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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他在东北大学的一组镜头，慷慨激昂的演讲、与大学生谈话，不像一位校长，倒像一位学长。从影像中看，张学良是个颇有孩子气的军人，特别是他的微笑憨劲儿十足，很能表现他的性格。
《影像史记》 远去的背影半生侠骨，一生风流：张学良（2）（图）
围绕这位传奇人物，半个世纪以来，毁誉参半，形成一种独特的“张学良现象”，引得他九十华诞时，红颜知己赵一获特地撰写了《张学良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他辩护，文称：“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的人。他诚实而认真，从不欺骗人，而是对自己作的事情负责，绝不推诿。他原来是希望学医救人，但事与愿违，……他之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也不是为争地盘。他开始时是遵行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不断的压迫和无限的要求，暴露了它侵略中国的野心，亦更激起他的抗日情绪。他不想看到自己的国家灭亡，人民被奴役，但是单靠东北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所以在皇姑屯，他的父亲被日本谋杀后，他就放弃他的地位与权力，毅然易帜与中央合作，使国家能统一，希望全国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他就不忍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减国家的抗日力量，所以他就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早在1934年他就提出：“实在的，共也好，不共也好，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使自己的国家能在世界上与各国共存。”“凡属中国人，无论其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自命为爱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唯一动机中摈弃一切歧见，联合一致，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唯一途经，若仍萎靡不振，由命听天；内战频仍，政争不息，则中国前途必无希望矣。”“他并不爱那一党，亦不爱那一派，他所爱的就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因此，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就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作”。 问心无愧 所有这些评价都是说给历史听的，政治评价多于性情描述，倒是他自己的表露，颇等窥见其性格，晚年张学良对美藉华裔历史学教授唐德刚谈到他待人处事上的原则，他说： “你怎么待人，人怎么待你， 孟子的话说得一点不错，君子视臣如草芥，臣子视君如寇雠。我现在90岁生日，你记住我的话，做事情最要紧两句话：问心无愧。也许我做错了，但是我问心无愧。我这人待朋友、待部下，我除了好色之外没旁的。可是我有个界限，我从来不对部下的老婆、部下的女人，甚至我家都不许她来往，连他的姑娘也不许到我家来玩，为什么招蜂惹蝶，我怕惹事、惹闲话。” 失去东北后，张学良承受了所有的骂名，却一言不发，绝不辩解，致死不易，军人本色和江湖侠气，令人感喟。当年喧嚣尘上的嘲笑和责骂中，据说最伤他心的是国民党马君武的两首《哀沈阳》的诗，原文是：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如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两首诗骂张学良沉溺女色，乐不思蜀，以至丢掉沈阳。诗中“蝴蝶”指著名演员胡蝶，这一传说其实是日本一家通讯社为了诋毁东北军领袖张学良的声誉而造的谣。
《影像史记》 远去的背影半生侠骨，一生风流：张学良（3）（图）
中国人爱从道德推断节操，从趣味爱好微言大义，这样一位好色、贪玩、时尚的公子哥，哪里配说什么国家、民族、正义？少帅冤枉的，正在于此。深得张学良信任的唐德刚评价最为简单明了： 在五光十色的中国近代史中，在百余年当政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败的记录上，最多彩多姿的领袖人物“少帅”张学良将军，应该是独占鳌头了。……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煞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张学良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东北人特有的豪爽与侠气，他的顽劣之性到晚年仍然非常可爱，但他还有鲜明的西化的一面。有一段影像拍摄得是张学良和三五女友打网球的情景，时尚的白色网球服显得风流倜傥。从画面上看，应该是在他执政北京期间，所以传闻他在“九一八”事变当晚正翩翩起舞也就不为怪了。 我至今不知道，张学良私人的家庭录像是如何被流失的，不管怎样，这些影像正在成为人们书写张学良历史的素材。 