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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回事吗？”朋友回答得十分干脆：“当然有这样的事，而且我曾亲眼看到在长沙为了一部《橄榄》，杀掉了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至于为《新时代》、《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及其他著作被杀的，也不知有多少。”①听完这话，热血直往头部涌，沫若觉得晕眩，几乎站立不稳……《橄榄》，滴着鲜血的头颅，一张张渴求知识的稚气的脸，一具具失去脑袋的躯体，它们在旋转，倾倒，都压在沫若身上，眼看青年的血快把他淹没了，他感到血的份量，都快窒息了，有气无力，只是在喃喃自语：“笔！我的笔！重！太重了！”
①美蒂：《郭沫若印象记》，见黄人影编、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2年12月版《文坛印象记》。
一九三○年，沫若还完成了一部“生平最得意之作”，即长篇小说《同志爱》，后定名为《骑士》，是歌颂北伐中的一位女战士的，女主人公金佩秋的原型，就是共产党员、当时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黄慕兰。篇幅在十万字上下。这部书多少弥补了他一桩未了的心愿：那是一九二九年，高尔基（1868—1936）有意把一九二七年前后的中国革命写成一部小说，希望有中国的同志和他协作，朋友们推荐郭沫若去，遗憾的是沫若终因种种羁绊而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自此，高尔基的那个意趣时时挑逗着沫若，多少个熟悉的面孔经常浮现在他脑海中，多么沉重的对牺牲了的同志的缅怀，不时缭绕心头，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把中国那段光辉的历史形诸文字。于是他一鼓作气地写了散文《武昌城下》，同时又创作了这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骑士》。
在此前后，有人曾将鲁迅比作中国的高尔基，也有人将郭沫若比作中国的高尔基，沫若认为这大可不必，各国有各国的情况，难道中国的作家不跟外国的名家相比较就不足以显出自己的身价？如果一定要比，“中国的高尔基”这一称号只有鲁迅才配。对于鲁迅的伟大，郭沫若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他清楚地记得这次来日本不久，曾与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的声浪相呼应，用笔名杜荃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骂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Acist（法西斯蒂）”。当时可谓竭尽了挖苦嘲骂之能事，觉得唯有这样才痛快，可事后却深感内疚、羞愧，甚至不愿向朋友提起他曾写过这篇文章。他知道历史上的这一笔是涂抹不了的，怎样弥补自己的罪过呢？只有借一切机会来作一些自我批评。他坦率地承认过去对鲁迅激烈的抨击是旧式“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作怪，诚恳地向鲁迅表示：
我们现在都同达到了一个阶段，同立在了一个立场。
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创造社，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语丝派，我们的眼中更没有甚么钉子……以往的流水账我们把它打消了吧。①
①《文艺论集续集·“眼中钉”》
一九三○年初，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上海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阿英曾就此事写信向沫若征求过意见，沫若即回信表示支持。三月二日，由鲁迅与郭沫若、沈雁冰、冯雪峰、沈端先、钱杏邨、蒋光慈、冯乃超、田寿昌、李初梨等五十余人联名发起组织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在上海宣布成立，沫若无法直接参加成立大会，他在心里遥祝多年来四分五裂的左翼文坛，从此开创了大联合的新局面。作为“左联”的一个忠诚的盟员，他特地献给新团体一份礼物，即自己的译著《少年维特之烦恼》，将该书版税用作联盟的基金。
