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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个栏目的功能很大意义上是在娱乐、宣传和教化，很难在二者之间找到有机的统一。同样，栏目操作要遵循的一个原则是效益的最大化，这就是规模化操作，系列化播出，仅这一条就往往会违背纪录片的特性。有时候，盲目追求系列化往往会不得已舍弃很多选题。纪录片与专题片：这是个老话题，也是国际上的一个伪命题，但在中国则意义重大。二者的划分在中国大大增强了学术话语的鲜明性，通过这种约定俗成的解释，学术史上的许多迷雾可以拨开。从栏目化的角度，这种区分同样有意义。事实上栏目化播出的许多纪录片基本上都有很强的专题片性。比如：要求有完整的结构、故事性强、说明一个道理、有相当篇幅的解说、样式上比较工整等等。真实电影与直接电影：纪录片与专题片的概念可能很容易模糊一些选题的性质，对于栏目来说，使用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可能更容易理解。在时间紧周期短额情况下，利用口述是讲故事的一个有效方式。而直接电影则完全依赖于事件和人物自身的发展，长时间蹲守的要求较高。而许多优秀的纪录片大都是蹲出来的，而一个栏目是不允许这样奢侈的拍摄行为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允许开这个先例的。许多时候，面对一个好选题我们都必须理智战胜感情，忍痛割爱。因为有口述，真实电影的模式成为我们栏目一直在推广的创作思路。
我们都承认，〃栏目化〃保证了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合法性存在，也培养了中国的电视纪录片观众，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没有这个前提，中国的纪录片依然只能以孤独和艰难的“地下“独立制片的形式存在，但这种栏目化生存与纪录片个人创作之间又矛盾重重，失却“耐心”和“从容”的纪录片创作，很难有真正精品的诞生，事实上，正是由于栏目化或商业化的约束，使一些人无法张扬自己的个性，又重新退出了体制，回到〃自由边缘〃的状态。挣扎于体制内外，也是现在许多纪录片人的真实状态。分析我们所经营的这个纪录片栏目，列出以上的这些矛盾概念，是从《纪录片》到《见证》近三年的运行实践的感受，希望可以为学术界提供一些可供分析的样本。毕竟，纪录片是需要呵护的，我们期待通过深入细致的学术探讨，为中国的纪录片发展勘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超越栏目化：纪录片的使命及其实践
一年前的春夏之交，“非典”成为整个社会的新闻焦点，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关注这个主题。人们敏锐地扑捉每一点关于这个病魔的信息。报纸因此造就了一些名记者，电视栏目造就了多个名主持人。其实没有人知道，新闻界的最高纪录是我们《见证》栏目创造的，我们有两个编导在最危险的时刻深入到最危险的地坛医院，历时整整两个月，他们不仅匿名充当了新闻频道直播节目的前线记者，而且为许多媒体牵针引线，提供素材。非典过后，在人们开表彰会的时候，我们的编导却在精心的编辑自己的纪录片，当这部名为《地坛医院60天》的纪录片播出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和这部纪录片同时播出的还有我们同时拍摄的一个胡同居委会和一个警察小分队的非典故事。没有鲜花和掌声，没有敬佩的眼光，当然也没有高收视率，我们只是履行了一个纪录片栏目和一个纪录片人的责任和使命。这就是尽可能地完整真实地纪录事实真相，尽可能专业艺术地再现现实的面貌。如此，我们就必须牺牲时效性，如此，我们就必须花费更长的周期，如此，我们就必须耐得住寂寞。因为我们是一个纪录片栏目。从创办伊始到现在，这一点我们一直非常清醒。
前世今生
上面讲的这种现象，可以大体上概括一个纪录片栏目的特征，同样也道出了我们栏目的某种价值取向。结合央视一套节目改版，原《纪录片》栏目改版为《见证》栏目，除了延续一贯的纪录片品格外，新改版的栏目以全新的面貌出现。我们与新闻节目制作中心的《亲历》、科影制作中心的《发现之旅》开始共同经营这档晚间纪录片栏目。自2003年5月播出以来，栏目运行已经一周年了。就我们一年来的实践来看，基本上是在尊重纪录片创作规律和尊重栏目运行规律之间找平衡。一个栏目的改版通常是创新的契机。“一个晚间纪录片栏目的使命是什么？”，这是栏目最初的创新动力，从宏观的角度，根据纪录片的特性，我们确定了“记录时代进程”的宗旨。力图通过“真实就是力量”这样的理念，培养核心竞争力，通过历史和现实的关联，发掘栏目创造力，通过超越栏目化的思考，积淀媒体影响力。作为尝试，我们用一年的时间创作了两部10集纪录片《房子》和《与汽车同行》，我们的一个基本理念是：住房和汽车正在改变中国。