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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约斯·卡撒克的思想。卡撒克相信，摄影这种艺术形式还有很多社会用途没有被人探索出来。对于一位有社会意识的艺术家来说，摄影是向世界昭示真相的办法，因此有助于改变世界。安德雷在向法西斯分子扔石块，但贝斯尼奥却在利用罗雷弗拉克斯相机纪录码头工人和当地乡村的农夫生活。。作为一个犹太女子，她渴望脱离匈牙利越来越嚣张的反闪主义思潮。1930年，她父亲同意送她去柏林学摄影，那是摄影实验活动的中心。贝斯尼奥告诉安德雷，说自己准备去柏林了，但他只是做出冷漠的回答：“也许我也会去的。”
“你准备怎么去呢？”她问。她知道弗里德曼一家人根本没有足够多的钱让他在佩斯特读完大学，更不用说承担他在柏林的费用了。“这你别管，”安德雷回答说，“我会去的。”
第一章入口处的野蛮人（1）
“我是一台相机。”
克里斯托法·伊舍伍德：《告别柏林》
1931年7月，安德雷乘火车离开布达佩斯。9月初，绕了一大圈之后，他终于到达柏林。当时他才不到18岁，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势单力薄，孤立无援。他去找艾娃·贝斯尼奥，最后发现她住在很小的一间摄影室里自离开匈牙利之后，她感觉自己重新活过来了：“在柏林，门窗打开，光线就倾泄进来。那是黑暗中的一线光芒。我成为一个新人。”她已经拍下这个城市的建筑和宽大街道的照片，细节丰富，风格独特。通过她的取景器，柏林成为一座有未来主义风格的大都会，“有强有力的对角线，有鸟瞰图，有仰视图，有侧倾画面，还有超近特写。”（艾娃·贝斯尼奥：《艾娃·贝斯尼奥传》，阿姆斯特丹，富克斯出版公司，2000年）。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贝斯尼奥问他。
安德雷不是搭便车来的，也不是通过其他的什么浪漫方式找来的。实际上，他利用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实现了随她到柏林的誓言。“安德雷一向都是个精于世事的人，”贝斯尼奥回忆说，“他发现，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团体会把有天赋的学生送到海外读书。因此，他就申请得到一笔资助，结果获准成行。”但是，那笔资助并不能使他直接从布达佩斯去柏林，他必须从一个犹太人家庭跳到另一个犹太人家庭，最后才经由布拉格、维也纳和德累斯顿到达柏林。
贝斯尼奥问他来柏林准备干点什么，安德雷告诉她说，他准备在著名的德国政治学院学习政治学，10月27日，他也如期注册冬季入学。但是，他是个极不安分的人，他太想了解柏林了，他对经验有强大的渴求，根本无法忍受永无止境的理论讲座，不久之后，他就开始逃课了。
初到柏林的几个月，根本谈不上什么不舒服。亲戚给他寄些小数目的钱，父母每月也定期给他补贴。但之后，世界经济在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后滑入萧条时期，弗里德曼家的店子客户少了，朱莉娅再也寄不出他每月都需要的那几个马克了。深秋转为隆冬，他也开始体会到绝望的滋味了。根据他表妹苏茜·马奎的说法，他很快就开始饿肚子了，而且饿到去偷房东波亨太太喂狗用的牛肉条的程度。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交房租了，结果，当波亨太太开始怀疑她心爱的猎獾狗晚餐的去向时，他立刻就逃走了。
到1932年早期，安德雷急需去赚钱了，否则他就不可能继续读下去而不挨饿。在布达佩斯的时候，他曾有过一个初步的想法，准备当记者谋生，因此，现在就开始认真考虑摄影的事情了。他在1953年曾说过：“读书期间，父母的接济断了，我决定去当一名摄影师，对于一个不熟悉当地语言的人来说，那是通往新闻行业最近的一条路。”（这个时期，他的德语水平还相当有限。）
他问艾娃·贝斯尼奥，可否介绍他去哪个通讯社或照相馆工作。“干摄影这一行，”他问，“不知道是不是谋生的正经行当？”
“不能这么说！”贝斯尼奥答道，“这不是一种职业。这是一个使命。”
“这不太要紧。好玩吗？”
“是啊，很有意思。”
艾娃·贝斯尼奥认识几位有可能帮助安德雷找到工作的人。也许他最值得赌一赌的办法是去接触一位名叫奥托·安比赫斯的摄影师，他以前是个矿工，在包豪斯艺术和设计学院学过设计，现在是一家名叫戴弗特的极有声望的通讯社里负责半身照和广告工作的负责人安波是个放荡不羁的波希米亚式狂热分子，极力推动达达主义运动。他在贝斯尼奥和摄影记者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前者是一个实验摄影家的世界，深受莫霍利…纳吉和吉约吉·凯皮斯思想的影响，而后者却是新闻摄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安德雷称闪光摄影术中的专家为“闪光灯泡专家”，而安波就是这样的一位优秀专家，他在柏林拍下了不幸的颓废者给人留下的惊人形象，在这方面他是无人匹敌的：在地下室开设的夜总会里，突然照射出来的灯光使一些举止优雅体面的妇女惊慌失措；在闷热的卡巴莱夜总会里咕咕发笑的女同性恋者，一身皮毛的浪荡公子在柏林的“甜蜜生活”中醉生梦死。。