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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史记》 颠倒黑白唤醒失去的记忆：无法缺席的影像（4）
文献片的影像资料本身就是语言，而解说词的运用就必须与画面语言相配合，在《百年中国》中，我们恰当地将自白的看图说话与对历史画面的深层描述结合起来，生动地体现出历史的现场感。在《和平之光》一集中，说到马歇尔调停失败回国的情节，国民党的新闻影片记录下了这样一个细节，在机场的工作人员正在飞机上除雪，这给了我们一个当时天气的信息，我们的解说词是这样描述的： “1947年1月8日，雪后的南京格外寒冷，机场的工作人员正费力地清除着机翼上的积雪，在行政院长宋子文的陪同下，神色凝重的马歇尔登上飞机，无限感慨地离开了中国。对于战功显赫的马歇尔来说，中国之行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为痛心也是唯一的一次失败。”对影像资料的具象描述与画面背后隐藏东西的发掘，有效地将气息生动的历史现场和永恒的瞬间还原出来。
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影像资料大都是一些风光街道之类的客观镜头，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空画面”，这些空画面对片子的过渡和气氛的烘托非常必要，其中解说词的配和也就显得十分重要。解说得当会起到有效还原历史氛围的作用。在《清廷退位》一集里，用了一段普通的老北京的街道画面，我加了这样一段解说词：“1911年冬，北京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省独立的消息相继传来，城中流布着各种各样的传言。”有了这样的描述，这段空画面一下子就活了。
百年中国，过眼沧桑，令人不胜感喟，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时间长河中，抓住“历史头绪”。二战以前，国际上都习惯地把历史看成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二战后兴起的“新史学”才强调历史是普通人的历史，强调写历史要“从下面向上看”。中国的纪传体历史传统渊源流长，象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通过描写五个历史人物写出那一年的历史面貌，就是吸取了这一传统。我们认为结合中国纪传体和西方新史学的历史表现是本片行之有效的方式。在每一年的开始，作简略的年度评述，分集中不能表现和省略的事件，在评述中点出来，同时照顾上下文，承前启后，使历史的叙述完整清晰而不杂乱无章，主次分明而不面面俱到。既充分吸收学术界的许多最新成果，又力图把书斋和课堂里讨论背后的东西讲出来。我们力争找到一种“话说百年中国”的艺术感觉，其中“话说”二字的含义就是“举重若轻，娓娓道来”，如讲故事，如谈家常，不用“端着架子”讲话，去掉“程式化”的束缚，把正襟危坐变成“促膝谈心”，用灵活自如的形式把严肃、深刻的内容表达出来，真正使观众从新鲜的史料、活泼的形式、切身的小事中体会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巨变。
电视是面向大众的通俗艺术，但一定程度的学术性和文献性也必不可少，《百年中国》运用了许多组人物小传和历史数字，十分强调创作过程中的考证功夫，其中还纠正了大量历史书籍中以讹传讹的谬误，这也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地方。同时，具有参照作用的丰富信息量也是一般历史文献片所没有的。我们也很注意将历史纪录者和旁观者写进历史，如通过外国记者的眼睛来看当时的中国历史，起到了客观叙述的效果。在资料运用上，我们注重照片与活动影像的有机配合所产生的艺术张力，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画面语言成组运用，历史叙述就显得流畅生动。
历史写作关键是一个史识和史眼，“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百年中国》在选材方面遵循了七项基本原则：
1． 学术性：我们从坚持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原则出发，选择学术界争议少而有共性的结论，避免造成普通观众对历史的误解。
2． 通俗性：电视是一门大众传播媒介，本片在坚持学术理性的同时讲求表现的通俗性，避免将一些学术性较强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命题搬上屏幕。
3． 系统性：整个选题具有连贯性，似一部大历史书，上下集有一定的照应。每一集也独立成一个系统，适当打通时间限制，完整表现一个事件的产生和发展。
4． 人物选择：以人物对历史的作用为主；注重人物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兼顾公众知名度；能够体现关键时刻的独特作用；富有戏剧性的命运感；在某个领域有相当的知名度；谋篇布局能起到以人带事，以事带人的作用；具有某种揭密性和鲜为人知的奇特性。
