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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做一个好玩儿的事儿，就是我不写诗，不使用文字，也不说我自己。但是我给这些字以自由，它们就像那些我热爱的小昆虫一样爬来爬去，它们发出声音，就像中国古代《诗经》里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它们还没有经历过漫长的历史，还没有那么多被加赋的意义，它们发出的完全是一种自然的声音，像刚刚长出的叶子，或是鸟儿快乐时候的叫声。
这个声音会到我的生命里来，因为我也是从自然中来的；它们来的时候，慢慢地这些声音又变成为字。一个声音可以变成很多中国字，我们知道有同音字；也能变成很多故事，变成很多图像；我发现这些图像和故事，它们说的恰恰是我。
比如说这样一首诗，这首诗叫《电传》——极天尽头／鸟飞／我的脚很小／猪很美／野猪躲过／带钉的木棍／一口吃／柞树叶子／红猪／绿身／蓝尾／——就是咔叭一声，变了；然后说：对／对对／桌子要小／来小土堆／——不断有这种声音到一个画面里去，这个画面就被破坏了，然后产生出一个新的活泼的生命。
这使我也想起了中国小说里边孙悟空的故事，他在世界上跳来跳去，大闹天宫；虽然干了很多坏事，但是他也使这个世界充满生机。
我要说的事情就是这个：诗的语言是一种自然的声音，它到我们人间来，到我们的心里来，变成字，变成一个故事，变成我们的生活，它还会离去，它不会留下来。但是它毕竟创造了一种跟我们的生命相和谐的东西，使我们想起了遥远又遥远的一种生活，作为鸟儿、作为鱼、作为花儿、作为树，这种不断不断变幻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并不惧怕死亡，死亡使生命变得安静，使生命获得一个休息，而我们现在，作为我，我是怀有恐惧的。我还在写诗，也还在岛上种地，也还在这里说话，我觉得等待这个声音就是我活下去的一个道理。我的话完了。（赵毅衡：“非常守时。……”）
（听众提问：刚才听了三位讲，前面两位北岛和多多是一类的，顾城是另外一类的，完全不同。加上舒婷，为什么他们完全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人生体验，会统统地被列入朦胧诗派？）
我小时候，确实不仅喜欢过昆虫，还喜欢过昆虫分类学。昆虫有六条腿，就都算一类了。那么对于一种想法来说呢，不是这种想法的诗似乎就是一类了；这是一种分类方式。其实我觉得呢，无论怎么分呢，把人分成男人或者女人，分成无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分成诗人或者非诗人，我觉得都是一个让一般人心安理得，就是认为自己知道了这件事情的一个方法。好像你一掌握了这个概念，就知道了。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像我来说，有的时候我就跟昆虫是一类的，有的时候跟人是一类的，不是固定的吧。孙悟空吧，我们知道有七十二变嘛，是吧，我也是属猴的，所以这①到底是什么东西也很难说。那个不是有个“存在主义”吗？我觉得存在主义最好的地方呢，就是这点：你是什么，这个事儿很难说。但是呢，是不是当人呢，这个要看情况而定。
（听众提问，问及诗人的真实自我。）
这个我觉得呢，这个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呢，就是自从（此二字录音难以辨听） 以后哇，我发现我这人儿就死了，成了一个幽灵，每回做梦呢，都回北京，然后呢，站在街上，都不知道往哪儿去；但是也不太着急，因为已经死了；所以到后来就真的这个走来走去的时候呢，也就有这个感觉：你从一个地方往外看，就是看看而已。所以，嗯，这也是一个奇怪的感觉，就是你可以看死了以后的生活，也可以回想死了以前的生活；而死亡本身呢，是一个好像空虚似的，一个被回避的没有的东西。
（听众提问，问到如果有人要研究你和你的诗，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嗯，我曾经做过一个噩梦，就是我像一个标本一样被扎了一个针，从这儿扎到这儿就钉在桌子上，这时候我还活着，我想逃走。我觉得这是很不愉快的一个梦。那么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呢，我也许应该老实点儿哈，不动手也不动脚哈，按照说明书这样——顾城儿哈，诗人哈，这样生活。但是，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太可能的——小时候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写在诗里边，我说我要用我的脚走遍大地，世界也就融进了我的生命；但同时：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②
