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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①
①见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
见信如见人，十多年前与毛泽东在黄鹤楼分手时的情景重又浮现在眼前。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偃旗息鼓，到如今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他俩天各一方，但彼此的心永远是相通的，怎不向往着能再重新见面呢！沫若读信后也深感以天国春秋为题，好好写一写太平军的经验，确是有益的尝试，理当遵命，但目下资料奇缺，争取有朝一日能如愿以偿亲手呈献故人。还是主席说得对，比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来，此次抗日战争应该算是成熟了的，看来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
毛泽东在信中还说“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是的，沫若获悉的不仅仅是延安的近况，更重要的是了解到党中央的最新战略部署：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以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为中心口号。近年来，国民党政府迫于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呼声不断高涨，不得不假惺惺地宣布“放宽言论尺度”，甚至蒋介石在一九四五年元旦发表广播演讲，侈谈“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及时“召开国民大会”，“归政于全国的国民”。这当然是骗局，实际上根本没有兑现。同年一月间，当中共中央先后两次派周恩来飞赴重庆，向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提议召开紧急国是会议，并与国民党商讨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时，国民党仍坚持一党专政，反对成立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的主张集中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意志，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热烈响应。沫若也在为此事积极奔忙：一月二十五日午后，周恩来刚到达重庆曾家岩五十号，沫若就与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等人赶去听他作报告。二月六日中午，又往棉花街五十八号李绍涵家聚餐，与陈铭枢、杨虎、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柳亚子、马寅初等人畅谈时局，周恩来、王若飞亦在座。“磐磐大器共金樽，涤荡陪都万丈尘。”社会贤达、知名人士济济一堂，系祖国安危于自身，英光正气，豪言慨歌，争民主、争自由，斗敌顽。哪怕雾压江城，寒凝大地，早有人带来春天的信息。“今日域中谁是主？春回冻解雁来宾。”①
①《汐集·磐磐大器》
在这场斗争中，文化界是一支生力军。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王若飞建议动员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时局宣言。初由翦伯赞、邓初民起草，文化界一部分朋友看了初稿后，觉得意犹未尽，且有不够确切之处，便又推郭沫若重行执笔。沫若即与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等人根据党中央的精神进行讨论，拟订了提纲，然后再由他挥笔成文。①沫若汇万众气于笔端，锋芒直指蒋帮政权，气势咄咄逼人：
①据阳翰笙：《战斗在雾重庆》，《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翁植耘：
《文化堡垒》，见重庆出版社1982年9月版《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
“道穷则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中国的时局无须我们“危词悚听”，更不容许我们再三“巧言文饰”了。
内部未能团结，政治含墨成风，经济日趋竭蹙，人
民尚待动员，军事急期改进，文化教育受着重重扼制，每况愈下，以致无力阻止敌寇的进侵，更无力配合盟军的反攻，在目前全世界战略接近胜利的阶段，而我们竟快要成为新时代的落伍者。全国的人民都在焦虑，全世界的盟友都在期待，我们处在万目睽睽的局势当中，无论如何是应当改弦易辙的时候了。①
①收入《沸羹集》时，文字有改动。
如何“改弦易辙”，挽救中国的危机？办法是有的，那就是结束党治，还政于民。时局紧迫，空言民主只是画饼充饥，预约民主亦仅望梅止渴，当务之急在于切实保障民主的实现。为此，沫若等在宣言中提出两大纲领：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党派所推选之公正人士组织一个紧急会议，商讨应付目前时局战时政治纲领；由临时紧急会议推选干练人士组织一战时全国一致政府，以推行政治纲领。同时还针对有碍于民主的种种现象，提出六条要求：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停止特务活动，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尅的政策，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义正词严，名正言顺。最后呼吁“全国人士敞开胸襟，把专制时代的一切陈根腐蒂打扫干净，贡献出无限的诚意、热情、勇气、睿智，迎接我们民主胜利的光明的前途”。
