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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刘恒住进皇宫未央宫。
二、巩固地位稳定政权
从不起眼的地位做到皇帝，从边远小郡住进皇宫，颇为不易。而要保持这地位和尊荣更属不易。因此，刘恒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自己已得的地位。
他首先从卫护自己的安全做起。进入未央宫当晚，刘恒就任命宋昌为卫将军，统帅驻守长安的南军和北军。这两支军队直接控制长安，自刘邦死后，分别由吕后的两个娘家侄子吕产和吕禄掌握。又命张武为郎中令，负责守卫宫殿门户，统领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各种官员。这两项任命可以保障他在长安的基本安全。
任命完毕以后，刘恒又回到前殿坐下，给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下达了第一道诏书，要他们发布皇帝即位的公告，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餔五日。”总之，要在帝国范围内为皇帝的即位造成一种大喜大庆的气氛。与此同时，吕氏所立的小皇帝、梁王、淮阳王、常山王分别在各自的住所由有关部门处死。
接着，刘恒又采取几项措施收买人心，培植势力。首先，表彰、赏赐功臣。凡是在推翻诸吕和拥立过程中立了功的，一一表彰他们的事迹，给予厚赏；功大而无爵的，除赏赐外，再封侯。首功自然属周勃，而周勃原封绛侯，就在原先基础上增封食邑一万户，赐金（指铜。下同）5000斤。典客刘揭从吕禄手中夺取了将军印绶，使周勃得到了军权，功劳卓著，赐金千斤，原无爵，封阳信侯，等等。对于从代国陪同他来长安的巨僚，专门进行了功绩登记，首功自然属宋昌，封为壮武侯。其次，安置亲近官吏，凡自代国随从而来的，一律安置在重要的位置。宋昌为卫将军，统帅长安南北军；其余六人，“官皆至九卿”；舅父薄昭为车骑将军，封轵侯。再次，恢复刘氏宗族在吕后当政时期被削被夺的封地和其他利益。“吕氏所夺齐、楚地，皆归之”；立赵幽王刘友子刘遂为赵王，等等。第四，对曾随从刘邦征战夺取天下的列侯、官吏提高待遇。“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68人益邑各300户”；“吏两千石以上从高帝”者10人，食邑600户，等等。
如果说以上措施重在笼络，那么另外一项就意在抑制和排挤了。刘恒即位不久，下诏说，大批列侯居住京师，不仅要消费大量财富，给运输供应造成沉重负担，而且也使他们没有办法“教训其民”，因此命令：列侯都要各到自己的封国里去；有官职在身不能离开，或朝廷特许留住的，也要把太子遣送封国。这是一道对上层人物关系重大的命令，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诏书下达一年之久不见行动。刘恒有些恼火，再次下诏说：“前时诏书要列侯各到封国，托辞不走。丞相（指周勃）是我所器重的人，请他为我率领列侯到封国。”列侯们除了爵位以外，还想在京师寻找到有权力的职位，所以托辞不走。刘恒要丞相带头到封国，以此挡回列侯们不受器重的怨言，表明他这样做不仅是治国的需要，而且也是对列侯们的真正器重。于是免了周勃的丞相，周勃到了他的封地绛县（今山西省曲沃县东）。
然而，刘恒让列侯归国这一措施，确实也是要处理一批他所不器重或不放心的人物，以此巩固他的地位。周勃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周勃是发动政变诛灭诸吕，拥戴刘恒当皇帝的第一号首领，刘恒确实感激他，给了他最高的奖赏。但他对周勃却心怀畏惧，不放心。在他即位后，并没有打算改变周勃太尉的位置，丞相仍由陈平担任。陈平是谋士出身，一向谋虑深远，他感到自己与周勃之间失去了平衡，处于危险地位，托病不出，坚持要求把周勃的位置排在自己之上。刘恒只好把丞相职位一分为二，要周勃任右丞相，位居第一，陈平任左丞相，位居第二；空出的太尉一席，由将军灌婴填补。周勃功高权大，每当“朝罢趋出，意得甚”，“有骄主色”，而刘恒对他却是“礼之恭，常目送之”。当时的郎中袁盎向刘恒指出，对周勃过分谦恭使得“臣主失礼”。自那以后，上朝时刘恒的神色越来越“庄”，周勃的神色越来越“畏”。这时有人对周勃说：“你诛吕氏、立代王，威震天下；受重赏、处尊位，得宠已极。长此下去势必引祸及身。”周勃猛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立即“请归相印”，刘恒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周勃当右丞相前后只有一个多月。辞相一年后，丞相陈平去世，因无合适人选，刘恒又让周勃当了丞相。复职后10个月，又以列侯归国的名义把他免了职。
