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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发表时改为“摔掉花瓶”。
②1945年4月2日《新华日报》。
沫若的确并不孤立，他有党组织的关怀和广大人民的支持。在重庆各党派领袖和文化界人士为他和原文工会人员举行的慰问宴会上，左舜生代表民主党派发言表示：“郭先生过去的自由天地太狭，现在我们欢迎文化界的斗士回到更大的自由天地中来。”王若飞也致词说：“郭先生是国家的至宝，中国人民需要他。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政府派郭先生为我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顾问，万一不能实现，欢迎他到边区或解放区去。”沫若除了感激，还能说什么呢？他回顾了七年来的工作，自歉没有什么成绩，深感内疚，只求将来在工作中报答大家：“文工会是解散了，文化工作却留下了，从今天起我们要真正开始工作。”他想到回国的时候曾做过一首诗，说到“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现在已经过去了八年，自己的生命不是赚来的吗？今年五十四岁了，也可以说“五十四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最后，他恳挚地向大家表示：“只要我一息尚存，在诸位先生鼓励下，我仍要做一个民主、文化、文艺的小兵，就是死了在坟墓里，也要从事文化工作！”①
①1945年4月9日《新华日报》。
文化工作委员会被国民党勒令解散后，赖家桥还留下一批朋友暂时未作安排，沫若放心不下，便和立群、翰笙、乃超等人相率去看望他们。全家院子里一片寂静，办公室空空如也，桌椅及一切用具都已点交，连礼堂里的总理遗像和遗嘱也已撤销。散居在附近的会友和家眷都闲得无聊，他们见沫若等人来了，立地聚集拢来，说这道那，不知有多少离合悲欢。晚上没有电灯，森森然好象回到了原始时代。“五年春事倥偬过，独倚南楼怅晚风”，沫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夜风风雨雨，梦东梦西。次日不得不跟自己熟悉的一切告别，白果树的无言留给他连绵的思念，他俯身拾起一枝被昨夜的狂风吹折下来的枝丫，想拿回城去放在花瓶中供养，没有想到那鸭掌形的碧叶中间，还夹着一个青青的果实。
回到天官府，沫若托朋友另找房子，他不想再在这里居住。朋友考虑到近郊黄山离市区不远，夏天也比较凉快，想在那边为他物色住处，便把这个想法告诉他，而他却毅然决然地说：“黄山我不去！那是皇帝住的地方啊！”①原来黄山高处有一所别墅，蒋介石经常住在那里。
天无绝人之路，郭沫若自有他的去处。
①徐敏：《学者·诗人·战士》。
四十二
“有官本不重，无官身更轻。”摆脱了羁縻已久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机构，沫若想更自由自在地从事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一九四五年四月，他开始主持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阳翰笙仍做他的副手，曾一度代理他的工作。中一路黄家垭口的中苏文协所在地，一对活泼的石狮子蹲在门口，伸出大半截舌头，歪首嬉笑着，好象是对新来的研究委员会主任表示欢迎和敬意。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底，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五月初希特勒失踪（后来才知道是自杀了），德国随即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沫若应新任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之邀，出席了使馆举行“的胜利酒会”。五月二十八日晚，苏联大使馆费德林参赞登门造访，带来苏联科学院一封信，邀请郭沫若和丁西林（1893—1974）赴莫斯科、列宁格勒参加该院第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会期为六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这自然是很光荣的事，多年的心愿得到了这样意外的满足。可是蒋介石于六月五日召见时只表示准予赴苏，而旅费却分文不给。沫若先是通过翁泽永的关系，向中央银行借了三千美元，后又得到友人、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的支援，拨来民生公司文化基金委员会资金一万美元供他使用，沫若随即将三千美元退还给翁泽永。①
①据李萱华：《郭沫若在北碚》，见重庆文联和社科院编、1985年9月版《重庆市郭沫若研究论文集》，并参阅笔者1983年5月访问翁植耘谈话记录。当时郭老在苏联十分节俭，只化了四、五千美元，余款于回国后悉数奉还卢子英。
朋友们都为沫若能去苏联而高兴。在中苏文协为欢迎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暨庆祝苏联红军胜利举行的鸡尾酒会上，沫若竟成了大家谈话的中心，宋庆龄和邵力子一再和他干杯，预祝他顺利完成访苏使命。邀宴、欢送活动更是应接不暇，临行前一天下午，中苏文协、全国文协和全国剧协联合举行欢送会，沫若含泪答谢朋友们的盛情、厚谊和嘱托，说：“中国人民和诸位文化界人士都是主人，好比是我的君，我实是一个‘差使’而已，但愿能够‘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就好了。”