贝斯尼奥打电话给安波（大多数人都这么称呼他），问他可否录用“一个极聪明的小伙子”。安波对贝斯尼奥说，让那个小伙子来见个面吧。下次她再有安德雷的消息时，得知他已经在戴弗特通讯社的暗室里当助手了。他在那里不停地换定影水和冲洗剂，挂底片晾干，并掌握了曝光和冲洗的基本技术。这家通讯社有刺激人和工作节奏快的环境，安德雷非常喜欢。总是有最后期限，总是有人在发脾气，人们在照片和报道上展开的竞赛十分激烈。虽然雇他来是用极少的薪酬要他在暗室里做奴隶，但是，不久之后，他也在帮着安排活路，并且在通讯社的总部做些行政类的工作。他的白天极忙，极长——戴弗特通讯社为德国2 500余家报纸和期刊提供稿件，还有柏林十多家每周出插图副刊的报纸。
操纵戴弗特通讯社的人是西蒙·古特曼，他是个小个子，戴着眼镜，精力充沛，是编故事的天才，脑子里总有数不完的点子。1928年，他创立了戴弗特，旨在从德国快速增长的插图杂志中赚取利润。到安德雷加入这家通讯社的时候，他的摄影师已经包括了比如费力克斯·曼这样一些声望卓著的摄影记者了。自1929年起，费力克斯·曼一直在为《曼彻尔画报》工作，每月薪酬达到确有保障的1 000马克。费力克斯·曼拍出他最著名的系列图片“墨索里尼一天的生活”时，安德雷也许就已经在为戴弗特工作了。今天，这套图片已经列为早期报道中的经典作品了。那是一个图片故事，极赋天才和细致地描述了独裁者墨索里尼的虚荣和荒唐。
到1932年夏天，安德雷已经放弃了学业（那是他去柏林的借口），并且协助曼和其他人在城里完成描述日常生活的任务。不时会有人递给他一台小相机让他上胶卷，那是现在已经非常著名的第一批莱卡相机莱卡相机后来的众多型号一直都挂在差不多每一位有声望的摄影家的脖子上，直到今天都是如此。。莱卡相机让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有可能实现，它有极高速的镜头和焦面快门，可使曝光时间缩短至千分之一秒。这种相机使戴弗特的摄影记者能拍摄出动作照片，并可在低光环境下使用，不需要极复杂和昂贵的照明设备。
安德雷从戴弗特通讯社借了一台莱卡相机，很快学会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这种相机的技术特长。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或时机来学习摄影报道了：柏林是各种政治和文化极端的混合处，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地方。在这个时期，德国摄影家吉色勒·弗鲁恩德正在柏林当学生。她后来逃离德国，与安德雷交上了朋友，并带出了大量惊世骇俗的照片，是她从希特勒的政治受害者那里拍来的。她回忆说：“那个年轻共和国的首都是德国的中心，是艺术和思想运动的中心。那里的剧院因为上演布莱希特、托勒和萨克梅尔的戏剧而闻名，也因为麦克斯·莱恩哈特和艾德温·皮斯卡托尔等导演的作品而闻名。还有U。F。A的无声电影，是弗里兹·郎恩、恩斯特·鲁比奇和其他一些国际知名的人士导演的但是，纳粹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化主张。1939年，恩里克·玛里亚·雷马克的和平主义电影《西线无战事》在柏林举办首映式，他们就组织了暴徒前往抗议，甚至都撞进了柏林的一家电影院，往里面扔臭弹，放老鼠，最后得以禁映该片。”
第一章入口处的野蛮人（2）
到1932年，柏林已经是一个战场了，左派和右派为德国的未来而在街头打斗。1932年6月4日，德国议会解散，全国大选定于7月31日举行。6月15日，通过了禁止纳粹准军事组织暴风营活动的法令，结果，德国一头扎进政治风暴。在柏林，数以百计的人死在街头打斗中，都在工人阶级生活区。到7月中旬，内战的威胁弥漫全国。除开好战的纳粹以外，各个政治党派都要求恢复法律与秩序。在柏林宣布了戒严令。
7月31日，国民社会党赢得了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党派的席位，共获13 745 000票。德国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大规模转向支持希特勒。虽然共产党人很快得到了工人阶级的支持——他们赢得了12个席位，成为国会议会中第三大党，共有89名议员——但是，与纳粹的320个席位比较起来，他们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反对派。
就在这年秋天，德国陷入一片政治混乱。安德雷在戴弗特的命运出现第一次转机。有一天，在通讯社的红光暗室，他看到一批令人惊异的奇特照片逐渐显现。那是关于让人着迷的印度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