宣言草就后，沫若和文化工作委员会所有领导成员立即秘密地、广泛地征集签名。二月五日上午，他冒着凛冽的寒风，带着恩来托送的小米和红枣，亲自去磐溪看望徐悲鸿（1895—1953），在一个破旧的祠堂里，见到了这位当时已蜚声海内外的画家，可是却贫病交加，浑身浮肿，这更激起沫若对戕害人才的独裁政府的痛恨。他们亲切地围着小炭盆谈着病，谈着文艺界的情况，谈着当前的时局，沫若的话在悲鸿的胸膛里也燃起了一盆火，悲鸿的病容好象在顷刻之间消失了。当他们谈到目前急需一个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时，沫若马上从衣袋里掏出了宣言文稿，悲鸿接过去读了一遍，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光芒，他毫不犹疑地拿起笔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妻子廖静文也签了名。夫妇二人热情挽留沫若吃了午饭，沫若即席挥毫，给主人留下了“仿佛有人为击筑，磐溪易水古今寒”的诗句。悲鸿真想为今天的情景画一幅纪念画，可惜病中手腕无力，不能如愿。①
①廖静文：《嘉陵江畔的一段往事》，《文艺报》1978年9月第3期。
此外，沫若还曾和阳翰笙一同去北碚访老舍，并去北碚的对面复旦大学访马宗融、陈望道（1890—1977）和周谷城，他们也都当场签了名。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签名的人数竟多达三百一十二人，包括了自然科学界、社会科学界和文学艺术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
这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重庆《新华日报》、《新蜀报》等报刊上同时揭载，震动了整个山城和大后方，激起嘉陵江怒涛汹涌。蒋介石暴跳如雷，责成张道藩等人迅速查清原委，并设法消除影响。张道藩惊惶失措，亲自出马强迫华林、汤灏登报声明“并未参加”签名，而是被人“盗用”了他们的名字；同时另拟一篇反动宣言，硬拉了一些教授签名画押，刊载于《中央日报》上。他还派出喽啰威胁冰心、徐悲鸿等人发表同样的声明，均遭严词拒绝。朋友们的凛凛正气，铮铮风骨，令沫若敬佩不已，他为自己能与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感到自豪。
当蒋介石查清这次签名运动风源来自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就是发起者和组织者，他再也不能容忍，终于露出狰狞面目，决意拔掉这根“眼中钉”，打碎这只“花瓶”。三月三十一日，重庆各报刊载了如下消息：
郭沫若先生领导下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已于昨日（三十日）奉政治部张部长命令，予以解散。
《新华日报》刊出时特意在这条消息后面加了编者按，表彰郭沫若归国以来的贡献，以及第三厅和文工会的成就，其中说：“几年以来，该会在郭先生领导下，对于抗战文化，贡献宏伟，驰誉友邦朝野，这次突被解散，闻者颇感惊异。”
文化工作委员会被解散，对于沫若说来并不感到意外，他早就想摔碎“花瓶”，放开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好得很。“平生四海惯为家”，走到哪里都可以战斗。然而，舆论界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招反应十分强烈，重庆各方中外进步人士均极表惊异和关切，登门慰问沫若的人不计其数，有新闻记者、律师、医生、青年学生以及苏联等各国驻渝使馆人员。新华日报社亦不断收到慰问郭沫若的信，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光未然、吴晗、沈从文等五十余人自昆明驰函说：“‘雾重庆’时代已经过去，光明与黑暗的阵营渐渐分明了。请您和您的朋友们坚持着我们文化界严肃工作的堡垒，紧拥着我们文化界庄严的大纛，来争取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线——民主政权，请相信我们是你们的声援，如同你们广大的民众是你们的后盾一样，你们是不孤立的。”①朋友们的知心话温暖了沫若的心，使他浑身充满力量。
①1945年5月14日《新华日报》。
四月一日，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原第三厅部分人员在天官府七号举行聚餐纪念晚会，参加的还有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沫若在签名纸上题词：“昙华林纪念。始于今日，终于今日；憎恨法西①，勿忘今日。”文工会是武汉昙华林时代第三厅的继续，自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第三厅成立，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文工会解散，恰好七个年头，值得纪念。会上，沈钧儒、翦伯赞等人发言，谴责了国民党当局无理解散文工会的卑劣行径。沫若则在讲话中表示：“今天我们是被解散了，我们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我们是更自由了！”②金山又一次为大家朗诵了《屈原》中的《雷电颂》：“啊，电，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呀！我的长剑是被人拔去了，但是你，你能拔去我有形的长剑，你不能拔去我无形的长剑呀。……”从这光明与黑暗搏斗的伟大交响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