历史写作无论是通过语言 还是影像都具有后设性，是一种经由主体细心编织的话语结构，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写作的颠覆性再认识并不隐瞒重构历史过程中话语的侵入，而是意在揭示话语背后知识与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同构共谋关系。换句话说，世纪末的历史意识并不表现在对写实历史的追求，而是在历史与当代之间营建某种对话的桥梁，将怀疑与解构机制引入历史写作之中。对影像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假如让我编一部纪录片《张学良》，我会从他喜欢摄影开始，他玩弄摄影机的图像一定是第一个镜头。在凤凰卫视看纪录片《世纪行过》，觉得亲切，是因为用了张学良口述实录的技法。这种建立在个体记忆基础上的历史重构，本来为挑战大历史（Grand History）写作过程中经常具有的客观性原则提供了可能。但是，纪录片似乎并不意图在这方面展开叙述，而是停留在追寻所谓客观性再现历史的虚幻意识中，很大程度上附和了人们对以影像话语反映历史〃必然性〃与〃客观性〃的叙述自信。 除了在场景转换以及叙述对象转移等方面运用个人视点、主体记忆之外，《世纪行过》的叙述基调是以呈现代替对历史的反思与对话，以追求重新拼接业已消失在话语重复叙说中的散碎的历史替代对历史叙述的怀疑与解构。尽管张学良的个人嗓音为挑战历史叙述客观性以及在某种单一话语基础上定型化了的宏大历史叙述铺垫了道路，纪录片仍然专注于通过张学良的生活道路以影像图解中国现代史上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试图在将近一个世纪后的当代重新拥抱不可企及的历史绝对。这种个体主观 叙述与企图客观呈现〃永恒〃历史的基本矛盾正是纪录片在表述重大历史事件时常常流于简单化、漫画化的 症结所在。 张学良的前半生可以拍一部精彩的心灵史纪录片，现在留下来的影像足以支撑这种设想。诸如戎马战场、家庭游玩、大学演讲、舞场翩翩、悠闲娱乐等场景可以触摸他大多数日常生涯。我不知道他晚年幽居时能否看到他早期的影像，从大起伏大悲欢、大喧嚣到大幽静、大超脱、大静止，在平生所爱陪伴下的历史人物该是一种什么心态，真的令人玩味令人深思。
《影像史记》 远去的背影蒋介石：在军装和长袍之间（1）（图）
蒋介石留下的影像很多，作为二十世纪２０年代末到４０年代末中国的主要领袖，他的一行一动备受新闻界的注目。现在看到的影像大部分是那时候的新闻，比较完整的纪录片没有看到，我喜欢比较蒋介石各个时期的影像，希望从中看到这位二十世纪风云人物的演变痕迹。从一位英气勃发的青年军人到一位郁郁独行的喜欢穿中式长袍的独裁者，蒋介石的一生跌宕起伏，丰满异常。 世纪婚礼 现在看到的国民党方面的影像资料，比较完整的是关于抗战时期的。1933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负责拍摄报导国民党官方活动的新闻片。成立于1935年的国民党汉口摄影场于七七事变后拍摄了《抗战特辑》第一、二集，《电影新闻》第41、42号。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由汉口摄影场改组成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前往重庆陪都，共拍了《电视新闻》第48号至58号、《抗战特辑》第六集，这些影片，1949年后悉数被中共缴获，在新影和电影资料馆都有保存，这些影像资料除抗战场面，民众游行示威场面外，许多镜头是留给当时的总统蒋介石的。 令我最着迷的是他和宋美龄的世纪婚礼。有一段影片拍摄了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的世纪婚礼。据记载，当时是两个仪式同时举行。第一个是基督教仪式，在新娘家中由戴维博士主持。第二个仪式在大华饭店举行。这当然也就是一段婚礼录像而已，在亲人的导演下，完成一种带表演性质的仪式，西式的婚礼，场面非常盛大。二人面色严峻，没有笑容，其实在当时确实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二人的结婚照还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影像史记》 远去的背影蒋介石：在军装和长袍之间（2）（图）
历史学家们往往简单地把这一婚姻形容为权力与财富的结合，其实，历史本没有那么简单。蒋介石早年性格复杂多变，他既是追随孙中山的青年革命者，颇有军事天才的将领，也是上海十里洋场的浮浪子弟，经常逛青楼、喝花酒，从1919年到20年代初蒋介石的日记中充满了荒唐放荡与自责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决心：“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记道：“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其后几个月，日记中充满自责，也确无“不良记录”。但1920年初，他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欲念，1月15、18日分别记有：“晚，外出游荡，身分不知堕落于何地！”“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次，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直到夏天前的日记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