六月九日，沫若由费德林、安南略、戈宝权、于立群等人送往九龙坡机场，国民党人员不但莫名其妙地一一调查了送行者的姓名，而且硬要沫若去外事局补办什么出境许可证，这显然是有意纠缠和刁难。一直折腾到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沫若才获准登机，匆匆与立群等人握别。他乘坐的是美国军用飞机，离开重庆后，转道印度、伊朗，途中几经勾留，二十五日才到达莫斯科，纪念大会已经开了十天，地点也转移到列宁格勒去了。这真是一件美中不足的憾事，然而无可奈何，谁叫中国的科学技术这样落后，要仰仗别国的交通工具往来，就连做客也做不到别人那样称心如意，沫若心中实在有说不出的辛辣味。好在终于赶到了目的地莫斯科，平常只能在照片和电影里看见的红场，现在是如此真切地展现在面前，克里姆林宫高耸的尖塔，塔顶上的红星在夜晚闪耀着欢乐的色彩，好象一个巨人在以胜利者的姿态迎接着宾客。沫若幸福地下榻红场附近的国家饭店。
第二天，沫若即由苏联外交部齐赫文斯基陪同飞往列宁格勒。号称苏联第二大城的列宁格勒，坐落在涅瓦河三角洲上。这是一座英雄城市，沫若参观市容，已看不出战痕，外表上显得异常肃静，似乎当初破坏得并不厉害。但这一切，是不知流了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德寇曾围困两年，市民紧紧配合红军卫城，伤亡惨重，据说单饿死的就有十七万余人。就在这样艰难的时刻，科学家们研究出了在拉多加湖结冰期保证汽车安全运输的办法，这是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战胜野蛮法西斯的一个宝贵实例。跑到近郊看看，普尔科夫山是当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山上的天文台已被完全摧毁了，大小弹坑比比皆是。沫若觉得这里的山川草木和祖国的江南一带相仿佛，象这样激烈战斗的地方在江南也不少，可是至今八年了，日寇还没有被赶走，同胞们还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他在钦佩苏联红军和人民的同时，痛恨国民党政府不把枪口对内改成枪口对外。
列宁格勒市长宴请苏联和各国两千专家和学者，地点在斯莫尔尼宫，即十月革命时列宁指挥作战的地方。在宾主云集的厅中，沫若第一次见到苏联科学院东方学院院长司徒鲁威，这是一位研究奴隶制的专家，他对沫若说：“中国的古代，以前都蒙在迷雾里面，经过你的研究，把那些迷雾扫清了；我们很高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没有一个民族成为例外。”沫若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对古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差不多全被他所通晓，这更增加了对他的敬意。承蒙司徒鲁威的邀请，沫若出席了东方学院学术讨论会，主席在开幕词中特别介绍了他。会议中间沫若作了临时发言，说自己是抱着唐僧上西天取经的精神到苏联来的，苏联学者在研究学问上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缜密审慎的方法，他将要带回中国去。
六月二十九日返回莫斯科国家饭店，丁西林刚从国内赶到，沫若与他同住一室。次日，出席克里姆林宫夜宴。走进白色大理石的殿堂，金碧辉煌，酒肴果品极为丰盛。一会儿，斯大林（1879—1953）、莫洛托夫、布尔加宁（1875—1946）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亦入席。斯大林穿着灰色元帅服，须发都已灰白，沉着而严肃。望着这位领导苏联人民打垮了法西斯德国的英雄元帅，望着日夜向往有朝一日能谒见的中国人民的尊贵朋友，沫若感到无以名状的幸福与激动。当晚由莫洛托夫担任主席。讲话、干杯、观赏节目穿插进行，但斯大林却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沫若觉得难能可贵，一位伟大领袖倒不在乎每次宴请宾客都要发表一通演说，诚信已孚，思想已移诸实践，不说话比说话还要伟大。最后一个节目是红军舞，演出时间最长，演员们差不多把自己的全部灵魂、全部生命都融注在那最高的欢乐里去了，充分体现了苏联红军盖世无双的英雄气概。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一直陪坐到席散，已是子夜时分。
许多单位热情邀请沫若作报告。七月五日，去历史研究所讲《战时中国的历史研究》，由齐赫文斯基翻译。沫若主要谈了抗战以来的中国历史研究：通史的酝酿，古代社会的争辩，历代农民革命运动的考察，封建制长期停滞原因的探讨。听众颇感兴趣，后又应邀往对外文协作了同一报告。第二天，外文出版部邀约谈话，沫若即以《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为题，作了介绍。后来也应对外文协之邀，将同一报告又作了一次，并高兴地将讲话原稿留下作为纪念。此外，还去东方大学讲了《中国文学的两条路线》，实际上这是沫若想写的一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