围绕住房和汽车，中国人又经历了什么，历史又告诉了我们什么。这两部纪录片从中国人的生活史和心灵史的角度，勾勒出中国跨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很难说我们完成的很好，但聊以自慰的是我们毕竟填补了两个极其重要的空白。我想说的是，这样的选题应该是超越栏目化的特别制作。再比如，从年度整体规划上，我们固定年初制作播出《年度记忆》，以农历甲子为单位，回顾历史上的这一年。年末制作播出《影像年鉴》，以纪录片的形式对中国时代变迁进行年度备忘。既涉及国计民生的政策流变，又涉及民间生活的潜移默化，也同时涉及思想观念的细微脉动，目的是用影像见证中国变革的轨迹。所有这些选题没有一种超越栏目化的视野，都很难达到它所应有的深刻和精致。
《影像史记》 快意恩仇与忍辱负重纪录中国20年（6）
纪录片的栏目化运作一直以来是困扰我和我的同行的一个大问题，去年我曾专门写文章道出了我的诸多困惑，（参见《现代传播》《纪录片栏目化生存的困惑与冲突》一文）当然，我所理解的纪录片概念要宽泛得多，在我眼里，纪录片代表的是现实观察、历史真相、媒体立场、主题思考和民间话语，而与娱乐化所要求的刺激、噱头相去甚远。年初，凤凰卫视新年度推出的一档节目《凤凰大视野》，引起我的注意，这完全是一档超越栏目化运作的节目，它所有选题及其所起到的作用，为我的思考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佐证，超越栏目化的命题也就逐渐清晰。这就是说，纪录片应该对涉及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个人的重大问题发言，必须站在国家大台或者代表华人媒体来进行发言。当然，提出“超越栏目化”的命题，并非要否定栏目化在中国电视发展中的作用，事实上，正是因为频道专业化和节目栏目化的改革与实践，中国的电视传媒才确立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正是因为各个专业频道的相对独立和运行，依托各个栏目自身的建构与创新，电视节目形态和格局才发生了巨大变化，促进了电视媒体的繁荣与强势。栏目是一个电视媒体的基本单位，没有名牌栏目的频道，是很难赢得观众的。但同时必须承认的是，栏目只是电视节目的一个形式因素和结构因素，电视形态是有穷尽的，特别是遵循影视艺术规律的形态是有穷尽的，真正的创新永远是选题和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探讨纪录片的栏目化方向似乎是徒劳的。对纪录片而言，栏目化很难说不是一种束缚，这种束缚由定位、由风格、由模式构成，在这样的束缚下，纪录片失去的很可能是特有的视野和力量，减弱的很可能是艺术感染力和作品意识。按我的理解，纪录片是一个频道的封面文章，是一个电视台的宏观思考，是一个国家媒体的影像记录。再细一点分析，纪录片是代表媒体立场所进行的一周的“特别关注”，是每月的“特别策划”，是年度的“特别珍藏”。而所有的这些努力并不是一个栏目所能承担的，一个栏目只有怀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超越心态，才能体现出纪录片应有的大气和视野。
鉴于纪录片集《时间的重量》无论从运作模式还是创作形态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根据2003年一年来的操作经验，2004年我们决定再次组织全国优秀纪录片导演，创作50集纪录片《时代的面孔》。“变迁”作为主题词，贯穿了《时间的重量》的全篇，《时代的面孔》将再次强化“变迁”的概念，并将时间跨度扩展到20年、30年甚至50年，更加生动地表现共和国的历史和现实变迁。“前世今生”，将是我们的主要表现模式，所谓“前世”，就是有历史影像基础，“今生”，就是现在的故事。《时代的面孔》将首次依托电视纪录片语言，对“老照片”进行规模化的影像重审与重构，在一定的时空与心理距离之外，截取不同时间段上的历史切片（时代），放大照片链接的时间与空间，发掘出潜藏其中的个人体验（面孔），还原一种属于个人的历史记忆，照亮尘封的历史细节。可以预见，这样的规划和这样的表现，无疑是一种构建民族影像志的有益尝试。
影像志
就我的理解，栏目的形态本质上是一种影视叙述语言，旧有的三大形态：新闻、娱乐和教化，已经无法满足日新月异的电视发展趋势，专业化分工愈来愈细，由此诞生的人物专访、焦点分析、现场连线等类栏目，已经在充分挖掘了影视这种现代化传播手段的应有潜力，将平面媒体所特有的滞后性，广播媒体所缺乏的视像传播，一一超越。对电视而言，纪录片作为一种成熟的影像叙述语言，是适合做大文章的，本质上，应该超越栏目化的束缚。我们有责任为观众提供观察现实的历史视角，提供书写历史足可参考的真实影像。纪录片所面对的是整个时代。站在更高的角度，透视历史和现实中国。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剧变的时代。这