5． 事件选择：遵循大事不漏，小事典型的原则。以历史的转折点，社会的轰动效应，历史影响的深刻性，富有岁月的沧桑感作为主要依据。
6． 社会现象选择：涉及普通大众的吃穿住行和消费娱乐的重大变化的细节；象征中国人传统观念变革的标志性事物。着重文化含量和科学含量以及与世界潮流的回应和联系的现象。
7． 细节选择：注重故事性和趣味性，以及所传达的历史意味。
贯穿全片的这些原则对我们的历史叙述起到十分关键的指导作用。应该说，这也是《百年中国》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只眼”
《百年中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目光始终浸淫在历史的影像里不能自拔，我的“历史”冲动从二十世纪延续到了新世纪，这种跨世纪的创作，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构建二十世纪中国影像历史的尝试和努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之后的几部纪录片应该看做是《百年中国》的深化和扩展。
2002年我执导的8集纪录片《外国记者眼里的中国风云》则选择外国记者再一次重温历史，无非是选择一种眼光——真正的“第三只眼”看中国，由此，人们可以发现观察中国历史的崭新角度。众多外国记者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述，形成了另外一套话语体系，由此出发，我们回对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产生一种新的判断。对许多外国记者而言，中国成就了他们的事业，甚至可以说，中国是他们成为世界知名记者的摇篮。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因报道八国联军名噪一时，斯诺因为西北探险采访红军，向世界首次公布了一代中共领导人的政治主张和个人情怀，他的著作《西行漫记》影响了西方近一个世纪。他们在中国的岁月，艰难曲折，历尽万险，但几乎无一例外爱上了中国。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当时尚处在野党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敏锐地从这个新兴的政党身上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话题。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民众的最终〃选择〃，从这些外国记者身上、笔下得到了客观的反映。
许多外国记者以新闻介入中国政治，最终成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如曾经做过袁世凯顾问的莫里森，曾担任张学良、蒋介石私人顾问的端纳，曾被当成政治牵线人的斯诺，还有后来定居中国的斯特朗和爱泼斯坦，他们的身份、地位注定让他们有效地进入中国历史，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他们是第三者，介于中国与西方之间，这“第三种眼光”最值得我们珍视。这种眼光为中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形象，中国历史的许多瞬间定格在他们的镜头里，从清帝国的衰败到民国的兴盛；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烈，到一二九运动的悲壮；从浴血抗战到民间万象，中国的历史在这些旁观者的笔下和镜头里得到了客观延续。
人们至今还津津乐道当初《万历十五年》刚刚翻译进来时，在史学界引起的强烈震动。黄仁宇独特的历史叙述相对于国内长时间奉行的“黑格尔式的逻辑叙述”和喜欢盖棺论定的武断作风而言，充满了魅力。他凭借二十万言传神的历史学素描，赢得了许多读者的青睐。作者自称此书是在尝试一种“历史研究的大众化”，但它的价值实在远非“通俗化”三个字所能概括。人们所以会产生想认识过去的激情，因为他天生地具有好奇心，想要重读并且重新理解往日那些有声有色的事件、有血有肉的人物，想身临其境般地去感受他们的生存状况。尽管自诩“深刻”的历史学家日益醉心于追踪人物和事件背后的关系、观念或者规律，历史学的关照最终仍须回归到对具象的描述。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外在现象”才是他的生命与真谛所在。如果我们真正地走进历史而不是凌驾于历史之上，历史所特有的魅力就会自然散发开来。
《影像史记》 颠倒黑白《新中国•；1949》（1）（图）
《新中国•；1949》：影像叙事学的一个文本分析 意识到历史纪录片叙事功能的片子在我看来今天依然不多。作为标本，我愿意以央视16集纪录片《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