不到半年时间，北平、东京等地都成立了“左联”支部，同时在上海还组成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沫若为文化界出现的新形势感到振奋，他想找个安身立命之处，好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尽心尽力。好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成仿吾赴欧洲路经东京时，为帮助沫若全家的生活，曾留下一千元。一九三○年九月，沫若和安娜就用这笔钱在千叶县国分村须和田弁才天买下了二六七番，从此定居在这里。①这是一幢坐北向南的曲尺形平房，有五、六间屋子可供使用，书斋、客厅、茶室、厨房和孩子们的起居室都全了。屋前的凉棚上爬着朱藤，凉棚外有一块空地，既是花圃又可当菜园，闲不住的安娜带着孩子们在这里种了许多花木：蔷薇花旁边长着紫苏，大莲花下面结着朝天椒，蘘荷花和番茄互为邻里，正中的一簇牡丹周围种着牛蒡和蒟蒻。沫若全家特别喜爱牛蒡和蒟蒻，因为它们除了可供观赏之外，前者还长有肉质根，后者是块茎，都可食用，能攻毒、消肿、散风热。②看着妻子儿女们的劳动成果，沫若常为之动心，他不愿做闲士惰夫，便于读书写作之余，也在园内亲手栽种了大山朴（广东玉兰）和银杏各一株。特别是这株大山朴，是他在庙会上花了一元五角钱买来的，他更为珍惜。此外，他还种了许多鹦哥红，花开时满园一片红色。一位日本朋友见了十分喜欢，沫若诙谐地告诉他：因为不能在中国革命，只好在这里种上这些红花，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后来那位朋友也在自家的园子里种上了这种花，沫若笑嘻嘻地对他说：“呵，你也革命了！”③
①据朱长滨：《安娜老人谈郭沫若、成仿吾》，《老人天地》1985年第3期。
②1982年11月16日承蒙郭和夫面告笔者：“父亲、母亲最喜欢吃牛蒡、蒟蒻，我们小孩子也很喜欢吃。”
③辛文芷：《泰山木和诗碑——访郭沫若的日本故居和故友》，1978年7月5日香港《大公报》。
新居的环境堪称地利人和，这里的邻舍对佐藤家非常友好。为图孩子们出入方便，邻人特地把两家中间隔着的篱栅锯开了一个通道。出门不远有一条公路，对面松林覆盖的浅山是附近村里人的公墓。沫若每当写作疲倦了，或者忧郁不堪的时候，便登上那小丘在松林和墓丛中徘徊，脑海里不知多少回翻腾过这样的念头：“我结果怕也只好成为这墓丛中的一座了！”①当时的感受，直到二、三十年后还记忆犹新：
长松荫古墓，孤影为流连。
故国正涂炭，生民如倒悬。
自疑归不得，或将葬此间。②
①《芍药及其他·影子》
②《访日杂咏·别须和田》，见《骆驼集》。
生活环境的改善，并不能完全改变沫若的心境，他忘不了自己是流亡到江户川畔来的不速之客，刑士对他的盯梢一刻也没放松过，连篱栅处打开的那个通道都被注意到了，居然怀疑这是他偷偷开辟的逃路。困居在如此不自由的小天地里，他每每挥舞破毛笔，借抄录庄子的《逍遥游》等古籍以明志。一九三一年初夏，炎热的天气早早来到岛国，沫若又卷起衣袖铺开纸张，学用隶书工工正正地写道：
方地为车
员天为盖
长剑耿耿
倚乎天外
右节录宋玉小言贱语
破笔不能成字可笑
辛未初夏
郭沫若
沫若觉得自己的处境和那些受日本警察凌辱的朝鲜人一样，他们也有祖国，然而自从惨遭日本侵略者大屠杀逃亡到此地之后，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奴隶，天天起早摸黑做苦工也填不饱肚子，却还要被指控为偷这偷那，甚至诬蔑他们杀人放火吃人肉。有时沫若抱着孩子到工地去，看他们为人家推车运土填沼泽打地基，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他为他们抱不平：“释迦牟尼也要吃东西，孔二先生也要生儿子，在日本放浪着的几万朝鲜人的奴隶，怕不只是偷偷鸡、播播风说的种子便可以了事的。”①
当年对征服朝鲜已经露出了侵略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如今又妄图在中国领土上制造同样的惨剧。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扎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突然炮轰沈阳，同时将魔爪伸向吉林和黑龙江，而蒋介石却命令东北军撤至山海关内，绝对不准抵抗。沫若从报纸上看到祖国大好河山一片一片沦陷，心中无限悲伤，恨不能立刻回到母亲的怀抱，再一次投笔从戎。可惜报国之心无处诉，他只能在致北平友人的信中含蓄地表白一二：“弟遁迹海外，且在乡间，万事均感孤陋，惜无壤流可报耳。……近颇欲于年内或开春返国，届时或能来旧都奉访。”②
①《归去来·鸡之归去来》
②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第116页。
真能实现归国的愿望吗？沫若心中并无确切的把握。想想自己原是个被赶出国门的人，现在又受着敌国鹰犬的监视，要获得归国的自由谈何容易！展望前景，归途冰雪弥漫，感叹之余，成五律一首：
相对一尊酒，难浇万斛愁。
乍惊清兀穑俑欣岷塾摹�
举世谁青眼，吾生憾白头。
人归欲上路，冰雪满汀洲。①
①见郭庶英、郭平英等编：《郭沫若遗墨》第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版。
有国归不得的郭沫若，只好咬紧牙关继续度着流亡的生涯。
岁月的轮子碾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不断牵动沫若忧愤的情思。继一九三二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寇又悍然攻占了沫若早年赴日途中经过的山海关，不久魔爪即伸向热河和河北。三月，我驻守喜峰口的官兵奋起反击，全国各界闻讯争相支援抗日前线。对国内情况十分隔膜的沫若，只能从日本的报纸上将正面报道当作反面消息看。当他推测到喜峰口战役大捷时，好象亲临卢龙山下、濡水之滨，目睹长城一带狼烟滚滚，胸中怎能不翻卷洪波巨澜？他提起多年来从不离身的笔，心驰神往，情不自禁，顺手在抄录甲骨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