（接他人一段关于诗分类的发言后）
我说几句，我读诗呢也有一个分类方法，我看见好的呢，往往不去记作者的名字，我就认为是我写的；所以有时候看唐诗也很得意，道理就在这儿。就是只有我写的和不是我写的这两种。所以我觉得呢，我是这整个儿的诗歌生命的或者自然生命的一部分。我的分类方法就是这样儿的。
1992年6月5日伦敦
（编者据录音整理）
第一部分：剪接的自传“别有天地非人间”（1）
——1992年7月9日发言于德学生座谈会（节选）
（节选一）
我读马列读着就相信我应该首先成为一名劳动者①。我就去街道服务所当了五年木匠。当时说那里是城市社会的最基层，所以我想改造应该从那里开始，改造社会也磨练我自己。
那里的确是社会最下层了，劳改释放犯和残疾人，哪里都安排不进的，就送到那里去。所以我进去时候，人家看我好端端的，就甚感纳罕；问我你有什么病呵？我不明白，说没什么病呵！只见瞅着我的眼神儿一个个更加怪异起来，跟着就是笑。我们单位有五个傻子，他们就把我算成了第六个傻子，这样才算有了个解释。
有个傻子人叫“狗鼻子”跟我挺好，他也不知道他原本的名字是什么，叫他“狗鼻子”他就知道是叫他。我闷头儿干活儿的时候，他就去偷我的饭；我有饭盒，每天带着饭。他这往里傻不往外傻，你要是叫他帮你搭个手儿，他就不应你了。
还有个傻子，其实他不傻，只是他不说话，叫“白李子”。他有好几个姐姐，都不管他；他父母都死了。原来住我们单位里，后来也不让他住了。他不说话，有一天就冻死在外边儿一个水泥管里了。才知道他就是这么过夜的，冬天来了，有一夜他就冻死了。
我上班路上，还有过一个瘫痪的老头儿，躺在街边儿。我那时还跟家里说想让他到我们家住，也没成。我们那儿属军队，根本不成。我也心硬了，慢慢改变人类现状吧。
那会儿我们单位没人真干活儿。老弱病残不能干，能干的多半儿是劳教过的，没什么人敢管。那会儿又不发奖金，我学徒一个月十六块钱，干多了还得多吃，钱和粮票自己还得多掏，所以都不干活儿。我们单位有上级，像区工会呵，区妇联呵，派出所，居委会，好像都可以派我们活儿；拉灰呀，搬运废料呀，有一回挖阴沟也找我们。那街上的下水全堵着了，谁也不管，区什么委员会就找我们，领导就让去。我那会儿不知道这许多背景，反正一叫干活儿，就是干共产主义，越脏越苦就越得干。我干，别人都笑话，我就想这是同习惯恶习做斗争。
挖阴沟那回印象很深，我呢最怕这个脏了，可是越怕就越得往里跳，我一憋气脱了光膀子就跳下去了。这第六个傻子“六傻”，那会儿已经叫开了。他们看我，就跟看傻子一样。那些过路的，我可熟悉那种眼光，你们谁都熟悉，像现在那乡下的到城里来找活路的呀，还有真就是脏兮兮的傻子呀，你给个什么眼光？我们那个“白李子”就让这种眼光给看着就冻死了。这种眼光就是看贱了你，你不贱，他就白活了；看你越贱，他心里才越好受些，等级嘛，做人上人，这也是传统。
那回挖阴沟，好多烂木头树枝什么破烂都给捞上来了，有截树根长在里头，从管子那儿顶进去，管子裂了，天长日久把垃圾都堵那儿了，树已经死了，领导硬让把整个树根给挖了，我挖着挖着就火了，让那个领导下来。后来我把那截根给锯了。换了两大截管子。就没人肯下来跟我一起干的。浑身那个臭，我现在都不能想；要不是用干革命顶着⋯；⋯；；然后我给我爸还写了一封信，专门说那些过路的人的眼光，还说要破传统观念什么的。他那会儿被邀请在哪个军区什么创作组“集体创作”呢。
那几年干的活儿多啦，“十一”游园在紫竹院公园搭那个大型游艺玩具；那几年不时兴游行了，“五一”“十一”都在各大公园搞大型游艺活动，我就搭那个。晚上就地上铺块塑料布睡那儿，日夜干了半个月，下雨就淋着。人家都回家，我家离得也不远，我就睡地上，头全都蒙起来，蚊子穿过被单咬我。我那会儿改造自己，就有点儿和身体过不去，也不准自己吃糖和油，肉只准在菜里放上几片儿。都说睡湿地上不行，得风湿呵，我和身体作对，认为身体是资产阶级，要不它干嘛老要舒服呢？我那真是运气，居然就没生病。
我还去首钢干过，爬三十米高的烟囱清烟囱口，没爬过那么高，跟我去的打群架老给拘留的那个小伙子爬了半截都下来了，后来他特服我。在首钢干了半个月，漆锌皮厂房顶，很斜很滑的，又没保险带，给炼钢炉刮锈上漆，都是没人干的，就找我们；我是木工，可是什么都干，干什么都叫我。
这么干着干着，我也觉得挺不对头的，我老想跟这个那个人谈谈思想；那时我的确比较傻，老想把我的马列主义灌输给人家。可是没人跟我说得起来，我看他们一点儿也不想革命。所以我也就比较苦闷。我后来写《简历》，也是关于我那时候的心情的。我说：我是一个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