后来，有人上书说，周勃在家经常披带战甲，家人在接待客人时手里拿着兵器，像是要造反。刘恒就立即把他抓进了监狱。幸亏周勃与薄昭有些交情，通过薄昭向薄太后解释：自从罢职后，时刻担心被抓去杀头，因而家中有所戒备，并无造反之意。薄太后也相信周勃不会造反，她提着刘恒的帽带子说：“绛侯怀揣皇帝宝玺，统帅长安北军的时候不造反，如今住在一个小县里，反倒会造反？”刘恒亲自调阅了周勃的案卷，确无造反实据，才放了他，恢复了他的爵邑。周勃出狱后，又活了9年。刘恒最终未让周勃横死，算是中国帝王史上少见的特例了。
三、与民休息堪称楷模
汉文帝刘恒所以能取得“文景之治”的政绩，根本就在于他采取了与民休息的国策。刘恒自公元前180年末开始，至前157年，当了23年皇帝。在这23年中，他所采取的基本国策是与民休息，安定百姓。在他即位不久，就接连下了两道诏书。第一道诏书说：“在春季要到来的时节，连草木和各种生物都有它自己的快乐，而我们的百姓中鳏寡孤独、贫穷困窘的人，有的已经面临死亡，而为人民当父母的不体察他们的忧愁，还干什么呢？要研究出一个赈济的办法。”第二道诏书说：“年老的人，没有布帛就穿不暖，没有肉就吃不饱。如今正当岁首，不按时派人慰问年老的长者，又没有布帛酒肉的赐予，将用什么帮助天下的儿孙孝敬赡养他们的老人？现在听说官吏给贫饿老人发放饭食，有的用陈谷子，难道这符合赡养老人的本意吗？要搞个法令出来。”有关官府根据诏书给各县、道（少数民族区域的行政区划，相当于县）下达了下列法令：“年80以上，每人每月赐米1石，肉20斤，酒5斗；年90以上，每人另加帛2匹，絮3斤。所赐物品，由县令过目。赐给90岁以上老人的物品，由县丞（位次于县令的官职）或县尉（位次于县丞）致送；不满90岁的，由啬夫、令史（低于县丞、县尉的官职）致送。郡太守派都吏（负责检查的官职，后世称督邮）巡行各县，对不合规定的，予以督责。对刑徒和有罪未及判决的，不用此令。”
此外，无论从国政、吏政，还是自我要求、皇亲约束等方面，都有一些比较突出的做法。诸如：
偃兵务农。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刘恒即位不久，就和平解决了南粤问题。秦始皇时略定南方土地，设置了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南海郡（治番禺，即今广州市）、象郡（治临尘，即今广西崇左）。秦末农民起义之际，南海郡尉赵佗乘机扩大势力，听到秦朝灭亡，就合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武王。汉初，刘邦无力远征，派使者立赵佗为南粤王，要他在当地和辑粤族各部。与汉朝通使，不要扰乱附近各郡。吕后时期，认为南粤是蛮夷，禁止卖给铁器；马、牛、羊，只卖牡，不卖牝，不使其繁殖。于是，赵佗就自号南武帝，发兵攻打汉朝的长沙郡。吕后派兵征伐，不能取胜。赵佗本是真定（今石家庄市东北）人，虽去南海已49年，不忘家乡。他听说先人坟墓已被破坏，亲族兄弟有的被杀，更为恼火，发书要求汉朝撤离长沙郡的驻军，给他送去亲族兄弟。刘恒下令修复了赵佗先人的坟墓，派人慰问了他在真定的亲人，还给赵佗的亲族兄弟以尊贵地位。然后派使者持诏书和礼物前往告谕赵佗，只要削去帝号，不再扰乱附近郡国，则承认他为南粤王，允许他自治，与汉朝通使往来。赵佗削去了帝号，重又称臣归服了汉朝。
对北方的匈奴，基本采取和亲与防御政策，保持边塞地区的安定，文帝还采纳了晁错“徙民实边”的建议，招募内地居民迁往边塞，为其提供生活、生产条件，亦兵亦农，世代居住，形成防御力量。
周秦以来，重农抑商也是基本国策，刘恒亦认为：“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道民之路，在于务农”。为了提倡农业、刺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他曾“开藉田”，“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他采纳晁错“贵五谷而贱金玉”的主张，实行以粮食换取爵位或赎罪的政策。他曾多次降低田税。汉文帝十三年曾一度宣布“除田之租税”。
减刑节用。汉文帝不论在国事开支方面还是他个人用度方面，都精打细算，简朴从事。他严令各级官吏要“务省徭费以便民”。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他下诏：“我担心匈奴内侵，所以不能停止边防的事。但长安的各种守卫机构那么多，开销太大，卫将军所属的军队要撤消。太仆要清点马匹，除留下必用的以外，要全部送给驿使用。”在刘恒当皇帝的23年中，宫室、苑囿、狗马及各种装饰器物都无所增加，前朝留下什么，他就用什么，不挑不拣，一仍其旧。他也不是不想奢华，尤其是也想在任上留下一些痕迹，但每想到用度大，伤民财、劳民力，也就作罢了。他曾想在骊山建一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