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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年秋天，德国陷入一片政治混乱。安德雷在戴弗特的命运出现第一次转机。有一天，在通讯社的红光暗室，他看到一批令人惊异的奇特照片逐渐显现。那是关于让人着迷的印度的照片，是哈罗尔德·莱肯伯格拍的，他是戴弗特通讯社最勇敢的记者之一。安德雷深受刺激，一头冲进古特曼的办公室，说那些照片有多棒。古特曼看出他特别喜欢摄影，因此决定培养安德雷，几个星期之后，派他第一次去完成自己的拍摄任务。
11月27日，安德雷不声不响地进入哥西哈根体育场，等着他的第一位拍摄对象在一大群人面前出现。古特曼让他去拍列恩·托洛斯基，托洛斯基将在这里作“俄国革命的意义”的演讲。托洛斯基演讲的时候，安德雷在一旁不停抢拍，用黑白照片的形式捕捉住了斯大林的大敌托洛斯基在大群听众面前最后的时刻。托洛斯基安静下来，体育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安德雷看到托洛斯基一个人站在那里，突然之间看上去精疲力竭。震耳的欢呼声不是为演讲而发的。学生们是在向这样一位被斯大林派出的刺客四处追杀的男人致敬，但是，在无望地寻求避难所的途中，他却遭到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拒绝。托洛斯基离开讲坛后，看起来，死神的翅膀已经笼罩在他头上了。
在那个星期天，在体育场里，安德雷并不是惟一在场拍摄的新闻记者，但是，他用莱卡相机拍摄出来的照片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最有戏剧效果的。最重要的在于，他离拍摄对象仅只几英尺的距离。他的照片从技术角度看远非完美无缺，但是，他拍出来的照片有强烈的隐私和强度感，这几乎成了安德雷拍摄照片的商标。安德雷回到柏林，发现《世界明镜》杂志整版登载了他的照片。在该页底部，用一排小号字写着一句令人宽慰和陶醉的话：“摄影者：弗里德曼，戴弗特通讯社。”
但是，第一次得到署名机会并没有改善他极不稳定的经济状况。他经常会弄得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便开始经常去罗曼尼什咖啡店，那是移民区的人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时常可以在那里找到什么可以吃的东西，或者一杯咖啡，来自匈牙利的某个乡人会帮他一把。但是，日子一长，柏林的老乡越来越少了。朋友贝斯尼奥已经于当年夏天离开柏林了。“街头已经被‘黄衫党’所替代，”她解释说，“在城里的无论什么地方，你都会看到腰间别着棍棒的纳粹分子。我内心里开始感到很不安全。”
安德雷留下来了，他不愿回到匈牙利去，霍西将军的法西斯统治加速迫害犹太人和民主人士。因此，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开始逃离柏林，无家可归的安德雷却还在柏林游荡，经常在公园和门廊下睡觉，他从贫民窟的角度目击了希特勒如何升上权力高位。
1933年1月30日，总统兴登堡的顾问劝说他任命希特勒当首相。黄昏降临在一片混乱的柏林，长统靴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安德雷看到纳粹突击队员摆出整齐的队列在街头行进，他们高举熊熊燃烧的火把，庆祝那个在奥地利当过下士的人荣升权力高位。成千上万的德国社会精英突然之间从西柏林蒂尔加腾地区的森林中冒出来，他们的脚步踏过波茨坦区的勃兰登堡之门，一直奔向威廉斯特拉斯。他们最喜欢唱的进行曲中的歌词“Horst Wessel”回响在德国各地。在首相府，希特勒沉浸在意想不到的荣耀的幸福时刻中。
纳粹革命让德国人民大惑不解。希特勒许诺会带来民族复兴，会创造就业机会，会恢复德国的骄傲，会铲除致使丑恶现象在魏玛共和国大肆流行的颓废力量：同性恋者和犹太人。希特勒大获全胜的那个夜晚，在安德雷看来非常清晰的是，他在柏林的日子有数了。他迟早会被逮捕，也许还会给送往拘留所。如果哪一天他睡错了门廊，或者碰巧撞上一群喝醉酒的希特勒青年，可能会有人用刀刺死他，甚至将他毒打至死。
2月27日，德国议会化为一片熊熊火焰，德国民主未来的一切希望都没有了。第二天，希特勒宣布这是共产党的活动，他宣称纵火者就是共产党，并且因此而宣布紧急状态令。第三帝国由此开始。德国议会大厦的余烬未灭，超过4 000名共产党官员和大批社会民主党及自由领导人被捕。恩斯特·洛姆的纳粹分子撞入民居，对怀疑颠覆者就地正法。走运的一批人受到折磨和毒打。另外一些人被送往第一批集中营。
安德雷终于决定离开柏林。他与一个犹太人组织取得联系，最初就是这个组织帮他来到柏林的。拿到买票的钱后，他立即搭上前往维也纳的火车。逃离纳粹德国的人数以万计，其中有本世纪杰出的一批艺术家与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托马斯·曼、伯尔托尔特·布莱希特和瓦西里·康定斯基。
