨慎小心，遇到阻力时，有时会有所迟疑，不过最后总是“从善如流”。上海作协几十年来纠缠不休的矛盾，在他们两位共同努力下，总算告了一个段落。
第二桩事是《上海文学》复刊不久，他亲自组织编辑部写了几篇“本刊评论员”文章，其中两篇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反响。他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的胆识令我们大为敬佩。
1977年、1978年进行揭批“四人帮”可称得上是磕磕绊绊，阻力重重。有些揭批文章不但在立论上与被批评文章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甚至在文风上也仍然沿袭旧风。洪泽企图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状况。在创作方面，1978年8月，是他顶住各种反对意见，最后拍板批准《文汇报》刊登卢新华的《伤痕》的。“伤痕文学”由此诞生。这一点是别人不能掠美的。在理论批判上，他提出“擒贼先擒王”，必须抓住“四人帮”文艺理论的根本问题。1978年春，他终于找到了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林彪委托江青主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他认为这个纪要是“四人帮”的文艺纲领，他指名由夏禹龙、周介人和我执笔，以《上海文学》的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一篇批这个“纲领”的文章。后来我们的文章题目就是《一个反革命的共同纲领》。他提出文章一定要避免虚张声势、浮夸空洞，要直捣要害，不但论据要充分，事实也要确凿。经过一番讨论，为求事实确凿，他要我们去北京走访一些当事人并到总政文化部查阅有关档案资料。我一听，立即喜形于色、雀跃不已。我的高兴是带私心的。我已经十几年没去过北京了，非常想看看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亲朋好友。但是，这时钟望阳显得十分迟疑，他说，叫李子云去好吗？我立即明白了，他还心有余悸，怕人说放我这个“黑线人物”上京去了。我的心立刻凉了，心想这么害怕还让我参加什么批判呢！可洪泽马上说，有什么不可以？有她去找人不是更方便吗？在洪泽担当下，我和另外两位一起去了北京。回来之后，在洪泽直接指导下，一起写出了署名“本刊评论员”的《一个反革命的共同纲领》。紧接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了理论务虚会，我作为文学方面的代表之一参加了上海的务虚会。自从参加写作批判《一个反革命的共同纲领》之后，我一直在想，文艺方面要恢复文艺的生机，首先第一步得打碎文艺必须做政治传声筒、做阶级斗争工具这个枷锁。我打算就这个题目在务虚会上发言。这个题目在1978年的背景下，当然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甚至叫骂。也有好心人劝我不要过早去碰如此敏感的问题。我由衷感谢洪泽、钟望阳和罗竹风同志。他们听我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之后，认为我的想法有价值，坚定了我的信心。在我准备发言提纲过程中，他们始终关心，不断提出意见，让我思考得更周密一些。
会议之后，他们建议将这个发言写成文章，以《上海文学》评论员名义发表。这时夏禹龙已紧张地投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无暇顾此。因此这篇题为《为文艺正名》副题为《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是我和周介人根据我在上海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稿写成的。从发言到“本刊评论员”文章发表还经历了一些曲折，也是洪泽、钟望阳，还有冯岗承担了风险才得以问世的。
后来，洪泽工作日繁，很少再具体地过问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一直对他心存敬意。到他1989年离休之后，我约他的老部下黄屏去看望他。这也是我惟一一次去他家。他家房间布置得十分简朴，家具也和人一样的老了，但整个家庭气氛却自有一种风雨过后的宁静。他仍然温和地笑着，仍然亲切地问我们的近况，表现出一种自觉地洗尽铅华告别热闹场合的洒脱与平静。这种洒脱也令人尊敬。
洪泽同志已远行，谨以此短文遥寄我的敬意与感谢之情。
1999年
第三部分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第30节 张光年和《五月的鲜花》
自从得知光年同志再度罹病，大家对于光年同志大限的到来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是，谁也没想到它来得如此之突然，给人以一种正在演奏中的乐曲戛然而止的感觉。是啊，前一个月，我去北京看他，他还兴致勃勃，谈锋甚健，历数他今天的写作计划，全无一点病人的样子。他突发心脏病的前一天，北京的朋友去看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仍是“谈笑风生”。匆匆数月，他竟就此离去。过分突然的诀别固然更加令人难以接受，但是，这种离去的方式倒也符合光年同志的性格。虽然最早他以诗奠定在文坛的地位，但他却是一个重理性、自制力强、为人行事精干爽利、不喜欢拖泥带水的人。我想人如果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生命终止的方式，大概多数人都不愿意长期缠绵病榻，都会羡慕光年同志这样免除了最后反复为病痛折磨之苦的结束方式。这也许是我们在痛悼光年同志的时候，可以稍稍告慰于光年同志家人的。
光年的离去也许可以说是一个时代——“卅年代”左翼文学的结束。夏衍辞世，还有荒煤、光年在，现在光年也走了，那个时代真正垂下了大幕。
光年是我最早、早到幼年时代接触到的一位作家、一位诗人。我最早接触到的文艺作品就是《五月的鲜花》。那是我在北京读幼儿园的时候。当时的老师大概教我们唱了不少各种少儿歌曲，但是留在我记忆中的却只有《五月的鲜花》。老师竟然教我们如此幼小的孩童唱如此沉重的歌曲。我想这大概是由于当时正是九一八事件之后不久，全国抗日呼声高涨，而我就读的北师大附小的幼儿园的老师，大都是北师大的学生，她们将大学中澎湃汹涌的抗日情绪带进了这个幼儿园。老师教唱时声泪俱下，我当然不懂歌词的含意，但我随着凄婉而又壮烈的歌声竟也双泪直流。这个歌声几乎是伴随着我长大的。听到《黄河大合唱》，那是在好几年之后了。学唱《黄河大合唱》的时候，光未然和冼星海的名字已经如雷贯耳，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五月的鲜花》出自同一词作者之手。尽管岁月流逝，已经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但直到今日，每听到《五月的鲜花》的歌声，我的泪水仍不禁夺眶而出。我仍然觉得它们——《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还有端木蕻良作词的《嘉陵江上》无比动人而优美。是的，优美。后来的抗战、革命歌曲虽则激昂慷慨有余，但大多数优美不足。虽则有些歌曲可以使我们热血沸腾，但是那种动人以情、催人泪下的力量却是和它们不好相比的。
我，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种歌声中成长的。它们深入我们的心灵，变成我们精神的组成部分。对于我们来说，在这样幼小的年纪，就承担起这样沉重的精神负担，未免过于残酷。但是，这是时代造成的，而非歌曲作者的本意。除去对于家国的忧患意识，它们还培育了我们对于艺术的最初的理解和审美趣味。尽管后来随着时代的推移、环境的变迁，知识和经验的增加和积累，自己的艺术观念也有所调整和改变，但是，最早接受的影响，有如深深烙上的底色，是不可能全无痕迹地抹去的。
虽然我很早就接受了光年同志的诗作的影响，但是我见到他、认识他却是很晚的事。那已是他担任中央文化部艺术局长的时候了。如同我见到许多自己心仪已久并且已成为文艺界领导人的作家一样，第一次见到他时我也非常失望。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我所想象的诗人的气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