在维也纳，安德雷跟戴弗特通讯社的摄影记者哈罗德·莱申伯格一起过了几个星期。但历史的脚步大步向前。国会纵火案一个星期后，奥地利首相恩格尔伯特·多尔弗斯建立了极权政府。到1933年6月，安德雷回到布达佩斯特，他在那里找到朱莉亚、迪其奥和他的哥哥拉兹罗。他们还在做衣服，但只能是聊以度日。
安德雷花几个星期时间在维莱斯旅行社找工作，同时拍了一些当地风景照片。但是，到了深秋，他又感到非得离开匈牙利不可了。他去德国的这些日子，匈牙利左派已经被无情毁灭，他想在自己的家乡当一名职业摄影师的梦想，看起来遥遥无期，甚为渺茫。接下来，去巴黎是一件明显的事情，已经有数以千计的犹太籍匈牙利人在巴黎找到了避难所，逃脱了法西斯的迫害。
第一章发明了自我的人（1）
“有些人天生就是一个巴黎人，卡帕就是其中之一。他有世俗的经验，他长得很帅，他疲惫无力，在需要时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时髦的人……（卡帕）也许会出生在巴士底一带，或者出生在16世纪城区的豪宅里。”
欧文·肖《时尚》，1982年4月号
结果证明，巴黎跟柏林一样残酷。最开始，安德雷连吃饭都得费很大的劲。有好几个月里，他从一间破旧旅馆流落到另一间破烂旅馆，往往是在旅馆经理逼迫他交房租之前逃走。他干不同的零活，找到几个法郎就喝得大醉。到1934年冬季为止，他一直都是拉丁区一家当铺的常客。为了活命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他宁愿把自己最值得骄傲的财产当掉——莱卡相机。“安德雷大部分时间都挂着这么一件东西，上面有一只镜头，一个按钮，就这么来往于当铺之间。”这是约翰·赫谢说的，“这台相机如果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弗里德曼的手里，那就有三个星期时间抵押在当铺。”
到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当，也没有钱购买食物的时候，安德雷就到塞纳河里去钓鱼找晚餐，但他的运气总不是那么好。有时候，他会去找母亲的表妹谢琳·费舍尔，她跟丈夫贝拉和6岁的女儿苏茜住在梅德兰附近的一个破旧的公寓里。他总可以在那里找到一碗汤，他甚至还可以利用苏茜的父亲那位执着的业余摄影者存放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储藏室里的放大机。苏茜到今天都还记得安德雷去她家的情景，因为他总记得给她带件小礼物，而且经常跟她一起玩。最后，她成了安德雷最信任的几个人之一。“班迪总有一股领袖气息，”她说，“从我记得他的时候起，也就是3岁去布达佩斯的时候起，班迪就是那种你无法不理会的人。你可以不喜欢他，你也可以喜欢他，你可以崇拜他，但你不会对他无所谓。”
在左岸一带的小吃店里，安德雷和其他一起逃难来的人搭好了自己真正的窝，只不过是一些比床铺稍大一点的地方。安德雷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是蒙马纳斯的穹顶餐馆，安娜·宁就是在那个地方向亨利·米勒说出爱的悄悄话的。就是在穹顶餐馆，安德雷与一位波兰犹太人大卫·契姆·塞穆尔交上了朋友的，是在1934年初。塞穆尔不爱出声，面孔严肃，带着镜片很厚的眼镜，他是一位极聪明的知识分子，当时为共产党人办的《问候》周刊工作，后来成为安德雷差不多最亲密的朋友。塞穆尔1911年11月20日出生在华沙的一位很受尊敬的意第绪语出版商家庭，他最初准备当一名演奏会上的钢琴家的，但后来在莱比锡的大学发现了图形艺术，之后就一边在巴黎大学学物理，一边练习摄影术。
有一天，在穹顶餐馆，塞穆尔将安德雷介绍给另一位也在巴黎工作的摄影师，叫亨利·卡迪埃…布莱森。布莱森是诺曼人，富家子弟，他的家族拥有法国最成功的纺织业务法国摄影师让·拉古杜尔写道：“这位小个子的波兰难民一举而在那个十年当中对于图像艺术最富对照意义的追求者之间建立起联盟来，这就是运动与结构，自然与文化。这样的伙伴关系本来是完全不可能成立的，就如同急流与岩石。”（让·拉古杜尔：《卡帕简介》，巴黎，万神殿图片资料馆，1988年。）。卡迪埃…布莱森在巴黎附近的香特鲁长大，是一位艺术品经营商的儿子，他母亲是夏洛特·科戴的嫡传后嗣，而科戴就是因为刺杀著名的革命家让…保尔·马拉而被判处极刑的。他上高等私立学校，之后去剑桥学习一年，并在欧洲、墨西哥和非洲各地进行广泛旅行。他已经在西班牙和墨西哥举办过自己的摄影展。
在卡迪埃…布莱森的眼里，安德雷总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态度，而且是一位极出色的浪漫“玩家”，但他并不是一位有着杰出知识的摄影师。他回忆说：“见到（安德雷和塞穆尔）之前，我更多时间是跟作家和画家们生活在一起的……（安德雷）主要不是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